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富裕階層和知識精英正成為新一輪移民的主力軍。移民熱會不會引發人才、資金大規模外流?在國人移居海外的現象背后,又帶給我們怎樣的思考?

冷靜面對“新移民潮”(經濟熱點)

本報記者 曲哲涵 許志峰 田俊榮

2011年05月23日04:58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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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估計,1999年以后的10年間,中國內地有200萬人合法獲得外國“綠卡”

  周六,北京東方杰聖的移民咨詢課。十幾平方米的小會議室,滿滿當當坐了34人,其中大多數是衣著挺括、文質彬彬的中年夫婦。

  “我太太完全不懂英語,在那邊能行嗎?”

  “魁北克移民和聯邦移民哪個更容易?”

  “溫哥華和多倫多哪座城市對孩子教育更好?該選擇華人子弟比較少的學校嗎?”

  ……

  人們七嘴八舌地提問,對遙遠的異國生活滿是好奇。

  網上的移民廣告、手機裡的移民信息、競爭激烈的移民中介……移民,正悄然成為國內部分中高收入家庭間的熱門話題。

  “改革開放后中國人的海外移民,經歷了三個階段。”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機構協會會長、東方杰聖咨詢有限公司總裁齊立新介紹,“第一階段是1979年到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國家公派為主,伴有海外團聚、探親及自費留學等。第二階段是90年代中期到2003年,其間更多的國家敞開了技術移民大門,但這種技術移民不是精英移民,更不能稱之為精英流失,因為其中有很多以低端勞動力為主的職業,比如保姆等。第三階段始自2007年,隨著中國經濟騰飛,特別是樓市升溫、股市大漲,一部分人積聚了相當的財富,投資移民迅速增長。”

  據了解,目前中國公民進行海外移民的主要國家中,投資移民方案最低投資額分別是:美國50萬美元(約330萬元人民幣),加拿大80萬加元(約550萬元人民幣),澳大利亞80萬澳元(約454萬元人民幣),新加坡150萬新元(約962萬元人民幣)。這樣的額度,那些較富有的家庭可以承受。加之2009年起,經歷國際金融危機重創的歐美國家,為吸引外部資金,將投資移民限額逐步放寬,大大推動了中國公民的海外移民進程。“我常開玩笑說:在北京二環以內有房的居民,都具備移民的經濟實力。”齊立新說。

  國人移居海外的步伐的確在加快。據加拿大移民局數據,2009年加國投資移民全球目標人數為2055人,而中國內地佔了1000名左右。而在投資移民之外,技術移民是一個更龐大的群體。業內人士介紹說,技術移民數量與投資移民相比,大約為20︰1。有人計算的結果是:平均下來,中國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的精英人士向加拿大移民局遞交移民申請。加拿大家園網數據顯示,2011年加國移民部在吸收移民總數不變的情況下,將減少亞太地區移民總數,但北京簽証處是個例外,總目標數由去年的7785人增至9425人,增幅超過21%。

  不僅僅是加拿大,近10年來,中國的高知人士、富裕人士紛紛入籍澳大利亞、加拿大、新加坡、美國、新西蘭等國。據齊立新估計,1999年以后的10年間,中國內地有200萬人合法獲得了外國“綠卡”,其中獲加拿大“綠卡”的超過40萬人。

  為何覺得“外面的世界精彩”

  ■教育環境、生活環境有吸引力,業務拓展方便,社會保障完善,財富氛圍更安全

  “丈夫的生意在北京,孩子一直在北師大附中讀書,但因為不是北京戶口,還得回原籍高考。我們想,反正孩子將來是打算出國留學的,不如趁早移民到加拿大去,這樣孩子可以直接參加美、加兩國的高考,獎學金門檻也低許多。”在移民中介處,記者遇見了前來咨詢的顧女士。

  為孩子的教育“出去”,已經成為當前移民熱的重要推手。“目前申請移民的主力軍是40歲左右的人群,都是為了給孩子更好的教育環境。他們認為國外的教育制度、教學質量以及人才使用等方面做得更好,希望把孩子送出去讀書、就業。一個學生出國念大學四年的平均費用達80萬元人民幣,這個費用與舉家申請投資移民的成本差不多,所以很多家庭干脆在孩子中學階段移民海外,這是當前移民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齊立新說。

  據教育部數據,2010年國內有近100萬名學生放棄高考,其中出國留學者佔21%。與此同時,被稱為“美國高考”的SAT考試,每年的招生人數從2003年的一兩百人,猛增到今年的1萬多人。

  除教育環境的吸引力,人們選擇移民的主要原因還包括:

  ——更便利的海外業務拓展身份。目前國內的企業家要去美國考察,辦簽証的周期至少一個月,而且拒簽的可能性極大。有時雖然拿到了簽証,但已錯失商機。相比中國護照的13個免簽國家,持有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國家的護照意味著更大的方便和高度的國際化。

  ——更健康的生活環境。齊立新說:“一位河北的大姐在渥太華下了飛機就驚呼:‘空氣太好了!這輩子再也不想看見大煙囪了!’每年北京沙塵暴最厲害的時候,也是我們簽客戶最多的時候。”他說,近年來國內不斷爆出的食品安全問題,也讓一些人萌生“去意”。

  ——更完善的社會保障。住房、醫療、養老等時下國人的“不能承受之重”,在國外似乎更容易解決。“在北京史家胡同買個一居室,足以在渥太華買幢200平方米的獨棟別墅,美國的房價還要便宜,新加坡政府保証‘居者有其屋’﹔在加拿大,公民享有終生免費的醫療服務、孩子有牛奶補貼、養老金覆蓋所有人群……”這樣的對比,難免令人心動。

  ——更安全的財富氛圍。“過去10年,一些社會群體在資產迅速膨脹的同時,社會地位和企業發展空間卻遇到了瓶頸,他們處於一種很尷尬的狀態。國內的投資環境離法治化和規范化還有距離,許多投資渠道限制民營資本進入﹔此外收入差距拉大,導致社會上對財富‘原罪’的追問以及‘仇富’心態滋生,也強化了他們移民的動機。”齊立新說。

  海外移民對中國影響有多大

  ■人才外流比例並不大,資金有外流但也有大量外資進入,正常移民不可能掩護貪官外逃

  與前兩撥移民熱的人員構成不同,新世紀移民大軍的主力由富裕階層和知識精英組成。

  ——移民會造成人才外流嗎?

  2007年,中國社科院發布《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移民輸出國的同時,中國流失的精英數量也居世界之首。有文章指出:“自1978年以來,有106萬名中國學生留學海外,僅27.5萬人回國。流出海外的78.5萬青年才俊,相當於30所北大、30所清華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院長李路路卻認為,中國人口本來就多,不能單從精英出國的絕對數量較多就判斷人才大規模流失。“雖然我們感覺移民海外的高知人員和富裕家庭的絕對數量增加了,但較之日漸擴大的智、富群體,絕對比例並不高。”

  美國列文研究所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表明,從1996年到2006年,回到大陸的“海歸”增長了5倍之多。另據教育部統計數字,2009年中國出國留學人員達到22.9萬人,比上一年增長27.5%﹔留學回國人員達10.8萬人,同比增長56.2%。也就是說,回流人員的增長幅度已大大超過了出國人員。

  “國內發展的環境越來越好,吸引很多人學成歸來,還有一些人處於觀望狀態。我的一些學生,以及身邊的一些教職人員,在國外拿了學位和國籍,又重新回來工作定居。”李路路說,“人才外流的情況確實存在,但並不像有的媒體報道的那麼可怕。更何況國外移民法對移民數量也有嚴格的控制,不可能無節制地吸收我國人才。此外,中國近些年的高速發展充分說明所謂‘中間階層的集體流失’並不存在。”

  “要看到,目前的移民是雙向的,有人出去,也有人進來,我們不能隻盯著出去的那部分人。發展中國家居民大量移民來華,發達國家居民來中國定居的人數也在增長。”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賈西津說。

  ——移民會引發資金外流嗎?

  統計顯示,即使隻按最低投資額度,僅2010年從中國流向加拿大的移民財富就達幾十億元人民幣。而“官員考察不歸”、“子女海外一擲千金”等諸如此類的消息也不時刺激著公眾神經。

  “說到資金問題,不要隻盯著‘外流’,中國每年不也在吸引大量外資嗎?資金跨國流動是基於市場規律和公民個人意願的理性選擇,特別是教育消費。” 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說。

  ——移民會掩護貪官外逃嗎?

  “貪官外逃、轉移資產的問題有多嚴重,目前尚無確切統計。”齊立新說,“但可以肯定,正常的移民渠道不可能成為貪官外逃的通道。以加拿大為例,投資移民法律法規多達數百頁,對申請人的每一項資產來源都做嚴格的規范。單憑長達兩三年的審理期,貪官污吏就受不了。”

  葛劍雄認為,現在之所以有貪官移民外逃現象,說到底還是相關制度有漏洞,並不是移民的問題。“對官員移民,要做好因私護照管理和財產清查審計。”

  “移民是一個比較綜合的動態行為,尤其是跨國移民。僅從絕對數量的變動來判斷是否出現新一輪移民潮並不科學。”葛劍雄認為,判斷移民是否已成“潮”,要全面掌握移民海外人口的絕對數量、移民結構等,但目前還沒有權威部門給出公開、准確、全面的數據。因此很難判斷這種現象是局部、暫時的,還是全局性、趨勢性的。

  “新移民潮”背后的思考

  ■移民熱折射出國內發展環境的一些“不適”,應在成為“經濟大國”后進一步構建“宜居大國”

  “社會上對移民問題過分敏感了。”北京的白領徐女士剛剛拿到移民加拿大的簽証。她在國內的工作、收入都不錯,而申請移民“只是想換個環境,給人生多一些選擇。就像現在大都市的一些年輕人會辭掉工作,去麗江開個小店,呆上幾年,蠻輕鬆愉快的。”徐女士說她的很多同學都辦了移民,有些還選擇了跨國婚姻。“都21世紀了,世界更像個‘地球村’,有條件的年輕人出去看看有什麼不好?更何況將來也許還回來,畢竟根在這裡。”

  賈西津認為,經濟全球化大大提高了國家和地區間移民的自由度和吸引力。“對於知識精英來說,發達社會所能提供的公平機會或許更多﹔而對於財富精英來說,也許更能滿足他們對穩定的期許。”

  有學者指出,精英移民海外后並不是單純養老,會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促進中國和發達國家交流與合作的橋梁。從長遠來看,人才的國際化流動,在資本、技術輸入以及國際合作等多方面有著積極而重要的意義。2009年聯合國發布的《人類發展報告》稱,僅2007年中國的海外僑匯就高達320億美元,平均每個中國人分到25美元。中科院文獻情報中心數據表明,在2001到2005年間中國科學家同美國學者合作發表的論文中,七成都有海外華人學者的參與。

  “應該以開放、自信、包容的心態對待移民熱。”葛劍雄認為,這是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很多國家和地區都曾經歷過。“亞洲四小龍在上世紀50、60年代曾有過大規模移民歐美的經歷,但隨著經濟發展、各項社會制度的完善,80、90年代后大量人才回流,反令經濟社會發展從中獲益良多。隻要我們改善吸引人才的條件,從管理、文化上暢通人才回歸的渠道,他們早晚都會回來。”葛劍雄說。

  “但人口相對集中的流動畢竟反映了社會環境的諸多‘不適’。目前部分精英舉家移民的狀況,值得我們思考:國內的發展環境有哪些不適宜?人們移民海外的目的不一定是謀求財富,而是追求一種人文價值取向,比如更寬廣的發展空間,更好的教育制度,更優的生態環境等等。中國在經濟崛起后,還需要補上什麼?由此可見一斑。”

  “如何留住人才和財富?還是要下決心營造人盡其才、合法財富受到保護的環境。”葛劍雄說,“許多人移民海外,不是因為國內的物質條件差,而是覺得發展環境還達不到自己的要求。”他指出,留住人要靠進一步深化經濟社會領域的改革,比如加快發展教育,讓中國的孩子有足夠的大學讀書﹔完善國內相關立法,保障個人財產安全﹔繼續完善社會福利制度,建立起惠及絕大多數民眾的醫療、養老等保障體系﹔調整收入分配結構,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等等。

  移民的人數每天都在刷新。但願他們遠去的背影,能引發全社會對吸引人才與善待財富的思考,並推動我們在成為“經濟大國”后進一步構建“宜居大國”,加快經濟社會各層面的改革,為個人的發展和生活創造更好的環境、更大的空間。

(責任編輯:蘇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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