近日，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先生接受媒體書面採訪，將其支持銀行引入戰略投資者尤其是境外戰略投資者的理據全面告白於天下。
到目前為止，共有22家境外金融機構和國家電網、上海寶鋼、長江電力等中資企業作為戰略投資人入股了17家中國的商業銀行，投資總額超過126億美元。劉明康認為，這樣做的好處有二:一是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多元化之后，國家財政就不可能再為商業銀行的經營虧損"埋單"，否則就有悖於市場公平競爭的原則﹔二是由於銀行不會重蹈道德風險的覆轍，隻能將引資改為引智，可以達成銀行"最終目的是要‘花錢買機制’"、迅速提高核心競爭能力的改革最終目標。
如果銀行果真對政府注資無望且依市場規律行事，那就鏟除了滋生道德風險的土壤。改制、引入戰略投資者和上市這三步曲，目標是為了實現股權多元化，股權多元化成為核心。像劉明康先生所認為的，"股權多元化不僅從體制上消除了商業銀行指望國家救助的道德風險，而且在法理上排除了國家再度"輸血"的可能，高標准的監管問責制也才能夠實施"。
然而，股權多元化是否能從制度上切斷國家的"輸血"機制，建立和完善自身"造血"機制，我們需要追問兩個問題:第一，盡管通過上市等手段實現了股權多元化，但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主要所有者是誰?對於四大國有銀行來說，這一點非常明確，由於對戰略投資者的入股有嚴格的上限規定，果真循此規定，這些銀行的主要所有者仍然沒變。一旦有難，主人焉能袖手不理?
第二，這些國有銀行佔據我國金融市場份額的60%以上，千鈞重擔系於一身，對國家的經濟安全有嚴重影響，所謂牽一發而動全身。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旦有風吹草動，有關部門即便不是為了拯救這些銀行，就是為了中國經濟的安全與發展，也勢必出手相救。
事實上，1999年，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剝離四大行14000億元不良資產時，有關方面就曾經說過"下不為例"，因為這些部門也意識到如果再次剝離，容易產生嚴重的道德風險，不利於四大銀行依靠自身努力進行改革。但隨著改革路徑的外向化，以及這些銀行壞帳率的再次上升，有關部門隻能改弦更張，再次予以注資。
劉明康先生所說的理論並不深奧，也能為市場人士所首肯，但問題在於，在市場轉型這樣復雜而關鍵的時刻，事實並不能追隨理論而行。我國的上市公司都實行了股權多元化，仍面臨著內部人控制的問題。
實際上，不到位的產權保護很可能使產權形同虛設，另一方面，國內股市對於國有股、法人股與普通流通股的不同控制，使得上市公司的股權成為不完全產權，股民已經無奈地習慣了不能行使股東所有權利的狀況。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有關部門才寄希望於銀行海外上市，近日，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先生在新聞發布會上也提出央企上市"先海外后國內"的路線，一條改革路徑之所以能成為主流路線，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而在國內上市無法培育市場競爭力想必是重要理由。
正因為如此，我們更有理由對國家對銀行是否能夠真正切斷那些或明或暗的輸血管道，持審慎懷疑態度，外因畢竟要通過內因起作用。內因不變，過多指望外援，還冀望數利兼得，不是求實的態度。
一切有待於時間的檢驗，現在下"輸血休止"的結論，未免過於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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