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能否跨過“中等收入陷阱”--財經--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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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能否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記者 龔 雯 杜海濤 崔 鵬

2011年07月25日05:59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手機看新聞

  
國際經驗表明,一個國家的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后,發展容易掉進“中等收入陷阱”。人民圖片

  核心提示

  GDP接近40萬億元,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人均GDP約44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標准,中國已躋身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然而,經濟快增、國力變強的背后,一個現實正在逼近:轉型中凸顯的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使跳出“貧困陷阱”的中國在“十二五”面臨一個新挑戰——“中等收入陷阱”。

  國際經驗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階段,既是中等收入國家向中等發達國家邁進的機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爬坡過坎的敏感期。這一階段,經濟容易失調,社會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發展容易掉進“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會不會深陷其中?中國能不能越過這道坎?

  經濟風險——

  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邊際效益不斷遞減,比較優勢正在弱化,傳統發展模式難以為繼


  縱觀全球,一國遭遇“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源於經濟風險誘因,即經濟高增長方式不可持續,原有的增長機制失靈,最終中斷經濟起飛甚至出現倒退。

  中國站上中等收入國家台階后,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土地、資源、能源、勞動力等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邊際效益不斷遞減,發展的比較優勢正在弱化,這很可能成為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誘因。

  經濟增長是“雙刃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主動參與國際產業分工,以勞動力富裕、用工成本低、能源資源價格便宜等比較優勢,積極吸引外資,面向國際市場,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快速實現了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轉變,但也帶來代價高、消耗大、收益低、失衡嚴重等問題。

  ——制造業大而不強,缺少核心競爭力。

  我國三產比重過低,產業結構亟須優化。許多行業都集中在加工組裝領域,處於全球產業鏈低端。一些規模很大的加工廠,其實只是“生產車間”,在研發、技術、專利、標准制定和品牌、銷售、服務等高附加值環節往往是“人家說了算”。由於產業缺“芯”,自主創新能力弱,關鍵技術靠國外,大量產業利潤隻能拱手讓給外方,造成沿海眾多加工制造企業“工廠大了,員工多了,工資卻漲不上去”。美國《財富》發布的2011年世界500強企業榜單中,中國內地佔61席,但制造企業佔比低。

  ——勞動力成本上升,人口紅利逐漸減弱。

  近兩年,“用工荒”頻現於東南沿海,並向中西部擴散,農民工中的青壯年比例明顯下降,勞動力供求關系開始朝著“劉易斯拐點”發生全面性、趨勢性變化。隨著用工成本增加,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正在減少,並影響到中國經貿的國際競爭力。

  ——過於倚重投資驅動,環境壓力增大。

  我國近30多年走了一條典型的高強度投入、外延式發展道路,追求超高速增長,各方面繃得太緊,直接帶來了資源透支、產能過剩、排放過量、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2010年中國GDP佔世界的9.5%,一次性能源消耗達32.5億噸標准煤,能耗強度是美國的3倍、日本的5倍。電力、鋼鐵、有色等8個行業單位產品平均能耗比世界先進水平高47%。

  ——需求結構不平衡,居民消費率長期偏低。

  任何一個高收入國家都是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導的“消費型社會”。而我國政府、企業和居民三大收入主體結構中,天平不斷向政府和企業傾斜,政府和企業在獲得高收入增長的條件下,將較多資金用於投資。分配失衡制約著消費能力,居民消費較難擴大。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說,2001至2010年,我國投資率從36.5%升到48.6%,消費率則從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費率從45.3%降到33.8%,遠低於發達國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於“金磚國家”的巴西、印度。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發達國家紛紛調整戰略,鼓勵增加高技術產品出口﹔越南、孟加拉等發展中國家利用比我更低廉的資源和勞動力成本,加快向美歐等市場輸出勞動密集型產品。過度依賴外需的中國經濟結構正遭受美歐的“壓”和新興經濟體的“擠”,傳統發展模式越來越難以為繼,加大了我國走近“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

  社會風險——

  社會事業與經濟建設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長趕不上GDP增長,民生改善明顯滯后


  “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誘因是社會風險,即沒有實現經濟社會同步發展,導致一系列民生問題和社會矛盾,進而影響經濟增長,使發展大跌跟頭。

  一些國家的教訓值得深思:在邁進中等收入階段后,就業、住房、社保等問題凸顯,社會負面因子不斷累積,發展一步步掉進“陷阱”而不能自拔。需要注意的是,我國社會正碰到類似的挑戰。近年來,由於社會事業與經濟建設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長趕不上GDP增長,民生改善遠遠落后於經濟發展,百姓普遍感覺“國強民不富”、“幸福指數不夠高”。

  ——收入分配失衡,貧富差距拉大。

  從全世界看,收入差距過大雖不是用來判斷是否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標志,但它加劇了不平衡,導致的社會問題很可能引發一國落入“陷阱”。拉美一些國家到上世紀90年代末的基尼系數仍高達0.6以上,佔其人口1%的富人擁有全部社會財富的逾50%,而20%的貧困家庭僅擁有2.5%的社會財富,這正是有的國家遲遲未能邁進高收入國家行列的一個原因。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自2000年起,我國基尼系數越過0.4的警戒線,2006年曾達到0.49,之后雖有所下降,但目前仍近0.5。不同人群間收入差距的鴻溝加寬,“馬太效應”愈加明顯。財富向資本集中,收入分配向高收入者傾斜,普通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錢包”鼓得很慢,這種差距在通脹狀況下更顯分明。為求經濟增速一高再高,各項投入仍傾向於“物”而不是“人”,對民生的支出有限。仇官、仇富、仇不公等情緒出現,社會矛盾觸點密、燃點低,群體性事件增多。

  ——城市發展貴族化,形成城鄉“新二元結構”。

  眼下,中國大城市華燈璀璨、高樓林立,可是,城市化一味求大求洋求快,“城市病”越來越嚴重,房價高、就業難、看病貴以及教育、養老、生活環境、食品安全等問題突出,面臨“城市化陷阱”。

  資料顯示,在西歐、北歐一些國家,政府財政的50%用於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支出﹔美國用於社保的政府財政也約佔30%。在我國,財政用於社保的比重隻有15%左右,標准低、覆蓋面小,跟不上城市化進程,廣大農村的社保領域存在“制度空白”。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認為,我國城鎮化率是“虛高”,實際上仍有10%—12%住在城鎮的農民工及其家屬並未充分享受到城鎮的公共服務和社保。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研究員王小廣說,據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告,全國城鎮人口比例達49.6%,但如果以戶籍為標准,起碼有1億多生活在城裡的人沒有真正城市化,而是“被城市化”了。許多進城打工者實現了職業轉換、地域轉移,卻未能實現身份的轉變。一些農民多年在城裡打工,舉家進城卻扎不下根,城市內形成了城鄉二元結構,即戶籍市民與無戶籍農民工。

  ——階層固化苗頭顯現,向上流動的路變窄。

  中國社科院社會所發布的研究報告稱,我國中間層隻佔人口的23%,遠低於發達國家70%左右的比重。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認為,在城市人口中,本地人、外地人,體制內、體制外,戶籍、出身……不同標准給人們貼上不同的標簽,不同人群“被進入”不同的發展通道,人群結構“代際分化”,底、中、上的階層分野正在加劇。

  “知識改變命運”,在近年的就業壓力面前,這句話被打上問號。昂貴的學費、“畢業即失業”等因素使一部分學生放棄高考,知名高校的貧困家庭學生特別是農村學生比例持續下降。窮家、農家孩子考上大學、畢業后找到理想工作,需要比其他同齡人更大的付出,卻不一定能有同樣的機會。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濱說,社會結構固化、人員流動性不足,阻礙了資源要素特別是“人”這一最核心要素的合理配置,造成動態上的不平等,限制了人的發展,長此以往,將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甚至增長停滯。

  不補上社會建設“短腿”,不還清民生欠賬,不實現“國強民更富”,中國就很容易掉進“陷阱”,很難走好現代化的“后半程”。

  正視風險——

  我國發展中的失衡風險仍然可防可控,但由“中”到“高”比由“低”到“中”難度更大


  “中等收入陷阱”是經濟、社會等多種風險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那麼,該怎樣看待我國面臨的相關風險?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分析,長期以來,在“加快發展”大思路下,我國沿襲“過度工業化、過度重工業化、過度出口依賴、過度投資驅動、過度粗放增長”模式,映射到社會、政治和生態領域,就產生收入分配不公、城鄉分化、環境污染、生態破壞、腐敗滋生等種種問題,一定程度上與有些國家落入“陷阱”前的狀況相似,這是中國跨越“陷阱”不得不面對的難關。

  但是,也應看到,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綜合國力大大增強,抗風險能力不斷提高,發展中的失衡風險仍然可防、可控——

  與拉美等一些掉進“陷阱”的國家不同,我國政治安定、金融穩定,國際地位顯著提升,具有較強的抵御外部沖擊能力,中國經濟迎戰金融風暴的漂亮答卷就是又一印証﹔人才總量巨大,資本充足,發展的回旋余地大﹔“制度紅利”還有較大空間,城鎮化推進會形成新的“人口紅利”﹔工業化中期的后發優勢尚未完全釋放。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發展不平衡、市場潛力大的發展中大國,中國仍具備持續增長的基礎和條件。

  從居民收入看,雖然當前收入分配差距擴大,但各社會群體的收入水平絕對值普遍增加。國家近年接連出台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的“組合拳”,消費以每年17%—18%的速度增長,超過GDP增速。未來5年,國內市場“蛋糕”會繼續做大,消費潛力將被進一步激發。有機構預測,到2015年,中國消費額佔全球比重將從2006年的5.4%上升到14.1%,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消費市場。

  從產業結構看,傳統工業的產業集中、改造升級、並購重組都在加快,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前景看好,現代服務業有很大拓展空間。特別是目前中國企業研發投入增速明顯提高,一批重大項目在技術上“從跟跑到領跑”,自主創新能力有所加強,為經濟增長注入新動力。

  從城市化看,“十二五”期間,我國城市化率將以每年增加0.8個百分點的速度加快推進,一系列建設會帶動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城市人口規模增加帶來新的消費需求。人力資源素質提升較快,全國每年新畢業的大學生超過600萬人,相當於歐洲一些中等規模國家的總人口。勞動者素質走高可以抵消勞動力數量增速放緩對經濟的不利影響。

  從社會建設看,蓋保障房、擴大就業、推動醫改、扶貧開發、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改善民生被擺在更突出的位置,更多的真金白銀投向普通居民包括困難群眾,社會事業的“短腿”正在變長。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判斷,就中國的增長形態而言,落入拉美、東歐一些國家那種“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小,除非出現重大挫折或反復。不過,在中國經濟增長“自然回落”以及回落后轉入新增長期的過程中,將會面臨特殊的矛盾和問題。

  北京大學教授劉方棫認為,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后,中國有落入“陷阱”的風險,但“十二五”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若能抓住機遇,發揮優勢,統籌應對,是可以有所作為並避開“陷阱”的。

  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指出,對於“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有別國經驗可循,但絕無模本可復制,不能以其他國家的軌跡來推斷中國的發展走向。

  當然,邁過“陷阱”殊為不易。從全世界看,一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是轉型的關鍵期。在這一階段,經濟、社會結構深刻變化,利益格局深刻調整,經濟增長要由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社會發展要由追求效率轉向追求公平。一些國家就是因為沒有完成好增長動力的轉換,加上對社會公平性重視不夠,導致經濟增長停滯,引發社會動蕩,最終掉進了“陷阱”。近幾十年來,僅有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少數經濟體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脫穎而出,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實現了向高收入國家的轉身。與這些國家相比,擁有13億多人口的中國由“中”到“高”比先前的由“低”到“中”難度更大、挑戰更多。

  我們必須做好充分的准備。

  化解風險——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在於主動徹底地轉變發展方式


  每個經濟體都有“階段性的成長極限”。中等收入陷阱,猶如一個人的“中年危機”。

  胡鞍鋼說,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於能否主動、徹底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低水平、低質量、不可持續的發展轉向高水平、高質量、可持續的發展。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張卓元認為,轉方式調結構是世界上許多中等收入國家面臨的共同難題,也是我國避開“陷阱”、再上台階的現實選擇。要從中等收入國家變為中等發達國家,關鍵就看今后十年尤其“十二五”是否真正轉變了發展方式,而非短期內經濟是否保持超高速增長。

  ——跨越“陷阱”,必須實現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

  在跨越“貧困陷阱”過程中,我國經濟發展主要依賴勞動力、資本、能源等要素驅動,並由此形成過度粗放的發展模式。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從經濟大國變為經濟強國,要靠效率驅動、創新驅動、內生增長驅動。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避免直落“陷阱”,就要在經濟層面堅持內需為主,把擴大消費作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同時,一方面提升傳統產業,提升勞動力素質,一方面在新興產業領域搶佔先機,增加在全球價值鏈高端環節的比重,改變經濟增長對傳統比較優勢的依賴,培育以科技創新為基石的新競爭優勢,並力挺民營經濟,激發創業、創新、創富的微觀動力。

  ——跨越“陷阱”,必須不斷縮小貧富差距。

  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鼓勵“先富”,更須實現“共富”。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鄭功成認為,應以工資改革為核心,提高勞動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讓再分配環節更趨公平,進一步降低基尼系數,藏富於民,著力提高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政府要在社會保障、財政轉移支付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在此基礎上,壯大中間階層,多創造低層社會成員向上流動的機會,讓弱勢群體不被邊緣化,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數。在城鎮化進程中,積極推動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讓進城農民“市民化”。

  ——跨越“陷阱”,必須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

  消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復雜誘因,歸根結底靠體制機制改革。一些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體制變革受到利益集團羈絆,嚴重滯后於經濟發展,造成尋租、投機和腐敗現象蔓延,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被大大扭曲,以致在“陷阱”裡越陷越深。

  胡鞍鋼說:“中國具有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越是深化改革的攻堅期,越要用好政府和市場這兩隻‘手’,在利益格局日益復雜多變的情況下,推動市場化改革的深層次破冰,在經濟轉型中注重政府轉型,最大限度地釋放發展活力,拓寬發展空間,為跨越‘陷阱’助跑。”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深化改革不僅需要更大決心和勇氣,更需要新思維、新路徑。從摸著石頭過河到學會在深水區游泳,就要走出‘GDP情結’,以‘民富優先’為導向來改革。老百姓腰包鼓了,消費旺了,生活質量升級了,各種負面情緒和沖突就會明顯減少。”

  ——跨越“陷阱”,必須構建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

  中國社科院拉美所所長鄭秉文認為,我國在轉型中積累的不少問題,比如國企減員增效、稅費負擔、土地征用和拆遷以及就業、教育、醫療、住房等,都引發了一些社會矛盾。未來幾年應立足國情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完善社會服務體系,解決好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訴求,讓全社會共享發展成果,並將之轉化為對國家經濟發展的強大支持,從而不斷化解“中等收入陷阱”的社會成因和潛在風險。這也是“包容性增長”的題中之義。

  對於由成長期走向成熟期的中國,在龐大的經濟總量上再次實現跨越,的確任務艱巨。

  但我們有信心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

  小資料

  中等收入陷阱


  2006年,世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首先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它是指一個經濟體的人均收入達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發展戰略和發展方式轉變,導致新的增長動力特別是內生動力不足,經濟長期停滯不前﹔同時,快速發展中積聚的問題集中爆發,造成貧富分化加劇、產業升級艱難、城市化進程受阻、社會矛盾凸顯等。從世界范圍看,拉美、東南亞一些國家早就是中等收入國家,之后卻陸續掉進了“陷阱”,至今仍未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有的在中等收入階段滯留時間已長達四五十年。
(責任編輯:劉軍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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