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唯GDP論成全國共識 幸福指數將成導向--經濟頻道--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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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唯GDP論成全國共識 幸福指數將成導向

李靜睿

2011年03月03日18:26         手機看新聞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別了,GDP崇拜

  2月中旬,從鄰國日本傳來消息:中國GDP總量首超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然而,在剛結束的地方“兩會”上,北京、上海、廣東、浙江、山東等經濟發達地區公布的“十二五”經濟增速目標悄然調低至個位數。

  此前在十七屆五中全會上,《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未提及有關GDP增速的量性要求。
中國新聞周刊封面:別了,GDP崇拜


  30年前,從文革中走出的中國,開始將經濟建設作為自己的中心,GDP一時成為衡量經濟發展快慢的“硬指標”,當人們把目光聚焦在“硬指標”的時候,導致了貧富差距拉大,社會不公等現象的發生。

  人們在重新思考一個常識問題:經濟發展到底為了什麼?

  早在2006年,胡錦濤主席在耶魯大學演說時就明確提出要“關注人的價值、權益和自由,關注人的生活質量、發展潛能與幸福指數”。溫家寶總理近年來也多次強調: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在近期召開的地方兩會上,“幸福”成為各地政府工作報告以及“十二五”規劃中的高頻詞。

  告別GDP崇拜,締造幸福中國。已經到了付諸實踐的階段。“幸福指數”作為一種政治導向的輪廓正在不斷清晰,而它如何通過全國“兩會”轉化為全社會的行動,將是各方關注的焦點。

  走到盡頭的“唯GDP”

  沒有GDP是萬萬不能的,但唯GDP也是萬萬不行的

  2011年2月14日,情人節那一天,日本內閣公布了最新的經濟數據,2010年度日本名義GDP總值為54742億美元,這一數字較中國同期少4044億美元。幾乎所有的國際媒體均在數據發布后迅速發聲:持續數十年日本經濟總量僅次於美國的歷史已被終結,新興的中國,已經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早在2007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三的時候,每個人其實都已經很清楚,高速發展的中國超過經濟逐步萎縮的日本,僅僅是時間問題。然而由於中日特殊的歷史關系與現狀,這仍然引發了巨大的波瀾。甚至有人撰文考據稱,歷史上中國的GDP曾經三超日本,分別是直至清末漫長的封建社會、二戰剛剛結束以及20世紀60年代初期。

  事實上,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概念來自1953年聯合國發布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及其附表”,它是這一體系的核心指標。在經過1968年與1993年的兩次修訂之后,SNA系統已經成為當前國際最主流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被稱為經濟學界最后一位通才的薩繆爾森對GDP贊譽有加:“雖然GDP和國民經濟核算似乎有些神秘,但它們確實是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如同人造衛星探測地球上的氣候,GDP描繪出一幅經濟運行狀態的整體圖景。”連曾長期執掌美聯儲的格林斯潘也說,是GDP“把秩序帶給了本來是混亂的世界”。

  然而從GDP誕生的那一天起,對它似乎難以取代的尊崇地位的爭議就從未停止,20世紀另外一位舉足輕重的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早就警告世人,應遠離對GDP的迷信。“GDP是充滿窮人的富裕”,在來到中國的一次演講中,斯蒂格利茨如是說。

  GDP的光榮與夢想

  與其他重要經濟模式一樣,1949年之后的中國最早使用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脫胎於前蘇聯,即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簡稱MPS,這一體系適用於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國家,MPS與西方國家通行的SNA相比的主要區別,是SNA將服務部門與物質生產部門等同看待,而MPS僅核算工業、農業、建筑業、貨物運輸業和商業五大物質生產部門。

  但是MPS在中國的推行也並不順利,現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許憲春曾專業於國民經濟核算工作多年,他回憶稱,在MPS的平衡表編制工作剛剛起步的時候,“恰逢大躍進時期的反教條主義運動。這些平衡表的編制工作受到了批判,並以過分繁瑣為由停止了多數平衡表的編制。”而在隨后的文革十年中,“統計機構被撤銷,統計工作人員被下放,國民經濟核算工作已經完全陷入停頓狀態”。

  改革開放之后,統計工作重新逐步回到正軌,到了1985年,國務院才正式開始在中國探索實行SNA體系,GDP的概念從此在中國的官方話語體系中出現,但當時主要的指標概念仍為MPS下的“國民收入”,GDP僅僅作為一個附屬性指標存在,一直到1993年,國家統計局才取消了國民收入指標,GDP正式成為中國國民經濟核算的核心指標,並迅速成為社會熟知的熱詞。

  細心的人會發現,GDP在中國的地位確立幾乎與十四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確立同步。在1991年,中國的GDP剛剛突破兩萬億元人民幣,但是從1993年,即GDP正式成為核心指標的那一年開始,中國GDP持續五年每年都上一個萬億元的台階,一直到亞洲金融危機前的1997年,中國GDP達到了74462.6億元。在經濟危機的短暫回調之后,2002年GDP首次突破10萬億元大關,在接下來八年中,中國經濟總量的增長則開始以十萬億元為單位實現連級跳,到了剛剛過去的2010年,中國GDP已經逼近40萬億元,到達了以往難以想象的高峰之上。與GDP的光榮與夢想隨之而來的,是中國“大國崛起”從話語領域進入國際政治的現實層面,以及每個人都難以忽視的物質生活的極大變化。

  但是中國的GDP高速列車在行進之中,始終沒有擺脫軌道上那些惱人的障礙欄:人均GDP呢?社會公正程度呢?環境的犧牲呢?資源的過度開發呢?收入分配的方式呢?人民的幸福感呢?甚至,GDP數據本身的可信度呢?

  早在好幾年前 ,就已經有不少人笑稱,“GDP是個水貨”,因為已經多次發生過這樣的怪現象:地方公布的GDP總和高於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全國GDP數據。以去年為例,全國31省市GDP加總之和為43.0038萬億元,而國家統計局公布全國GDP為39.7983億元,高達3.2億元的差距佔全國GDP數值的比重8.05%。

  在扭曲的數據之下,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吳曉靈甚至曾經極端地建議,“由於統計科學性和地方干部扭曲的政績觀,應該取消地方政府GDP的統計”。但是看起來,這種情況還將持續下去,國家發改委已經在全國“兩會”前確認,“十二五”規劃中依然有關於GDP增速的硬性要求,正因如此,大部分專家均認為地方很難不提GDP指標,“如果地方都說不要求GDP,那麼中央目標怎麼實現?”

  肯尼迪的疑問

  很多學經濟學的學生大概都還記得,在曼昆的《經濟學原理》中,他引用了羅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競選總統時激烈批判GDP的言論:

  “(GDP)並沒有考慮到我們孩子的健康、他們的教育質量,或者他們游戲的快樂。它也沒有包括我們的詩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穩定,沒有包括我們關於公共問題爭論的智慧或者我們公務員的廉正??”

  因為曼昆的大名,這段話廣為人知,經濟學家梁小民正是它的譯者,也是最早把曼昆介紹到中國來的學者。在他看來,GDP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中最為重要的關鍵詞,他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當年正式使用GDP,是理論界的一大進步,“因為馬克思是反對把服務業算入經濟總量的”。梁小民堅持認為,對GDP的追逐帶給中國的貢獻不可抹殺,當前所謂的GDP反思,所需的隻把“唯GDP”中的這個“唯”字去掉而已,“GDP是基礎,沒有它什麼都談不上,GDP也是一座橋,關鍵的是我們要知道橋那邊通往哪裡。”

  這樣的反省也已經在官方話語中出現,在官方熱推的“可持續發展”和“和諧社會”概念之下,更多官員開始敢於公開批評GDP的局限性。2010年4月,許憲春以官方身份在《求是》上撰文名為《GDP:作用與局限》,文中稱“僅憑GDP這一指標來評價國民經濟的發展狀況,並不能得出全面正確的結論”,理由列舉了不能全面反映社會進步、不能反映經濟發展的質量差異、不能反映資源環境的變化等等。文章一出,即刻引發了外界對於中國經濟轉向的各種揣測,但許憲春迅速通過官方媒體做出了回應,稱媒體曲解了他的本意,他再次引用了薩繆爾森將GDP稱作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的話語,又強調“可以說,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更科學的指標能夠取代它”。

  隔著時空,許憲春也許是曼昆的追隨者。在上述那段肯尼迪話語的后面,曼昆做出了自己同樣精彩的回答:“GDP沒有衡量我們孩子的健康,但GDP高的國家負擔得起孩子更加好的醫療保健。GDP沒有衡量孩子們的教育質量,但GDP高的國家負擔得起更好的教育制度。GDP沒有衡量我們的詩歌之美,但GDP高的國家可以教育更多公民閱讀和欣賞詩歌。”

  梁小民也同意這一觀點:“GDP不是萬能的,但沒有GDP卻是萬萬不能的”。

  誰能取代GDP

  回溯幾年前,在國民經濟核算中加入環境因素的綠色GDP概念曾紅極一時,卻遲遲未能進入操作層面,幾乎已被確定“胎死腹中”。早在2006年,經濟學家厲以寧就提出,中國應當實行有利於可持續發展的新的GDP核算方式,將發展中涉及的自然和社會成本都考慮進去,比如應當扣除安全生產事故、突發事件以及司法腐敗帶來的各項損失。

  誰能取代GDP,這一直是經濟學界的老話題。薩繆爾森提出了一個“純經濟福利”的概念,即在GDP中減去污染、環境破壞這些對社會福利有負面作用的項目,再加上家務勞動、閑暇價值這些有福利貢獻卻沒有計入GDP的項目。但也有很多人認為,這種方式在操作上根本不可能實現。

  同樣作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一直關注福利經濟學的阿瑪蒂亞·森認為,目前不大可能發明一種全新指標取代GDP,他認為隻可能以GDP為關鍵性指標,再將環境和生活質量等因素加入其中,建立綜合指標庫。

  事實上,聯合國早已開始這樣的嘗試,1990年,聯合國在《人文發展報告》中首次提出了人類發展指數(HDI),這是一個以“預期壽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質量”三項基礎變量組成的綜合指標,阿瑪蒂亞·森正是HDI編制者之一。在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2010年,聯合國發布第二十個報告,中國在169個國家的HDI排名中僅名列第89位,這一年的報告首席撰稿人庫魯格曼在提及中國的時候說:“經濟增長本身並不一定能自動帶來醫療和教育的改善”。

  作為當前世界幾乎唯一一個拋棄了GDP模式的國家,不丹在1970年就提出“國民幸福指數(GNH)”,這個小國甚至有一個“不丹全民幸福快樂委員會”,委員會的重要工作,是將“幸福社會”的模式分成4個支柱、9個區域和72項指標,每隔兩年會通過全國性的問卷調查重新做一次評估。

  以不丹反觀中國,當“幸福”成為今年地方兩會的熱詞,已經有委員大膽提出應以“幸福指數”取代GDP之時,它的熱度會持續至剛剛召開的全國兩會之上嗎?甚至,更為大膽的揣測是,有一天我們也會擁有自己的“幸福部”或者“幸福委員會”嗎?(記者/李靜睿)

  幸福美麗——GDP轉型的寧波樣本

  “十二五”期間,寧波將圍繞政府規劃進一步完善政績考核體系,民生、民意指數權重必然增加

  早春的東海之濱,集裝箱已上船,萬噸巨輪開始緩緩起航,背后是繁忙的北侖港碼頭,如山的貨箱,還有如梭的運貨車??一個好消息經海風傳來:去年北侖港的東家寧波-舟山港貨物吞吐量躍居世界第一。


  聽到這個消息,寧波人李冉沒有表現出任何驚訝,他依舊安靜品茗、聽戲。這位來自事業單位的主管似乎和百余年前他的老鄉陳魚門性格喜好相仿:漁港船帆忙碌進出時,陳喝著茶,琢磨出了108張代表航海業各種特點的牌,並用寧波話名之以“麻雀”(音同麻將)。

  麻雀環繞家門不遠飛。陳魚門以麻將安慰或提醒船員,家門不遠,行海千裡不忘家。

  李冉對寧波“十二五”規劃中的幾個關鍵詞情有獨鐘:幸福美麗、智慧、生活品質。“這些詞更符合寧波人務實顧家、注重生活的個性”。

  從“幸福美麗”說起

  明朝兵部右侍郎范欽一度厭煩官場辭職歸鄉,以畢生精力將自己愛好藏書的興趣發揮到極致,留下了名揚天下的藏書樓“天一閣”。

  經其后人打造的家園恬淡美麗,成為江南園林藝術的縮影。李冉對前人范欽率性而生、淡然而居的理念頗為贊嘆。

  但是,在現代中國經濟、社會以電光石火般的速度發展數十年后,“幸福”似成霧中花難以琢磨。2月27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線和網民互動時,“幸福”更成為熱詞。

  兩個月前,溫家寶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與網民互動時,對幸福一詞下過定義:所謂幸福,就是要通過我們不斷的發展生產和改革開放,使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使每一個人都能過上更加體面的生活。

  “幸福美麗”出現在寧波“十二五”規劃首頁目錄當中,對象是新農村。當然,不僅僅是農村。規劃提出,要加快構筑現代都市,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其中重要內容既包括建設“幸福美麗”新農村,也包括優化城市空間布局和形態。

  自2007年連續三年被評為“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且於2009年獨奪該獎金獎的寧波,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定位幸福。根據該市資料,同樣是連續三年,寧波城市綜合競爭力均躋身全國十強,下轄縣(市)全部進入百強縣行列。

  “‘十二五’期間寧波促進社會進步有自身優勢”,主筆該市“十二五”規劃的劉興景博士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認為,老百姓要幸福,就需要社會進一步走向公平、公正﹔政府更加透明,服務意識更強。而在社會進步方面,寧波具有較好的物質基礎,更有條件進一步提升底層群眾生活水平。

  根據2007年15個副省級城市經濟發展排名情況,寧波的地區生產總值和一般預算收入分居第五位和第四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居第三和第一,外貿進出口(自營)總額第三。

  根據該市資料,去年,其城鄉差距為2.1:1,小於其所在浙江省2.3:1的比例,更遠小於同年全國3.3:1的數據。而浙江省以上述數字成為全國城鄉差距最小的省份。

  “智慧”轉型

  去年5月15日,世博會首場主題論壇“‘信息化與城市發展’主題論壇”選址寧波,這場旨在探討工業化、信息化與城市發展關系的論壇剛一閉幕,打造“智慧城市”戰略即被寧波市委、市政府提上日程。

  “會議結束后,市裡就開始成立專項小組進行調研。”寧波市信產局綜合規劃處處長顧德道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信產局局長吳勝武親自牽頭主編《智慧城市 技術推動和諧》一書,提出智慧城市理念包含公共服務管理、交通管理、突發事件管理和城市管理四個智慧系統。

  吳勝武認為,構建這些系統是治理“城市病”的內在需求。一方面可推進新興產業的勃興﹔一方面可增強政府的服務和管理效能。

  加快構建智慧城市同樣被寫入寧波“十二五”規劃,其中提出要推進十大智慧應用體系建設,包括智慧公共服務、健康保障、交通等五大應用系統建設和智慧社會管理應用體系建設等。

  宜高(中國)電氣技術有限公司的人事行政總監傅偉群感受到了城市變化,“市、區政府給我越來越多的是服務而不是要求”。

  傅偉群此前加入了由寧波市人事局和鄞州區人事局發起的網上聊天群,“人事局會經常發放一些信息給我們企業”,包括培訓、人才市場、人才福利等多方面內容。

  她剛剛獲得通知,下個月其所在公司高管將參加由寧波市經貿干部培訓中心舉辦的“工業產品設計與品牌戰略高研班”,“本期培訓費、資料費、証書費、中餐全免”。

  傅偉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樣免費的培訓和午餐很多,“都是有針對性地進行,並且培訓內容都很實在”。另外,免費的活動還有人才市場招聘會。

  類似培訓項目成為寧波“十二五”規劃中的十大重點人才工程之一。根據規劃,企業經營管理人才素質提升、高技能人才培養、現代服務業人才培養和緊缺專門人才培訓等,在今后五年間或將更多出現在政府服務活動中。

  當然,顧德道也坦言,這一切距離真正的智慧城市差距尚大,“或者說一切剛剛開始”。劉興景則認為,寧波轉型包含著港口、城市、產業、社會等全方位的轉型。就社會轉型而言,應“盡快完善社會管理”。

  “唯GDP?早已過時!”

  當寧波市發改委處長李獻增激動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該市榮膺2010年度中國政府透明度排行榜首位的消息時,該市市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陳安平在思考如何通過更科學有效的政績考核體系,以推動“十二五”寧波新發展。

  面對《中國新聞周刊》關於GDP考核的問題時,陳安平一揮手說:“唯GDP?早已過時了!”

  曾經學過管理的陳安平早在1995年任職鄉鎮“一把手”時就提出要推進“科學管理”,從黨建,到經濟、社會和行政實施全面系統的管理,並打破傳統單一的管理模式。

  如今,他仍舊一再強化黨員干部的科學管理意識,認為要進一步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完善政府機構設置,實現機構職能、編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辦事效率。建立完善目標責任體系和干部實績考核體系,強化行政問責。

  陳安平提出科學管理理念十年后,就親歷了寧波市委組織部課題組關於政績考核體系的研究。該課題組最終形成《以“兩觀”為指導構建政績考核體系研究報告》(下稱“報告”),其中提出“唯經濟增長論英雄”的考核指標實際上成為唯GDP增長論,忽視了社會、自然、區域以及不同群體協調發展,從而使得越來越多的矛盾和問題隨之顯現。

  《報告》認為,對於一個國家、政黨甚至一個地區而言,有怎樣的發展觀,就有怎樣的政績觀。“要真正實現其發展戰略及目標,關鍵要有一套與之配套、科學有效的干部政績考核體系做保証”。

  現在的考核體系更顯多元和復雜。目前,在寧波鄉鎮領導班子已全面實施的職位說明書需涵蓋職位內容、任期要求、工具設計等等。該說明書由市委組織部統一給出並予以考核。

  據悉,根據新考核標准,已有數名部門、地方相關負責人被調整職務。該市鄞州區在2009年鄉鎮、區級機關部門屆中考察中,一次性將11名考核基本稱職者改任非領導職務。

  “‘十二五’我們會圍繞政府規劃進一步完善考核體系,民生、民意指數權重必然會增加。”陳安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隨著“十二五”開局,寧波市委組織部在近期連續出台新的政績考核辦法。今年2月,出台《突出科學發展導向 創新政績考核辦法》(下稱“辦法”),其中要求進一步擴大社會參與面,從各方面評判干部政績。並提出考核指標的設置堅持質量與數量統一,速度與效益並重,“弱化片面追求GDP指標,引入環保、政府負債、發展服務業和社會保障等指標”。

  就考核體系的構建,浙江省委發布《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規劃綱要》的實施意見,提出到2015年初步建立符合不同區域、不同層次、不同類型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特點的考核評價體系,形成較完善的考核評價機制。

  其實,告別“唯GDP論”已成全國上下一致共識。據悉,全國范圍內新的發展考核指標體系也在醞釀生成中。由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牽頭的“構建民生指數”課題組,從去年底開始,正在構建一整套旨在改變GDP導向的地方政績評價系統的科學指標體系。

  該課題組成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周紹杰介紹說,民生指數的構建,是為了實現衡量人民基本福祉的現狀和發展變化,評價、引導各級政府圍繞改進人民福祉開展工作。(記者/趙杰)

  重慶:民生導向“共富”夢

  雖然“蛋糕”還沒有足夠做大,但重慶已開始考慮怎樣分這塊蛋糕

  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召開前一天,重慶市政府開始兌現公租房民生承諾。按計劃,從3月2日起,2010年開工建設的約20萬套公租房將陸續登場,進入搖號配租程序。


  作為“民生改革”的重頭戲,重慶市政府提出用3年時間,向約200萬城市中低收入者提供4000萬平方米的公租房。凡在重慶找到工作,常住在重慶的中低收入群體,隻要付得起公租房租金,都可以參與公開搖號。

  重慶市市長黃奇帆甚至告訴下屬,“我們的出租對象,不講戶口,講常住。重慶要建現代化大都市,天下人來了,我們都是一樣對待,要有這樣的胸懷。”

  “有租無類”的做法只是重慶近年來追求“共富”理想的一個細節,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新政之后,重慶市民生領域的改革正在深入。

  公租時代

  2月28日,重慶市公租房管理機構公布了本次公租房申請情況,至2月27日共接受咨詢24萬人次,其中7萬多人領取了表格,但到2月27日,“通過公租房申請審核的人,還不到2萬人”。

  來自墊江的“棒棒”劉成財沒有去申請,夜幕降臨,他仍待在重慶市渝北區上清寺的一條小街上。劉成財在等活兒,前面幾米遠就是機場大巴的終點站,那些往返機場的人中有不少他認識的主顧。一根中間綁著繩子的扁擔靠在他身邊的牆角,這是他在這個西部繁華都市賴以生存的勞動工具。

  “主要是租金付不起,加上路又遠。”劉成財說,他和愛人如今租住在附近一棟老房子裡,房子雖破,但每月隻要兩百多,政府公租房雖然寬敞,但每月七八百的租金仍讓劉成財承受不了。“省下的錢得給兒子交大學學費。”

  無論現實反應如何,一年前推出的公房新政曾經一度令人興奮。2010年2月,重慶市第一個公租房項目“民心佳園”在元宵節的喧鬧聲中奠基。當地政府聲稱,要用3年時間,向約200萬城市中低收入者提供4000萬平方米的公租房。

  重慶的公租房計劃一經宣布,立即引來各界關注。其龐大的規模,開了內陸地區大規模推出公租房之先河。消息隨后在全國“兩會”上成為熱點之一。

  “我們這麼做的目的是,想將城市住房供給體系由市場提供的單軌制,轉變為政府保障和市場供給並舉的雙軌制。”黃奇帆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中國的城市住房制度,從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實行主體由公房配置,最大的問題是房屋供應不足﹔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逐漸形成主體由商品房供給,這又導致許多中低收入家庭買不起房。黃奇帆認為,解決的辦法既不能走計劃經濟、福利分房的老路﹔也走不通市場調節、商品購置的新路。

  “這需要政府用保障制度方式來配置,公租房可以使那些暫時買不起房、但又不屬於廉租房保障對象的工薪階層、外來人口等群體能夠通過租房解決住房問題,房租可比市場價格低40%左右。”黃奇帆說。

  兩會之后,全國各地的參觀考察團以“一天數撥”的頻率造訪重慶。據重慶市國資委負責接待的官員介紹,一年時間內幾乎從未間斷。目前,總參觀人數已近5000人次。其中包括國內170多個前來“取經”的官員、學者和媒體人士。

  公眾關注的同時,重慶公租房政策探索亦開始進入國家決策部門的視野。2010年6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財政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多部委聯合發布《關於加快發展公共租賃住房的指導意見》,從國家層面明確對公租房建設的政策支持。國家發改委和財政部隨后還各自撥付10億元專項資金,用於支持各地公租房事業。

  “五個重慶”到“共同富裕”

  在重慶市計委工作20多年的楊慶育如今是市發改委主任。在他看來,重慶的民生探索之路最初源自城鄉差距的現實。

  2006年,當時的城鄉區域的收入比為3.5:1,而當時全國的比例大致是3.32:1,高於全國的平均比重。

  2007年,時值重慶直轄十年,“重慶往何處去”成為地方官員焦灼的話題。當年全國兩會上,重慶的代表團邀請胡錦濤總書記為重慶未來發展把脈。胡錦濤給重慶提出了“三大定位”,即后來被反復引述的“314部署”。楊慶育說,總書記將重慶定位為西部地區的增長極,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城鄉統籌發展的直轄市。

  在楊慶育看來,減少城鄉差距是城鄉統籌的主要任務,而最直接的“抓手”就是加大民生投入,並且向弱勢群體和弱勢區域傾斜。

  楊慶育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007年下半年,薄熙來調任重慶市委書記之后開始在基層做大量調研,發現了大量的民生問題,如環境、塞車、群眾上訪、平安、就醫等問題。在楊慶育看來,正是這些在調研中發現的民生問題后來被概括為“五個重慶”。

  “最初五個重慶的指向並不單指民生,兼有基礎設施和優化城市投資環境的考慮。”楊慶育舉例說,2009年開始,重慶圍繞五個重慶密集召開了五場專題會議。“五個大會下來,最終落實到了 6000多個項目,1.23萬億投資上”。

  與外界認為薄熙來重慶新政自打黑開始的看法不同,清華大學教授崔之元認為,經濟領域的改革尤其是危舊房改造,才是重慶新政的突破口。

  作為重慶改革的參與者,挂職重慶市發改委的崔之元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早在打黑行動之前的2008年4月,薄熙來到渝中區、南岸區調研,看到有的地方一邊是高樓大廈,一邊是危舊險房。薄熙來說,“反差很大,當領導的不能無動於衷,這有個對老百姓的感情問題。”

  三個月后,在2008年7月20日召開的重慶市委三屆三次全委會上,薄熙來首次提出建設“五個重慶”的戰略目標,其中“宜居重慶”名列第一。

  在崔之元看來,源於2008年的危舊房改造成為此后轟轟烈烈的公租房建設的肇始,而以民生為導向的“共富”夢想也在邊走邊試。

  2010年6月,繼公租房推出四個月之后,重慶推出包括4000萬平米公租房建設在內的“民生十條”,提出涉及4000萬平米公租房、1000萬農民工轉戶、6萬微型企業等民生工程,涉及金額數千億元。

  2010年12月,重慶市2011年經濟工作會上,薄熙來在十大民生之上提出“共富”理想。他說,“共同富裕是關系到社會主義本質和方向的根本問題”,“少數人的富裕絕不是社會主義的目的,共同富裕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

  隨后完成的重慶市“十二五”規劃中,共富的夢想更加明確:確保把基尼系數降到0.35左右,並使50萬絕對貧困人口基本脫貧,到2015年實現全面小康。這一時間,比起中央確定的時間表足足提前了5年。

  “大手”如何 “托底”?

  巨量公租房建設的背后,可以看到以政府為主導、國企為后盾的大手,但這隻大手能否良性運轉,決定民生導向的未來。

  在重慶官員內部曾流傳這樣的一段對話:重慶市市長黃奇帆曾給重慶市發改委主任楊慶育出過一道題:重慶進行的一系列改革最關鍵的問題是什麼,用一個字怎麼概括?

  楊慶育答:錢。

  據重慶市發改委提供的資料,2010年,重慶市財政用在民生方面的支出達887億元。這已是連續4年重慶將半數以上的財政用於民生。

  事實上,花錢的大頭還在后頭。楊慶育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說,“民生十條”全文3000多個字,總計需要投入資金3000多億元,“相當於一個字值一億元”。

  崔之元曾撰文專門分析重慶巨額的民生支出的制度基礎和支撐點,一是國資增值,另一個就是地票交易。

  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崔之元詳細介紹了這兩個重慶獨有的“模式”,其中國資增值最突出的例子是“八大投”模式。

  所謂“八大投”,是指分擔重慶市基礎設施等社會公共事業投資運營的八家國有企業。2002年,時任重慶市副市長的黃奇帆借鑒上海浦東新區開發經驗,牽頭組建了分屬交通、水務、土地整理和城市建設等領域的八個投融資平台,當地俗稱“八大投”。

  “八大投”的基本模式是,政府利用劃撥的方式向“八大投”注入儲備土地,“八大投”則以這些土地作抵押向銀行貸款。隨著土地的市場增值,用在市場上拍賣賺到的錢來歸還銀行貸款,繼續承擔公共設施建設。

  轟轟烈烈的公租房建設即採用這一模式。以建在主城的2000萬平方米公租房為例,重慶將這2000萬的建設任務大致對半分給“八大投”中的兩個企業,地產集團一半,城投集團一半。

  兩個集團把任務接下來后,就形成了一種三家關系,建委等部門負責組織建設,出規劃﹔兩大國有集團負責出錢,做業主﹔房子建好以后向地方房管部門交鑰匙,房管部門負責分配房子及以后的日常管理。

  “很多基礎設施和民生公共事業投入來自八大投等國投國資經營所產生的利潤,”重慶市政府副秘書長、市國資委主任崔堅說,從2005年以來,以八大投為首的國企每年至少向市財政貢獻100多億元。

  目前,“八大投”總資產已從起步之初的200億元增長至4000多億元。以它們為首的重慶市國企資產總額,則已達1.25萬億元,躍居全國第四位。

  民生蛋糕的另一個支撐來自更早時開始探索的地票制度。

  2008年12月,重慶市成立了全國第一家土地交易所。利用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相挂鉤試點的政策,先將農民的宅基地和鄉鎮企業廢棄廠房等農村建設用地復耕為耕地,由此生成一個城市建設用地的指標(即地票),並將這一指標拿到重慶土地交易所交易,交易所得再按一定比例分給村集體或農民個人。

  “嚴格說來,土地交易所進行的並不是土地交易,而是地票交易,是土地利用指標的交易。”崔之元說。

  據了解,從2008年12月5日至今,重慶市已經進行了5次拍賣,地票交易價格每畝在10萬左右。“如果重慶一年有1萬畝農村閑置建設用地復墾后取得地票進行交易,以目前每畝交易價格10萬元左右計,每年將有10億元從城市流向農村。”

  在崔之元看來,正是八大投模式和地票制度成為民生工程兩大支撐。而戶籍改革、新加工貿易區等都與上述兩項制定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目的隻有一個,“做大民生蛋糕”。

  這樣的蛋糕模式令人擔憂,有學者質疑,手握公租屋、土地、金融等豐厚資源,沒有充足的制衡監督機制極易滋生腐敗,而用劃撥的方式為投融資平台注入土地的模式其他地區根本無法模仿。

  無論外界質疑如何,重慶仍在堅持自己的“蛋糕”邏輯,提出“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產力”。在上述2011年經濟工作會議上,市長黃奇帆提出,除繼續推進公租房、戶籍等改革外,今年重慶的改革重點是探索收入分配。 (記者/王維博)

  走出增長主義陷阱,提升民眾幸福感

  讓民眾告訴政府自己需要什麼,政府按照民眾的意願去做,由此形成的結果,必然可以增進民眾的幸福感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未提及有關GDP增速的量性要求。這一點,完全不同於過去的計劃或規劃。種種跡象也表明,地方政府已經領會了這一變化的政治意圖,開始把施政目標從經濟的高速增長,轉向民眾的幸福。但是,這一轉向能否順利完成,需要實踐檢驗。


  誠然,對任何現代國家來說,一定的經濟增長是必要而重要的,對中國這樣的后發國家來說,尤其如此。因此,政府採取一定措施,創造條件,推動經濟快速增長,也是完全可取的。

  毫無疑問,從意識形態領先到注重經濟發展,GDP概念引入中國,在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發展中居功至偉。不幸的是,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的社會發展的主導意識過於傾向增長主義。各級官員似乎抱定這樣一種信念:中國一切麻煩問題的根源就是生產力水平低下,那麼解決這些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不惜一切代價,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積累足夠財富。一旦生產力水平達到相應高度,比如說,人均GDP達到多少美元,全部問題就都可以迎刃而解。

  在這種信念支配下,經濟增長被當成最重要的政治目標,由此形成一整套增長主義導向的經濟、政治的政策組合。民眾也在這套制度誘導下,以追求金錢、財富為唯一人生價值,物質主義甚囂塵上。

  當然,增長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組合確實發揮了作用,它們在經濟的自然增長之外,帶來了超常規增長。但是,超常規經濟增長模式在創造奇跡的同時,也必然帶來嚴重的經濟、社會、政治乃至社會精神問題。

  過分地追求高速增長的目標,政府的結構必然發生扭曲,政府會偏離自己的正當本性,成為逐“利”的公司。經濟學界熱衷議論的地方政府間競爭,就是增長主義的產物,而這種競爭展開的前提就是官員商人化,政府公司化。其結果是可怕的,這種可怕后果,在拆遷、征地領域中表現得最為觸目驚心。

  這個時候,高速經濟增長就變成了殺敵一千、自傷八百的游戲。不錯,經濟在快速增長,尤其是中國GDP總量逐個超越各個大國,現在已經成為全球第二。不過,這樣的經濟增長過程也在制造緊張、沖突,由此形成的增長結果,也引發人們的質疑、不滿。

  可以說,單純追求增長的增長主義已經走到盡頭了。《十二五規劃建議》不再設定GDP量化指標,表明高層已經意識到了增長主義的危害,而試圖改弦更張,引導各級政府關注民生,關注民眾的幸福。在近期召開的地方兩會上,“幸福”成為各地政府工作報告以及“十二五”規劃中的高頻詞。北京提出“讓人民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廣東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建設幸福廣東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重慶宣示要成為“居民幸福感最強的地區之一”。

  實際上,執政者很早就意識到了增長主義的不可持續性,於2005初年提出了“和諧社會”綱領。人們也曾熱烈地期待治國理念和政府行為模式的根本轉型。但過去幾年,這一綱領很少被人提及。增長主義依然憑其巨大慣性,支配著整個政府與社會。

  出現這樣的結果並不奇怪。一種制度架構一旦形成,就會具有慣性。因為,這樣的制度架構會創造出強大的利益集團,它們從現有的制度中可以獲取巨大利益,當然會拒絕改革。最為典型的就是拆遷、征地制度。

  增長主義的要害在於,政府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扮演了過分重要的角色,而且過分地追求增長速度。要減少、控制經濟增長可能帶來的損害,進而讓經濟增長真正有助於民眾的幸福感的提高,就必須改變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

  在現有體制下,調整官員考核指標體系,是一個有效的辦法。中國的政府體系大體上是自上而下地任命,自下而上負責。在這樣的體制中,上級用什麼樣的指標考核下級,下級就會在這方面努力。調整官員考核指標體系,比如,加大民生類型的考核指標,當會引導各級官員把精力更多地用於民生。

  不過,光是調整這樣的考核體系,還是不夠的。事實上,從考核增長業績轉向考核民生業績,考核民眾的幸福感,面臨著巨大的技術難題。增長業績是可以量化考核的,GDP增長率、財政收入、或者吸引投資總額,乃至人均收入,都是可以量化統計的。但是,民生、民眾的幸福感,卻是相當模糊的概念,很難量化統計。而自上而下的考核,必須借助量化指標。這樣,即便建立民生導向的官員政績考核體系,也很可能出現民生投資的空心化,政府關注的依然是硬件建設,而不關心民眾是否從中真正獲得了好處。

  當然,如果真要解決這個技術難題,也並不困難。民主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讓民眾告訴政府自己需要什麼,政府按照民眾的意願去做,由此形成的結果,必然可以增進民眾的幸福感。因此,一個以民眾幸福為導向的治理體系,如果是有效的、理性的,就必須是一個民眾可以方便參與公共治理決策、尤其是預算決策的民主的治理體系。比如,就從今年兩會開始,人大代表更為細致地討論預算,民眾的幸福感必然會有實質性的提升。(文/秋風)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責任編輯:崔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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