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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低工資”到“生活工資”

2011年07月27日08:57    來源:《南方日報》     手機看新聞

  
吳重慶


  建立生活工資制度,通過政府干預、或者勞動者的集體力量獲得生活工資,勞動者可以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嚴。

  我們講“幸福廣東”,首先應該考慮廣東的特殊性,即廣東是“世界工廠”,珠三角有數千萬的外來工。外來工雖然不是戶籍意義上的“廣東人”,但他們“幸福”與否,直接關系到“幸福廣東”的建構。我們在推進“幸福廣東”時,能不能提出“生活工資”的概念,而不僅僅是停留於“最低工資”的水平上。

  最低工資主要是根據勞動力市場的價格來決定的。從企業主的立場講,他巴不得工人的工資越低越好。但如果這樣的話,整個社會是處於不穩定狀態的。所以,才需要政府出面干預,規定“最低工資”。最低工資制度本是為技術水平低下、最沒有競爭能力和談判能力的低端勞動者或個體勞動者而設計的,是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價格的最低級次。對絕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來說,目前的“最低工資”事實上隻夠他自己一個人在打工地開銷,即所謂“勞動力生產”,而根本無法在打工地安家育兒,即所謂“勞動力再生產”。最低工資是國家干預下的工資,但如果最低工資標准隻能使勞動者在打工地工作而無法正常生活,無尊嚴與幸福感可言,這樣的低標准肯定需要提高。如香港最近實施的最低工資標准就是按一個工人供養三個人來計算。

  但即使最低工資制度設計得再完美,標准再提高,執行得再到位,也不能徹底解決勞動者不斷分享企業經營成果和經濟發展成果問題。這是因為,一味提高最低工資標准,可能會抹殺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價格基於各種制度或環境因素可能存在也應當存在的級差,社會上大部分勞動者的工資收入水平不應當是最低工資水平。從外來工的工資收入現狀看,即使是“有良”企業,也只是參照“最低工資”標准發薪。所以,我們應當利用各種方法和手段,限制最低工資的適用范圍。

  引入“生活工資”(livingwage)概念,似乎是解決工資問題的另一條出路。建立生活工資制度,通過政府干預、或者勞動者的集體力量獲得生活工資,勞動者可以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嚴。

  自20世紀90年代起,“生活工資”的概念受到發達國家眾多支持社會制度改革的政治家、社會組織的熱烈倡導,生活工資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所謂“生活工資”是指,一份不僅能保障勞動者和他所要扶養的家庭一定水平的溫飽,同時能提供健康、有營養的飲食,能滿足正常的社會交往需求,承載對未來穩定合理的預期,使得勞動者免於承受長時間的生存壓力的工資。生活工資既能保障勞動者的溫飽,又能為他們提供發展機會,總體而言,是一種“准小康型”的生活水平,相比最低工資更接近政府所承諾的“幸福、有尊嚴”的生活目標。數量龐大的底層低收入勞動者的工資無法承載“幸福、有尊嚴”的生活目標,勞碌而低賤的生存狀態暗暗埋下影響社會穩定的不安種子,這值得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視。

  生活工資制度並非對最低工資制度的取代。最低工資制度保障的是勞動者基本的生活需求,覆蓋范圍廣,具有強制性。而生活工資制度並非對所有企業都具有強制性,例如在美國,生活工資目前隻覆蓋承包政府外包項目的企業,或者接受政府資金支助的企業等與財政資金有關聯的企業。生活工資制度構建的意義,更多在於為最低工資標准的設定提供參照,促使最低工資標准提高到合理的水平,使廣大勞動者的生活更接近“幸福、有尊嚴”的目標。當然,在符合我國國情的前提下,可以考慮在承包政府外包項目的企業中、國有企業大量的勞務派遣工人中執行生活工資標准,以點帶面,促使全社會工資水平的提高。

  對擁有兩億多農民工的當下中國來說,“生活工資”也許還只是一個不能馬上落實的夢。但是,有了夢,才能有綿延的生活。我們應該給在打工前線苦拼的上億年輕的中國人一個夢,讓他們有朝一日能夠分享到盛世中國的實惠。

  作者系廣州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開放時代》主編
(責任編輯:喬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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