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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曉梧:收入分配是重大利益調整問題

2011年07月01日14:36    來源:《經濟參考報》     手機看新聞

  ●中國經濟正經歷重大轉型,在這個過程中,收入分配改革已成為 無 法 回 避 的 重 要 環節 。 惟 其 關 乎 社 會 公平、百姓利益,收入分配改革被理論界視為中國改革頂層設計核心。

  ●收入分配相關改革 思 路 早 已 提 出 。 因此 , “ 不 在 說 , 在做。”現在不是講道理的時候,而是中央下政治決心的問題,是重大利益調整的問題。

  ●在一次分配中壟斷行業收入過高政府應該管,因為是政府特許經營權造成的。其實解決這個問題並不難,關鍵在於敢不敢下決心觸動既得利益。

  ●至今我們沒有明確的罷工程序,也沒有明確的關廠程序,從事勞動關系行政工作和理論研究的人都說,沒有罷工和關廠的相關規定,集體談判是不完整的,所以我們的集體談判推行效果有限,步履維艱。

  ●行政性壟斷行業收入中,有1/3是各類特許經營權造成的。除了統計在工資收入上的,一些國企還濫發福利。

  收入分配涉及財稅體制、城鄉關系、壟斷行業、勞動關系以及農民工等諸方面問題,收入分配不公,就會引發社會矛盾,是社會不穩定的最大潛在因素。經濟學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在接受《經濟參考報》專訪時表示,目前一次分配中勞動報酬佔比下降、行業收入差距過大以及再分配中的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問題已非常突出,如果收入分配制度不改,居民消費難以提高,經濟結構中最重要的投資和消費的比例也很難調整。

  當前收入分配改革面臨的具體實際問題很多,如國企高管職務消費高企、行業、城鄉差距擴大、農民工工資普遍偏低、工資集體談判機制不健全等等。宋曉梧強調,相當一部分問題十幾年前就已經意識到,相關改革思路也早已提出。因此,“不在說,在做。”現在不是講道理的時候,而是中央下政治決心的問題,是重大利益調整的問題。

  收入分配不僅是經濟問題,還是重大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真正實現基本社會保障均等化必然要對現有利益格局進行調整,是要觸動既得利益的,其難度不可低估。

  《經濟參考報》:中國經濟正進入一個大的轉型過程中,而收入分配是我國改革頂層設計重要內容,對此如何解讀?

  宋曉梧:改革的頂層設計范圍顯然要比收入分配的層次要高要寬,但是在中國改革目前面臨著收入分配改革這個重大問題的時候,頂層設計應該包括這樣的內容,因為收入分配不僅是經濟問題,還是重大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

  從經濟上來說,收入分配已經影響到投資和消費的結構失衡以及內需和外需的比例失調。比如,收入分配中城鄉差距問題就涉及到城鄉關系問題、農民工收入問題等等,兩億多農民工,這樣一個龐大的群體,他們收入的高低對於消費有重大影響。從這個角度說,收入分配已經成為影響全局的重大問題。

  當然,這不是收入分配的全部意義,因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會造成勞資糾紛、勞資矛盾以及社會的不穩定,這些問題又成為重大的社會問題。

  同時,我認為這也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如果普通勞動者的收入長期過分被壓低,這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不相符。如果普通工人工資長期被壓低,形成強資本、弱勞工的局面,這不是政治問題嗎?這和我們基本的執政理念相違背,長期這樣下去就會導致普通勞動者對社會的心理逆反狀態。這是現階段改革頂層設計不可回避的、影響全局的重大問題。我們把它局限在經濟問題的范圍裡面看,對收入分配問題的重要性估計不夠。

  不過,我不主張把職工工資增長作為一種行政指標層層下達並落實,這容易損及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我的觀點是提高勞動報酬在一次分配中的比重,政府必須有所作為,但主要不是依靠層層落實行政指令的方式去作為,而是要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上下工夫。

  使不同群體間一次分配的差距經過基本社會保障再分配有所縮小,建議考慮:第一,實行普遍關聯原則的基本社會保障項目,先在其統籌區域內實現均等化,再逐步向全國統籌過渡。第二,實行就業關聯的基本社會保障項目,其待遇標准與職工就業期間的工資相關聯,不宜設定絕對均等的標准。第三,將基本社會保障的事權適時適當集中到中央政府,由中央統一平衡區域間的基本社會保障水平,建立基本社會保障經費保障機制,相應調整中央與地方的財力分配關系。第四,在加快城鎮化的過程中統籌規劃城鄉基本社會保障制度的銜接。

  真正實現基本社會保障均等化必然要對現有利益格局進行調整,是要觸動既得利益的,其難度不可低估。

  近十年勞動報酬在一次分配中佔比下降。去年總工會的一項調查也顯示,61%的職工認為普通勞動者收入過低是當前最大的社會不公。

  《經濟參考報》:最近有些學者提出中國的勞動報酬不低,有些國家比中國還低,比如金磚四國中的印度,那麼,中國勞動者報酬究竟處於何種水平,對此您作何評價?

  宋曉梧:國際上勞動報酬佔比一般比中國高。2007年,我國包括農業主收入在內的勞動報酬佔比為39.74%,同期美國勞動報酬佔比為55.81%,英國為54.5%,瑞士為62.4%,德國為48.8%,南非為68.25%。2006年,韓國勞動報酬佔比為45 .4%,俄羅斯為44 .55%,巴西為40.91%,印度為28.07%。

  中國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按理說,勞動報酬佔比相對比其他國家更高一些才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但是現在反而比較低。

  《經濟參考報》:現在普通職工抱怨勞動報酬過低,您怎麼看?

  宋曉梧:勞動報酬總量佔G D P的比重下降,並不足以說明普通職工收入的變動情況。勞動報酬中包括了壟斷行業職工的收入、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相對高收入者的收入、企業高管的收入。20多年來,除去行政壟斷行業外,企業普通職工的實際收入佔G D P的比重下降幅度更大。去年總工會的一項調查也顯示,61%的職工認為普通勞動者收入過低是當前最大的社會不公。

  更為突出的是初次分配中農民工的工資長期被過分壓低。從事同樣的工作,城市職工比農民工工資高一倍到兩倍。2008年的一個調查材料顯示,廣州、深圳、杭州、南京、東莞、上海、無錫、蘇州、寧波等九個長三角、珠三角城市,出口加工企業中的職工,絕大多數是農民工,平均工資與當地城市職工平均工資相比很少有超過40%的。

  現在社會各界基本一致認為出現了強資本、弱勞工的格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工人的組織權利、談判權利、罷工權利怎麼樣界定,雇主的組織權利、談判權利、罷工權利如何界定,現在應當提到重要的議事日程了。

  《經濟參考報》:您曾提出在現代勞動力市場條件下,工資水平不僅要受供求關系的影響,還受到勞資集體談判的影響,關於勞資集體談判,能仔細談談嗎?

  宋曉梧:我國從90年代中后期開始推行集體談判,取得了積極進展,對維護職工權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坦率地講,至今並沒有形成完整的機制。現在我們的集體談判是“掐頭去尾隻要中間”。中間這段是什麼?就是工會和雇主組織談判。而集體談判的“頭”是工人的組織權利和雇主的組織權利。集體談判的“尾”是談不成工人可以罷工,雇主可以關閉工廠。

  至今我們沒有明確的罷工程序,也沒有明確的關廠程序,從事勞動關系行政工作和理論研究的人都說,沒有罷工和關廠的相關規定,集體談判是不完整的,所以我們的集體談判推行效果有限,步履維艱。這“兩頭”的問題是經濟問題、社會問題還是政治問題?很復雜。我1992年提出集體談判時,主要從理論上推導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遇到這“兩頭”的問題,現在我覺得已經到了必須解決的時候了,否則工人的權益就是一個潛在的重大的社會問題。

  集體談判不僅工會在單個企業中與單個雇主談的問題,而應逐步發展出跨行業、跨地區的雇主組織來和工會談。另外,集體談判有利於維護職工權益,但不是單為工人漲工資,也有限制工人過高漲工資的作用,雇主組織通過集體談判可以限制工資過高增長。我們由於缺乏有效、有序的集體談判機制,現在社會各界基本一致認為出現了強資本、弱勞工的格局,這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在太不相稱了。

  這幾年很多勞資糾紛以無序方式展開。根據2010年全國總工會工運研究所調查的一個最新的資料,2001年到2007年勞動爭議年均以3.3萬件的速度遞增,到2008年大幅增長了69.3萬件,達到近十年來最高。去年凸顯的情況是,外資、港澳台、國企改制企業以及民營勞動密集型企業,連續出現集體停工、怠工等群體性突發事件。這還給國外插手我國勞資糾紛找到借口。

  我覺得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工人的組織權利、談判權利、罷工 權 利 怎 麼 樣 界 定 , 雇 主 的 組 織 權利、談判權利、罷工權利如何界定,現在應當提到重要的議事日程加以研究解決了。

  我們不是完全否定前階段的低勞動力成本競爭戰略,現在我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再這樣壓低勞動力成本,國內的矛盾會非常突出,國內的勞資矛盾會嚴重地影響國家發展。繼續實行普 通 勞 動 者 的 低 勞 動 力 成 本 戰略,經濟發展成果隻能被所謂精英階層享受,收入分配差距大到一定程度,就難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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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聶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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