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行業收入差距擴大至15倍 躍居世界之首 (3)--經濟頻道--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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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行業收入差距擴大至15倍 躍居世界之首 (3)

宋曉梧

2011年02月10日11:25    來源:《經濟參考報》     留言 0 條     手機看新聞

  第一、初次分配中農民工工資長期被過分壓低。從事同樣的工作,城市職工比農民工工資高一倍甚至兩倍。

  2008年廣州、深圳、杭州、南京、東莞、上海、無錫、蘇州、寧波等長三角、珠三角九個城市,出口加工企業中農民工平均工資與當地城市職工平均工資相比,很少超過40%的,差別最大的東莞,城鎮職工平均工資每月3293元,農民工是971元,不到城鎮職工的30%。

  最低工資標准國際上一般是社會平均工資的40%-60%,這意味著東莞等地農民工工資連最低標准都達不到,難怪他們要用腳投票,鬧民工荒。多項研究成果顯示,如果按現代勞動力市場規律辦事,反對就業歧視,實行同工同酬,上億農民工每年至少可多得約3千至5千億元,遠高於免除農業稅、家電下鄉補貼等惠農措施。多年累積下來,僅農民工工資欠賬這一塊,對擴大消費、縮小城鄉差距的影響就極其巨大。

  可以比較一下日本工業化過程中的農業勞動力轉移。1955年到1975年,日本平均每年有72.5萬農業勞動力轉移到城市,20年之內完成了農業勞動力的轉移。日本沒有“農民工”的概念,更沒有“第二代農民工”的現象,日本的農民從農村遷出后,14天之內憑“譽本”就可到所遷移地的政府登記,變為當地人,他們的子女如是適學兒童,必須在3天之內到當地教育委員會報到,與當地兒童一樣安排入學。經過30年的經濟起飛,我們還在研究所謂“第二代農民工”問題,其關鍵在於城鄉戶籍制度以及城鄉公共服務體系的行政分割。戶籍制度是典型的行政手段,積極穩妥地改革戶籍等一系列行政分割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政府責無旁貸。

  第二、初次分配中行業收入差距過大。

  根據去年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國証券業的工資水平比職工平均工資高6倍左右,收入最高和最低行業的差距達11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工資研究所發布的最新數據,這一差距又擴大到15倍。如果把証券業歸到金融業一並計算,行業差距也高達6倍。其它市場經濟國家的行業收入差距,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際勞工保障研究所提供的資料,2006-2007年最高和最低行業工資差距,日本、英國、法國約為1.6-2倍左右,德國、加拿大、美國、韓國在2.3-3倍之間。

  日本在經濟起飛的后期,上世紀80年代,金融行業平均工資水平只是制造業的1.38倍。這些國家金融行業的高工資並不是由其行業的特殊性造成的,而是由於金融行業對知識的要求比較高,從業者受教育年限較長,付出成本較高,因而要求的回報也相應較高。在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勞動力自由、合理流動,行業工資差距其實是各個行業從業人員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差距。從目前的資料看,中國行業收入差距已躍居世界之首,已經超過巴西。如此巨大的行業收入差距是市場競爭的結果嗎?顯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市場准入方面的行政限制帶來的。國家發改委就業和收入分配司編輯出版的《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08)》分析認為,行政性壟斷行業的收入有三分之一是靠各類特許經營權獲得的。再深入分析還有資源稅、資源產品價格等問題。打破行政性壟斷,合理調整行業之間的收入水平以及推進與此相關的資源稅、資源產品價格改革當然是政府的責任。

  第三、初次分配中工資集體談判機制不健全。

  在供大於求的條件下,一般勞動力價格會被壓低,工資水平相對較低有其部分合理性。但是,現代勞動力市場中的工資水平不僅受到供求關系的影響,還要受到勞資集體談判的影響。自1949年國際勞工組織通過集體談判公約后,集體談判已經成為市場經濟國家調整企業工資福利的通行規則。但我國至今尚未形成完善、有效的集體談判機制。正如去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關於檢查《工會法》實施情況的報告所指出的,企業工會干部大多數是企業的中高層管理人員,這種情況造成工會干部很難真正代表職工的利益。去年南海本田罷工事件中,當地工會公開站在雇主一邊,要求工人立即復工並與罷工工人發生沖突,被學者稱為“世界勞工史上的奇聞”。可以說,工會組織為勞動者維權的作用尚未充分發揮,是我國勞動報酬比重低於一般市場經濟國家的重要原因。由於缺乏有序、有效的集體談判機制,我國企業內的勞資糾紛多以無序方式展開,其中集體爭議案件大幅度上升,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大因素。

  此外,我國雇主組織的作用也遠沒有到位。勞動力是跨企業、跨行業流動的,如果集體談判僅局限於單個企業中的職工與雇主之間進行,很難避免攀比效應,多數情況下會推動工資福利的過多增長。要協調行業的工資福利水平,並進而協調不同行業的工資福利水平,就要建立跨行業、跨地區的處理勞工關系的雇主組織。

  我們不能也不應當重蹈一些國家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勞資劇烈沖突的覆轍,在勞動力市場發育時期就要注重勞動力供求主體組織行為的形成。在當前形勢下,勞動力市場供求主體的組織行為不僅有利於平衡勞動報酬與資本收益之間的關系,還可以起到反對官僚主義,監督腐敗行為的作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工人的組織權、談判權、罷工權如何界定,雇主的組織權、談判權、關廠權如何界定,應當提到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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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喬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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