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負”和“增收”:算算工薪族的“收入賬”--財經--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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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負”和“增收”:算算工薪族的“收入賬”

溫源

2011年09月23日08:06    來源:《光明日報》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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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工薪族,三本“收入賬”

  他們或感慨有欠公允,或抱怨負擔太重,或期望收入提高

  調整收入分配格局,還需“減負”“增收”雙管齊下

  他們相距很近,或許只是樓上樓下,時不常會摩肩接踵,抬頭望見﹔他們又相隔很遠,每日各有所忙,三個人的社交半徑幾乎沒有交集。他們如此不同,有人想著如何去投資,有人卻想著如何去掙錢﹔他們又何其相似,都是工薪階層的一員,“不患寡而患不均”,希冀更加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期待權利義務的對等,是他們對生活的一致訴求。

  高收入者:“很多收入比我高的人都逃稅”

  “券商”、“投行”、“年薪百萬”一個個金字招牌齊齊頂在年屆三十的蔣波頭上,耀出的光芒足以讓很多同齡人眩目。

  “干我們這行,其實有很多表面風光。收入號稱百萬元,其實多數時候也就七八十萬元。雖然掙得也不少,但並不穩定。市場好的時侯,一天恨不得掰成兩天忙﹔市場低迷的時候,也有過閑得在辦公室打乒乓球的歷史。而且同業間競爭得厲害,平時工作壓力很大。”說到在証券交易所的工作狀態,蔣波不由自主向記者介紹起他“多而隱蔽”的白發。

  “你對自己的收入滿意嗎?”

  這個問題有點無意義,因為答案應該是肯定的。但事實並非如此。

  “我身邊很多工作中接觸的私營企業主,收入比我高得多,但他們基本上很少交稅,有的買車、買都開了發票拿到公司報銷。企業隻要不分紅,就不交稅。即便分紅,也只是按20%納稅,而我卻要交30%的稅,一分錢也避不了。有業績突出的公司同事,甚至要交45%的個人所得稅。”因為工作的關系,蔣波認識很多企業老板,“同薪不同稅”的現實不免讓他憤懣。

  來北京之前,蔣波去英國留了兩年學,租住在外國人的家中,這也讓他對外國人的收入和生活情況有了很多了解。

  “據我了解,很多國家都採取綜合稅制,就是將納稅人一年中各種不同來源的收入綜合起來,減去法定減免和扣除項目數額后,就其余額進行征稅。比如家中有小孩老人需要贍養的,需要供房貸、車貸的,都要扣除相關費用再行收稅。而我國目前的稅收渠道大多來源於工資,而且不考慮家庭的實際負擔,顯然有失公允。”推己及人,蔣波的意見不無道理。

  作為外人眼裡的“富人”,蔣波顯然“舉賢不避親”:“國外居民收入差距沒那麼大,由於社會福利完善,居民支配收入主要是計劃去哪度假、去哪旅游之類﹔相比之下,國人的收入還不得不存入銀行,以備今后孩子教育、看病、養老等不時之需。”獨特的視角讓蔣波有獨特的見解。“當前中國貧富差距較大,應該通過一定的制度設計向更多顯露的和隱藏的富人征稅,並力求在保有環節征稅,如征收房產稅等,否則富人就會越來越富,社會貧富差距會越拉越大。”

  中等收入者:“我的付出與回報等價”

  中秋剛過,林立勇臉上寫滿了疲倦。“放假三天,陪我父母、老婆孩子回了趟老家。時間緊,馬不停蹄的,好累。”他似乎連說句稍長一點話的力氣都沒了。

  供職於京城一家頗具實力的國有企業,林立勇的工資單很長,第一聯顯示基礎工資、崗位工資等﹔第二聯是各種保險及其他費用扣除﹔第三聯是應納稅額﹔第四聯是實發合計:年收入24萬多元,稅后收入18萬多元。

  作為一名部門主管,林立勇說,他的工資單記載了他的付出、他的每一分磨損。“一說到收入,老家的親戚朋友聽了都羨慕的不得了,那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我的生活狀態:每天早上7點多出家門,送孩子上學,然后開50分鐘的車到單位,一忙就是一天。晚上加班、假日值班是家常便飯,回家了還是滿腦子的工作。每個月都有10來天出差在外,家裡的事一點忙都幫不上。唉,掙錢不容易呀。”

  和城市中多數中年人一樣,上有老、下有小,單位的中堅,家庭的砥柱,每月工資在林立勇心裡有本很重的賬:“每月付房貸7000多元﹔養車2000多元﹔小孩教育和日常花費得三四千元﹔再加上家裡的必要開支和一些禮尚往來,每月基本剩不下什麼,也就把我愛人那份盈余的攢起來,為以后老了做打算。”

  “不在於你掙了多少,而在於你花了多少。如果支出在不斷上升,那掙得再多也於事無補。”提到收入增長,林立勇卻更在意節省支出:“把房價降下來、把物價降下來,把教育、醫療和養老的支出降下來,那將比提高收入水平對老百姓更有益。”

  林立勇對看病貴抱怨尤多。一問得知,他父親剛被查出患上癌症,“我打聽了一下,手術加化療得花掉9萬多元,還得是不用進口藥。”

  談到前不久個稅起征點的調整,林立勇笑笑說:“自己收入變化不大。”“中國地區發展不平衡,收入差距較大,對物價和生活水准的感覺也不一樣。我總感覺一些政策有必要在執行中央統一規定的基礎上各地‘量體裁衣’,制定適符本地區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細則,不要‘一刀切’,要在合理性上下工夫。”

  低收入者:“豆腐腦再貴就吃不起了”

  “在家種地不掙錢啊,人家都到外面來打工了。我也就出來打工了。”50多歲的黃顯平4年前來北京打工,現在是北京市東城區一個住宅小區的保安。

  黃顯平上的是晚班,從下午6點工作到次日早上六點,沒有節假日,月工資1700元,隻提供一間集體宿舍,不提供伙食。“一個月伙食費得花400多元,平時再交話費、喝點小酒、買買日用品,那就得600多元,我自己還租了一間房間,月租也得近600元,一個月剩不了什麼錢。”黃顯平給記者算了一下他的“經濟賬”。

  “您上12個小時的晚班,晚上還得吃宵夜吧?”記者問。

  “晚上哪裡有吃什麼宵夜,再吃就真剩不了什麼錢了。”黃顯平苦笑著,因為每天熬夜上晚班,眼睛裡布滿血絲。“不是我不想上白班,上白班幾乎得整天站著,上晚班到后半夜沒人了還能坐一會。”

  據黃顯平介紹,在北京,住宅小區、醫院的保安月薪都在2000元左右,“在超市裡當保安,工資能高些,有2000多。做保潔工資就比較低,我們小區裡的保潔人員月薪1160元,不管吃不管住。”

  黃顯平是湖北隨州人,4年前剛到北京時是搬運臨時工,“那時候搬一塊磚五六分錢,動作快的話一天搬3000多塊磚,能掙個200多塊。但是這活兒累,也不能天天有,不穩定。”

  “您為什麼來北京呢?”記者問。

  “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啊,這我知道。”黃顯平對記者說。“出門不如在家方便,但是在家種地掙不了錢。我們家現在有六畝地,大部分都荒著,隻種了一點。肥料、種子都貴,現在稻谷一塊錢一斤,一畝地產一千三百斤稻谷,能賣一千三百來塊,去掉肥料、收割、犁犁耙耙,也剩不了多少錢,再說五畝地的糧食至少得留兩畝地的口糧自家吃,也不能全賣了。所以這頂不了什麼事兒。村裡大部分地都荒著,隻有一些老人多少種一點,年輕的都出來打工了。”四天前,黃顯平的兒子也來到這個小區當保安。

  目前物價上漲幅度較大,7月份CPI同比增長高達6.5%,對於月收入1700元的黃顯平而言,生活壓力更大了,“現在什麼都貴了,我常年早起吃的豆漿、豆腐腦,前天還是一塊五,今天去買就得兩塊錢了。中午在外面吃飯最少得8塊錢,再貴就吃不起了。”

  讓社會中堅發揮更大效力

  工薪階層是一個國家的中堅力量,起著社會穩定器的重要作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為保持社會穩定,專門成立了“白宮工薪家庭工作小組”,負責研究增加美國中產階級人數,提升他們的地位。可見,保証工薪群體的規模和利益,是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重要課題。在我國,以工薪階層為基礎,積極培育中等收入階層更是拉動消費、平衡收入結構,實現全民富裕目標的重要途徑。

  來自高、中、低三個收入階層的工薪族折射出我國工薪階層整體生活狀況。

  這些年,在社會財富蛋糕的切分中,居民收入所佔的份額是減少的,普通勞動者收入增長也低於GDP的增速。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月均工資為3096元,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月均工資隻有1730元。

  個稅起征點調到3500元,工薪階層納稅人數就銳減到2400萬人,整個工薪階層隻剩下7.7%的人繳納個稅,說明絕大多數工薪者的收入遠遠沒到“起征點”。顯然,不是個稅起征點高了,而是普通百姓的工資水平低了。

  “個稅佔國家整體稅收的比重並不大,但對個人而言卻具有重要意義。以‘個人稅’為主向‘家庭稅’為主的稅制過渡勢在必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指出。

  總體上看,普通百姓收入偏少、增長較慢,身上的負擔仍然很重。要改變這一現狀,僅靠減稅是不夠的,還應當採取有效措施,加大力度調整收入分配格局,需要在“減負”和“增收”上“雙管齊下”。調整國民收入的分配結構,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這也是轉變發展方式的重要內容之一。(文中蔣波、林立勇為化名)
(責任編輯:喬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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