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的高利貸:浙江地下融資組織化擴張調查--財經--人民網
人民網

瘋狂的高利貸:浙江地下融資組織化擴張調查

施建表

2011年07月12日08:55    來源:人民網-《中國經濟周刊》     手機看新聞

  
中國經濟周刊第27期封面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郭芳 ●施建表|浙江報道

  “錢荒,正在把浙江中小企業群體逼上絕路。這不是危言聳聽。”6月一個陰雨的傍晚,浙江商人楊廣槐(音)一臉沮喪地陷在藤椅裡,向記者訴說著自己的“傷心事”。在浙江, 越來越多像楊廣槐這樣的中小企業主,正在因“錢緊”而被迫接受高利貸的“救急”。

  在浙江,巨大的資金需求,最終衍生出一個由銀行——大企業集團——高利貸公司共同組成的利益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正在以集團化、組織化的發展方式“茁壯成長”。

  這是一個龐大得無所顧忌的高利貸市場﹔這是一條幾乎無法撼動的利益鏈條。在這個鏈條中,中小企業正在以一種血淋淋的方式被“拯救”。在浙江,民間借貸的利息回報年利率已經高達100%。而中小企業的平均利潤率還不到10%。

  “我們在等待,確切地說,我們是在賭博,賭今年下半年的經濟環境會好轉,賭融資渠道的‘清淤驅濁’。毫不夸張地說,如果調控政策沒有鬆動的余地,浙江的很多中小企業將熬不過2011年的冬天。”楊廣槐有些悲觀的斷言,從某種意義上,正代表了浙江中小企業集體的憂慮與迷茫。

  浙江,金融風險在加大,隱藏於繁榮之下的民間融資市場危機四伏……

  從邏輯上,這看起來非常奇怪:在原材料、人工不斷上漲的高成本之下,中小企業的利潤越來越薄,而在短期內流向中小企業的資本回報卻越來越高——在浙江,民間借貸的利息回報年利率已經高達100%了,而中小企業的平均利潤不超過10%。

  不符合邏輯,卻真實存在。

  為遏制通脹的壓力,迄今為止,中央銀行已經連續12次上調存款准備金率。國內的大型金融機構存款准備金率已達21.5%的歷史高位。

  央行的貨幣政策在有效收回流動性的同時,也加大了中小企業獲取銀行貸款的難度。事實上,對絕大多數中小企業來說,即使是在貨幣政策寬鬆的時候,也很難得到貸款。現在的處境,更是雪上加霜。

  無奈之下,浙江中小企業幾乎集體低下頭來,把目光投向地下融資——這一並不陽光,卻可解燃眉之急的“非常規市場”。

  高利貸就像毒藥

  借高利貸,已成為浙江眾多中小企業的“無奈選擇”

  “一家中小企業,如果沒有銀行貸款,隻靠民間借貸,大約6個月就要倒掉。” 6月15日,浙江一家企業負責人鄭先生向《中國經濟周刊》大倒苦水, 他向記者表示, 借高利貸,已成為浙江眾多中小企業老板“尋錢”最慣常,也是最無奈的選擇。

  2010年末,鄭先生的企業因為打跨國官司,企業的資金鏈出了問題,不得不向擔保公司拆借1億元人民幣。“按照每天千分之二的利息來算,一天要付出的利息就是20萬。我們公司隻借用幾天資金,就已經被嚇得半死了,利息太高了。”鄭先生向記者表示。

  “當你實在堅持不住,馬上就倒掉的時候,高利貸還是要去借的。借來,先活下來再說。至少還能撐半年。”採訪中記者發現,在浙江中小企業主中間,像鄭先生的心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高林原來是浙江一家商業銀行的信貸經理,他的客戶中,有一家生產醫療器械的企業,由於著急用錢,在“等不及”的情況下,借了700萬高利貸,“這700萬元,每天要付14萬的利息。這家企業希望我在半個月之內幫他把款從銀行貸出來,還給高利貸。結果,銀行的貸款還沒貸下來,企業先倒了。”提起這件事,高林一臉的惋惜,“在寬鬆的貨幣政策下,錢貸出來是沒問題的,但后來政策越來越緊縮。”高林說, “銀行的錢突然斷掉,就像人一樣,血液流光了,人會怎樣?”

  於是,從銀行貸不到款,轉而向地下融資伸手的一些企業,在利滾利的巨額高利面前,選擇了“出逃”。

  “利滾利,就像吸毒一樣。有的企業,借了高利貸等銀行貸款,等兩三天可以負擔得起,如果在規定的時間裡從銀行貸不出款來,這個企業就要逃走。”高林向記者表示,“老板跑了, 人們管這叫‘上高速’。”

  6月18日,溫嶺市利歐小額貸款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景偉向記者表示:“目前,‘上高速’的老板越來越多。”

  作為小額貸款公司的管理層,陳景偉對貸款風險的加劇憂心忡忡,“有一家生產麻將機的企業,借了高利貸,一天前,一百多人的工廠還機器隆隆,一派熱鬧的勞動景象,倉庫裡也堆滿了原材料及產品成品,可一天之后,這家企業卻突然寂靜無聲、大門緊閉,廠子關門了,老板消失了。” 陳景偉分析說,在利滾利的巨額利息面前,如果你不選擇出逃,那你將面對兩種狀況,第一,即使廠子全部賣掉也無法承受本息﹔第二,高利貸雇佣的社會力量每天戴著墨鏡在你家門口守著,堵住你的廠門口,或者干脆就把你人抓走。

  據溫州一家企業主透露,一般情況下,放高利貸的人,身邊多半跟著保鏢,“那場面跟香港電影裡的情節特別像。有些高利貸公司會成立自己專門的討債部門,市場上也有專門的討債公司與高利貸產業相呼應——在必要的時候使用暴力或恐嚇。不過,現在,企業主出逃的手段也多了起來,老板在家裡坐鎮,工廠照常生產,以穩住高利貸者,但其實,老板的家屬早已經悄悄‘上高速’了。又過了幾天,老板也突然消失,工廠隨即停擺,‘金蟬脫殼’之計宣告成功。”

  誰在熱衷放高利貸?

  個別國有擔保公司和財務公司參與其中

  高林告訴記者,盡管不堪利滾利重壓,但眼下找他幫忙牽線借高利貸的企業卻一天比一天多,而高利貸的利息也“一天一個價”地上漲。“企業太需要錢了,‘錢荒’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很可怕。”

  “銀根收緊的時候,銀行貸款首先滿足政府的項目需求和大企業需求,被擠壓的是小企業,這是肯定的。因為政府的項目是壓不下來的,而貸給大企業的成本和風險都遠比中小企業的低。”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根據溫州市經貿委調查的結果顯示:認為當前資金面偏緊的企業佔了42.9%,企業資金缺口平均約為10%,而企業的貸款滿足率僅57.4%。受調查的企業大部分是億元以上的規模企業,貸款滿足程度相對較高。事實上,更多的中小企業目前的流動資金已較為緊張,借貸利率明顯攀升。

  一邊是不斷收緊的貨幣政策,另一邊是中小企業對資金的飢渴,這使得民間借貸的利率水平非理性上漲。

  根據《中國經濟周刊》採訪調查,浙江民間短期借貸的利率水平已達5分、6分,甚至高達8分、10分。半年以上的貸款利率水平也有3分、4分。

  在民間資本最活躍的溫州,據統計,截至2010年底,溫州的融資性中介機構數量達1879家,包括186家擔保公司、1088家投資(咨詢)公司等。

  在民間,這些機構被稱為“地下錢庄”,也被概稱為“擔保公司”。2011年,這些機構的數目一直在增長。

  “很多勞動密集型企業,實業不做了,去做拆借。因為實業的利潤太低,最多不超過10%。為什麼那麼多擔保公司,生意還那麼好?因為(中小企業)太缺錢了。”溫州某制鞋企業的老板張自強向記者表示,他“所認識的幾乎所有擔保公司都在放高利貸”。

  擔保公司,原是為了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信用擔保的第三方。而如今,它成為了高利貸融資鏈條裡最積極的推動者——負責通過各種渠道湊集資金,再通過各種方式將錢以高利貸出去。

  以一個注冊資金1億元的擔保公司為例,按照有關規定,可以擔保8個億到10個億,但銀行為了降低風險,往往將擔保的額度降低。1億元的資本金放著不能動,假設擔保一個億,擔保的收益率大概在2厘到3厘,收益最多僅為300萬﹔假設擔保10個億,收益最多也僅為3000萬,這已經是理想狀態,在現實中很難達到。再減去運營成本,利潤空間很有限。

  而從制度的設計上看,擔保需要承擔的風險和借錢出去承擔的風險幾乎相同。

  所以,從收益和風險比例來看,沒有人會願意讓1億的資本金睡大覺,錢生錢的游戲其實很簡單。高林表示,如果把這一個億拿來拆借,它的利息是5分到6分,和擔保業務相比,放高利貸更具有誘惑性。

  “這個誘惑太大了!”張自強說,他身邊做實業的老板,有閑余資金的,都成立了擔保公司或類似的融資中介了。

  高林向記者透露,在浙江,一些國有擔保公司和財務公司也在利用國有資金偷偷放高利貸。“例如,有一家注冊資金為9000萬的行業性擔保公司,就將這筆資金高利貸借給其他擔保公司,再由其他擔保公司以更高的利率放出去。”

  針對這種亂象,在3月中旬,銀監會在系統內下發了一份通知,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應注重對融資性擔保機構資質的審查,擔保公司必須在2011年3月31日前完成規范整頓,達到監管要求,才能獲得准入牌照。

  但事實上,在浙江,這次整頓並沒有顯著成效。根據高林透露,隻要成為相關協會的會員,繳納一定的會員費用,辦理擔保公司的一切手續均開綠燈。在整頓之后,他還成功辦理了多家擔保公司的注冊登記。而這些公司做的都是拆借業務。

  高林從銀行辭職之后,很多擔保公司向他伸出了橄欖枝,給出的條件頗為誘人:副總+頗豐的年薪+提成+股權。這樣的待遇不會比銀行差,壓力卻比銀行小得多。

  “很多擔保公司的老板並不專業甚至盲目,他們隻看到其中的利潤空間很大就去做了,但實際上無論是從人脈還是專業的角度,他們都很需要我們這樣的人幫忙。”高林的很多同行和同事從2010年下半年開始,較為集中地從銀行辭職,跳槽加盟擔保公司。

  採訪中記者發現,在高利貸融資的鏈條裡,銀行業主動或被動地扮演著極為微妙的角色。

  耐人尋味的“資金流”

  銀行、大企業集團變身“新興高利貸者”?

  擔保公司的資金來源主要有兩方面:一是民間的集資,包括從企業實體經濟裡轉移過來的資金、社會的閑散資金等﹔二是通過各種方式渠道從銀行流出來的資金。

  接受《中國經濟周刊》採訪的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民間資本充其量是很小的一部分, 大部分是銀行流出來的錢。”甚至有人認為,銀行的錢佔到80%以上。

  當然,這種說法只是一種經驗,並沒有經過嚴格的考証。

  關於擔保公司如何從銀行獲得低息貸款,再以高利流進地下融資市場,在浙江的民間,可以給你提供多種答案。例如,虛構項目從銀行套取低成本資金﹔又例如,對那些貸款方案獲批但銀行沒有額度的業務,介紹資金到銀行存款,增加銀行的存款基數,然后銀行放貸出來等等。

  其中,有一種流出方式,看起來很順理成章,卻又不費力氣。

  陳永是浙江一家農業高科技企業的老板,企業資產已經達到10多個億,經營狀況良好,從銀行獲得的授信有3個億。雖然他也正一門心思地要把企業再推上一個台階,但是,“假如融資市場按目前的態勢繼續發展下去,我也會適當地投資高利貸市場。這個太誘人了,不用干活了。”

  他算了一筆賬:從銀行貸出來一個億,5000萬用於企業發展,再將5000萬拆借出去,以年利率50%算,就有2500萬的利息。“我從銀行總共貸了一個億,付給銀行才600萬利息,光利息我就賺了1900萬。”

  很多融資能力較強的企業,事實上就是這麼干的。記者採訪中,接觸到不少這樣的案例。例如,有一家食品企業,從銀行貸出了3000萬,500萬投入企業生產,2500萬流向了高利貸市場。

  “這比工廠的利潤大多了,不必苦兮兮地擴大生產規模,三個月就能賺取超過工廠一年的收入。”張自強告訴記者,在這種畸形的利益分配之下,實體的企業已經成為高利貸市場從銀行融資的平台,流動資金貸款再次進入融資鏈條,不斷給高利貸市場補充血液。

  張震宇坦言,這種情況確實存在,但不是主流。“因為銀行的資金便宜,國家基准利率和民間借貸之間存在利差,在利益驅動之下,企業會拿出一部分資金以高利放給那些得不到銀行資金的中小企業。”

  他認為,這與銀行的監管失職相關。

  為此,銀監會專門出台了“三個辦法一個指引”(固定資產貸款、流動資金貸款、個人貸款管理辦法及項目融資業務指引)。

  但監管的效果並不明顯。

  陳景偉也是從銀行辭職出來的。根據他的分析:按照正常的貸款通則,貸款必須按照借款合同約定的用途去使用,例如約定購原材料就得拿去購原材料。“但如果他是提現的話,你就沒辦法監管。北京、上海提取三五百萬現金可能很困難,但在我們這邊很方便。每個銀行機構的現金都放得很多,現金監管幾乎不可能。”

  根據合同的約定,銀行有監管的權利。但作為權利,這意味著可以放棄行使。

  站在銀行的角度,最重要的是風險防范,隻要抵押物和盈利狀況都沒有問題,最終錢流向何處,不是它最關心的。

  不只是上述中等規模的企業,許多融資實力雄厚的集團公司旗下都有擔保公司或投資公司,利用銀行資金做拆借業務。

  然而,高回報之下是否隱含著高風險?

  “表面上看是這麼回事,但在較為成熟的運作下,風險出現的幾率和暴利的幾率三七開都不到,風險也就在20%左右。”

  陳永說,在浙江,像他們這樣的企業,銀行貸款到期了,再困難也絕不拖欠銀行一分錢。“實在沒錢了,向高利貸借,先還銀行,等銀行放款出來,再還高利貸。”

  此情形之下,高利貸賺的就是這樣一個時間差。假設企業要還銀行錢,還缺2000萬,向高利貸借。“還給銀行的錢不一定能再貸得出來。但很多擔保公司就有這樣的本事,他可以知道哪些企業需要錢還給銀行,還可以確定銀行是否會再次貸款給企業,甚至他可以確定哪一天貸出來,出現在哪個賬戶上。你還認為這會有高風險嗎?”在陳永看來,高回報之下,實際上承擔的是低風險。

  “擔保公司收利息的時候基本上沒發票的,都要企業去洗錢,這又是一個惡性循環。”

  雖然很多借了高利貸的老板還不出本金就跑了,但實際上,在還回本金之前,利息可能已經回本了。即使虧損,也不大。

  “幾乎所有稍成規模的擔保公司都有銀行力量的介入,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銀行不介入,這一切無法做到。”張自強說,在浙江,這是公開的秘密。

  此次,民間借貸的繁榮出現了新態勢。張震宇這樣總結了近期溫州民間融資出現的兩個新特點:一是民間融資形式呈現組織化﹔二是民間融資流向呈現投機性。

  可以確定的是,民間借貸的資金規模在大企業、大集團和銀行等各種力量的參與下,規模不斷壯大,並且向組織化和集團化發展。

  根據企業老板們的估計,浙江民間金融流動的資金規模或許已經接近3萬億。

  “以溫州為例,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曾向媒體估算,溫州的民間金融資金規模有8000億元。”

  針對周德文提供的這一數據,溫州當地一位官員認為這是“胡說”,該官員表示,溫州地下錢庄並沒有想象得那樣嚴重,對於中小企業錢荒現象,“政府正在積極商討對策”。對於溫州民間金融資金的規模到底有多大,接受記者採訪的政府部門和人員均保持緘默不語,這,最終成為了一個謎。

  (文中部分採訪對象為化名)

  浙江中小企業“錢荒”之謎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郭芳 李偉|浙江報道

  “中小企業的融資那麼困難,到底政策的出路在哪裡?怎麼解決?”6月下旬,當記者在浙江奉化見到玉球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長任東紅時,他正在為“兜裡沒錢”而犯愁。

  2011年前后, 任東紅的公司獲批了一個總價766萬元的農業科技項目,按照地方政府的政策,該項目將由政府補貼340萬元,但前提是,766萬的資金必須先投入,政府的補助才能到位。但任東紅沒有這筆錢。

  見到任東紅時,他剛從銀行回來。“銀行以三個理由拒絕了我們的貸款申請:一是銀根緊縮﹔二是貸給小企業的成本比貸給大企業的成本高出許多﹔三是,農產品自然災害大,風險高,他們(銀行)不願意貸。”記者面前的任東紅一臉的失望與無奈。

  小貸公司無錢可貸

  任東紅告訴記者,拿下這個農業科技項目很不容易,公司的未來也都寄托在這個項目上,“但是現在,因為資金的問題,我們隻能選擇放棄這個項目。”

  任東紅也想過到民間去借貸,但擔保公司的月息已經在5分左右,讓他很快打消念頭。對於農業企業來說,3分的月息已經是天方夜譚了。

  隨著採訪的不斷深入,記者面前更加“震撼”的場面,令任東紅面臨的困難顯得微不足道——在任的家鄉奉化,上百家小企業因資金問題,而選擇關門大吉。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浙江“高利貸”的泛濫非一日形成,而國家對這一現象,亦關注良久,並已經採取了相應的對策。

  今年7月初,針對中國中小企業遭遇“錢荒”危機,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特別主持召開了小企業金融服務座談會。他提出,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等中小型金融機構要立足當地,避免片面求大和盲目跨區域擴張,更好地服務於小企業。同時,要發展與小企業相適應的小型金融機構。

  上世紀末,中央決定在全國各大中城市成立城市商業銀行,其初衷即是“服務地方經濟和服務中小企業”。只是,在之后的發展中,逐漸偏離了初衷,許多城市商業銀行開始全國性地擴張,熱衷於與國有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爭搶大客戶和大項目。中小企業的融資難題因此沒有多少改善。

  無奈之下,一些中小企業被推向了民間借貸。

  “在商業銀行與民間借貸之間存在一個斷層,現在的民間借貸太活躍了,說明這個斷層缺口太大。”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向記者表示,經濟的發展需要金融服務的多元化,大銀行服務大企業和大項目,小銀行就服務小企業。

  加快金融體制的改革,建立多元化的金融服務供給體系——這普遍被認為是解決中小企業“錢荒”的大方向。

  張震宇建議,政府要搭建一些平台,“例如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發展的步伐還可以再快些,資金互助社、租賃公司、信托公司都可以恢復,把民間資本再集中起來,補充進來。現在很多民營資本想進入金融行業。”

  據相關資料,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國新開業的村鎮銀行達400家﹔同樣,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國共有小額貸款公司3027家(2010年末為2614家),小額貸款公司的擴張速度明顯加快。

  自2008年小額貸款公司試點以來,它的定位即是為中小企業支持三農等方面小額貸款提供服務的。制度設計時規定,小額貸款公司的貸款利率最高可為貸款基准利率的4倍,“隻貸不存”,融資規模不能大於注冊資本的50%。

  在浙江,銀根收緊之后,小額貸款公司生意甚為紅火,但一些小額貸款公司已經面臨“無錢可貸”的境地。

  “即使在兩三年前,貨幣政策寬鬆的時候,銀行貸款放萬億出去,溫州的小額貸款公司的錢照樣能放出去,為什麼?畢竟有一批小企業還是缺資金。”根據張震宇的介紹,按原規定,小額貸款公司一年以后可以增資擴股,后來,因為貸款需求量太大,於是改為半年可以增資擴股,但還是跟不上貸款的速度。

  一個小額貸款公司在半年時間內,由兩個億增到四個億,再過半年,又從四個億增到八個億,錢還是不夠貸。溫州市工商局近日對小額貸款公司的一次摸底結果顯示,23家小額貸款公司現有注冊資本金52.2億,銀行融資25.1億,兩者總和為77.3億,而全市貸款額已經達到84.4億。在浙江省並不發達的麗水市,小額貸款公司也已達8家。但很多人還是貸不到款。

  村鎮銀行之困

  與小額貸款公司的破竹之勢相比,村鎮銀行的發展速度相對滯后。

  今年初,浙江省麗水市政府決定在全市的九個縣市區全面鋪開成立村鎮銀行,目前隻批下來了三家。現在碰上困難了。接受《中國經濟周刊》採訪的前幾天,麗水方面接到通知,村鎮銀行的貸款額度必須控制在注冊資本金以下。

  就連村鎮銀行的貸款規模也納入此次宏觀調控的范圍了,這讓麗水的決策層很是頭疼。

  在村鎮銀行,單筆的貸款額多在兩三萬。“村鎮銀行成立的初衷就是加大支農支小的服務力度,解決它們的融資難題。但現在提出要將它的貸款額度控制在基本金以下,這明顯就縮小了支持的力度。”麗水市銀監局副局長周林海說,貸款規模控制之后,村鎮銀行連小額貸款公司都不如了。

  這對剛剛蹣跚起步的村鎮銀行是一個不小的打擊。處於起步階段的村鎮銀行面臨的困難很多:誠信度尚未形成,機構網點少,結算難,各項功能不健全,不具競爭力。

  從目前的政策來看,同一個地方的小額貸款公司的利潤要比村鎮銀行高——雖然小額貸款公司的利潤實際上也不高。

  以溫嶺市利歐小額貸款公司為例,去年的利潤也隻有8%。該公司副總經理陳景偉說:“股東們都覺得這個回報率很低。”

  但實際上,股東們在創立小額貸款公司之時,並不只是看短期回報,他們的遠期目標是要組建自己控股的村鎮銀行。不少民營企業家都懷揣著想要成為銀行家的夢想。

  而根據《關於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的規定,新成立的小額貸款公司,持續營業3年以上(含3年),並且近兩個會計年度連續盈利,不良貸款率低於2%,貸款損失准備充足率130%以上,就可以轉制成村鎮銀行。

  從理論上看,這個可能性很大。但從浙江小額貸款公司的經營狀況看,情況就沒有那麼樂觀了。

  目前在溫州,絕大多數小企業都面臨資金短缺的困局。對此,張震宇呼吁,在銀行服務不到的地方,能不能把民間資本都籌集起來辦村鎮銀行?國家能不能在村鎮銀行方面辦得快一點,政策支持的力度再大一點?如果步伐再大一點,在溫州能不能辦一家民營銀行?

  台州市商業銀行是全國首家政府沒有控股的城市商業銀行。經濟學家辜勝建議,像台州一樣,鼓勵民間資本進入中小銀行,利用中小民營銀行來解決中小企業的問題。“但我們上面望,下面望,相關部門還是不願意做這個事情。”

  “政府已經做很大努力了,但中小企業的融資仍然有很大缺口。”麗水市金融辦副主任龔海鷗說,政府方面正在想辦法將“地下”的民間資金引導到“地面”上來,將民間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

  然后,更多的企業主卻認為,不管地方政府如何創新金融業務,如果沒有國家層面的政策支持,換句話說,大的政策環境如果不改變,中小企業的“錢荒”困局,將是地方政府難以逾越的“坎兒”。
(責任編輯:徐子涵)

手機讀報,精彩隨身,移動用戶發送到RMRB到10658000,訂閱人民日報手機報。
相關專題
  • 熱點新聞
  • 精彩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