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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GDP崇拜”能否終結?

2011年01月17日08:42    來源:《中國青年報》     留言 0 條     手機看新聞

  今年是實施“十二五”規劃的第一年。中央關於“十二五”規劃的《建議》指出,“十二五”時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

  筆者認為,實際上,“關鍵時期”與“攻堅時期”這二者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邏輯關聯,從一定意義上說,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正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的攻堅時期﹔而攻堅時期要特別避免“GDP崇拜”——我國在前一時期的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必須迅速加以改變,從而使經濟長期發展(具有可持續性)、平穩發展(經濟與生態、社會、文化、心理之間協調)、較快發展(既非零度增長但也不是最高速增長)。所以,“十二五”規劃的要義在於:“增長”並不等價於“發展”。GDP目標仍應被作為“十二五”規劃的重要內容,只是其側重點不再是GDP增長率,而是居民收入佔GDP的比重以及經營效益、資產質量對GDP的貢獻率,這意味著GDP目標應在“十二五”規劃中成為推進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標尺。

  然而,有報道稱,國內不少省份推出的地方版“十二五”規劃——提出5年內GDP總量翻番,實現15%的年均增長。

  我以為,不同的發展規劃觀可以反映出不同的取向:一個是傳統的取向。這種發展規劃觀仍然保留著濃厚的“GDP崇拜”特征,即,以GDP增長情況來衡量一個地區的發展水平,同樣也就會以之來衡量領導干部的政績狀況。一個是科學的取向。這種發展規劃觀避免了“GDP崇拜”,而是注重以人為本的綜合協調發展,即,在重視經濟增長的同時,重視民生福祉、重視社會公正、重視幸福感受、重視綠色發展。

  任何一種發展觀必然自覺或不自覺地涉及對以下一些重要關系的處理:長遠與眼前、全局與局部、經濟與社會、人類與自然、物質與精神。以“GDP崇拜”為特征的傳統發展觀,所呈現出的實際效應表現為,隻注重眼前而忽視長遠,隻注重經濟而忽視社會,隻注重人類而忽視自然,隻注重物質而忽視精神。

  因此,傳統的發展觀是一種單一的、片面的、偏頗的發展觀﹔而嶄新的發展觀則是綜合的、協調的、辯証的發展觀,科學發展觀就是其典型代表。

  如果說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時期,我們對於“GDP崇拜”還處在一種無意識狀態的話,那麼,隨著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實質上已經從發展理念和發展原則的高度上指明了“GDP崇拜”的病態及其危害。所以,如果今天在發展理念和發展原則上仍然存在並在發展實踐中仍然表現出“GDP崇拜”的話,可以說,就多少帶有一種非理性的症候。

  從一般意義上講,GDP只是說明經濟增長數量的一個指標,甚至從最通俗的角度講,只是表示經濟活躍程度的一個指標。例如,修建一座橋梁,計入GDP一次,把這座橋梁拆除,又計入GDP一次,卻不能說明經濟增長的品質高低。經濟增長的品質必然通過經濟增長對於社會發展、人民幸福、生態保護等方面的貢獻率來說明。

  無意識狀態之下的“GDP崇拜”情結,可能是導致中國后發劣勢的一種典型症候。科學發展觀是造就中國后發優勢的指導思想,而在科學發展觀提出之后,如果仍然存在“GDP崇拜”情結,則可能導致中國形成雙重后發劣勢的一種典型症候。

  在今天的中國,發展環境中已經存在或潛在著多種重大問題,如果再以“GDP崇拜”取向去進行發展規劃和從事發展實踐的話,無疑將會進一步引起生態環境風險的驟增,社會風險的增加,在極端的情況下,導致發展的終極目標(社會進步、人的全面發展)的徹底喪失。

  “GDP崇拜”這一發展目標的“鴉片”或“迷幻劑”,所帶來的后果必然是,非理性發展的走火入魔,使發展之路誤入歧途。因此,為了糾正以“GDP崇拜”為特征的非理性發展觀給中國帶來的消極效應,應該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在以人為本的前提下,堅持統籌兼顧的理念,確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取向。

  首先,仍然應該重視GDP,因為經濟增長是社會發展和人類發展的前提條件﹔但是,同樣應該重視人均GDP、綠色GDP、幸福指數等。如果說“GDP崇拜”,表明了某種非理性的目標追求或病態的價值取向的話,那麼,重視人均GDP則表明了重視民生狀況的取向,重視綠色GDP則表明了重視生態環境質量的取向,重視幸福指數則表明了重視人的全面發展的取向。

  其次,由於官員考核評價機制、官員的政績觀對於一個地區的發展規劃觀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因此,不斷完善這兩個方面的制度化措施,對於盡早終結“GDP崇拜”,無疑具有關鍵性的作用:

  一是,進一步完善GDP核算機制。目前,我國GDP核算採取國家和地方獨立核算機制,而非簡單的加權匯總。從理論上講,由於重復統計、統計資料來源和系數不一致等問題,國家和地區GDP存在一定差距不可避免。關鍵是,這種核算誤差長期以來超出了一個合理范圍。地方GDP之和高於全國核算數據,這一情形,已不是統計技術層面的因素,一些地方片面追求GDP增長率,追求“政績”才是問題的症結所在。因此,必須從根本上解決地區與國家GDP差距過大的問題。

  二是,進一步完善干部考核機制。中共中央辦公廳新近印發的《關於建立促進科學發展的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考核評價機制的意見》,明確提出了“加重民意分,降低GDP比重”。可以說,過去唯GDP是從的政績考核理念已經到了進行重大變革的時候了。而強調結構調整、民生改善、綠色發展等,應該成為新的領導干部考核評價體系的關鍵詞。沈杰
(責任編輯:聶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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