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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提升居民幸福感關鍵在增收減負

崔  鵬  靳  博  馬躍峰

2012年01月12日08:21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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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負,更幸福


  蔣躍新繪(新華社發)

  知足常樂——

  追求幸福,不僅要改變外在的環境,更要改變內在的心境。這樣,或許離幸福會更近一些

  在海南省海口市瓊山區三門坡鎮,52歲的房女士正在自家院裡打掃衛生,見記者來訪,忙給讓進了客廳。

  “您這座二層小樓,有多少平方米?”環顧房間四周,記者問道。

  “120平方米。2010年蓋的,當時花了10萬元。比起海口每平方米八九千元的房子,這裡便宜多了!”房女士對當下的居住條件很滿意。

  可一談到物價,房女士就沒那麼輕鬆了:“這兩年物價漲得太快,菜價比前兩年漲了一倍多。”房女士家原本有3畝地,現在讓給弟弟種了,自己每月隻拿1100元退休金,這點錢對基本吃喝需求來說都有些捉襟見肘。沒辦法,房女士的丈夫下崗后,隻好到附近的農貿市場販賣鴨子,賺些零花錢。

  “我對眼下的生活還算知足。要說新年裡的願望,當然希望收入能夠多些,負擔能輕些,這樣才會感覺更踏實些。”房女士說。

  提升百姓的幸福感,根子在增加收入。近年來,居民在社會財富蛋糕的切分中所佔比例有減少趨勢,普通勞動者收入增長低於GDP增速。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月均工資為3096元,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月均工資隻有1730元。專家認為,提高收入、穩定預期,應沿著“增收減負、調節差距、加大力度”的思路,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二女兒現在上高中,學了5年鋼琴,每年培訓費就要2萬多元。”房女士說,前幾年家裡一直沒錢給孩子買鋼琴,直到去年才買了一架,滿足了女兒一樁心願。除了教育投入,房女士患高血壓、心臟病,每年醫藥費5000多元。因為不是住院治療,她隻能享受每月40元的門診補貼,其他費用無法報銷。

  提升幸福感,減負同樣重要。海南大學工商管理系主任蔡東宏教授說,在海南,不少人掙得看起來不算少,但是物價高、花銷大,如果社會保障再跟不上,生活壓力就會很大。政府應承擔更多的改善民生責任,增加公共財政支出,健全社保體系,解決居民感覺壓力最大的住房、醫療、教育等問題。

  蔡東宏建議,應根據居民基本生活費用價格指數變動情況,建立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失業保險標准與物價挂鉤的機制,逐步提高基本養老金、失業保險金和最低工資標准。對優撫對象、城鄉低保對象發放價格臨時補貼,提高群眾幸福指數。

  當然,幸福是一種主觀感受,除受制於客觀現實,還與個人修養有很大關系。如果一個人能客觀認識自我、做到知足常樂,就更有可能活得舒服、愜意﹔而如果一個人完全將幸福的概念物質化,總覺得“比上不足”,過得就會不舒服。追求幸福,不僅要改變外在的環境,更要改變內在的心境。這樣,或許離幸福會更近一些。

  穩定就業——

  勞動者對未來預期不樂觀、“飯碗”不牢靠,直接影響到其歸屬感和幸福感

  許寧2010年夏從天津某大學畢業后,來到北京一家國內知名生物技術檢測公司工作,負責產品開發推廣和客戶維護。由於表現出色,許寧很快在公司站穩腳跟,有了一份不錯的收入。

  但和北京大多數民營企業一樣,許寧所在的公司並不負責解決北京戶口。剛開始,許寧覺得這沒什麼,能給上“五險一金”就行。但后來逐漸發現,沒戶口的麻煩很多。“買房要等5年,買車還得至少等1年才能搖號,沒有戶口光有錢都不行。”許寧抱怨。為照顧女朋友,許寧住在望京,每天早晨不到6點就起床,擠兩個小時的地鐵和公交,到位於昌平的公司上班。晚上回到家最早也要8點多鐘,他常常一進家門倒頭就睡,累得連吃飯的勁兒都沒了。

  許寧總沒有歸屬感。“沒北京戶口,總感覺自己不是這裡的人,孩子也不可能留在這裡上學、考試甚至生活。你說,工作不就是為了能過上穩定的生活嗎?沒戶口,我還在這兒干什麼?留下的時間越長,耽誤的也就越多。”因為准備和女朋友結婚,許寧已經決定,過完這個春節就辭職回老家工作。“隻想找份牢靠的工作,至少保証孩子以后上個像樣的學校吧。”許寧說。

  除了戶口原因,讓許寧下決心辭職的,還源於前不久發生的一件事。第一年合同期滿后,單位同許寧續約三年。但許寧發現,合同的甲方卻從原先的本公司名稱變成公司下屬一家子公司的名稱。公司人力主管說,這是根據公司業務的安排,工資等福利待遇和工作內容都不變。但有老員工私下告訴他,這是公司為了規避勞動合同法而打的“擦邊球”,通過讓員工和幾個子公司之間來回簽合同,之前的工作經歷便可以不被累計,減少公司用工成本。

  得知實情后,公司的“精明”讓許寧徹底寒了心:“一年到頭辛辛苦苦,老板還是想著怎麼方便把我們炒了。說什麼也要回家考個公務員或者事業單位的‘鐵飯碗’才保險,不用覺得朝不保夕。”

  許寧的選擇並非個案,近年來,戶籍、勞動合同、社會保障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勞動者的就業選擇。最近應屆高校畢業生正在集中找工作,不少用人單位的人力主管坦言,能否解決戶口特別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戶口,是大學生決定最后是否跟用人單位簽約的一個重要因素。

  專家認為,決定勞動者就業穩定性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勞動者對未來的預期是否樂觀。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寧光杰教授表示,決策部門在著力提高勞動者工資水平的同時,應保障農民工、外地務工者享有與城市人口、本地人口一樣的社會保障和福利,使他們從流動狀態轉為穩定狀態。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認為,應著力構建新的勞資關系,徹底改變過去“隻取少予”的勞資關系,鼓勵和引導企業加強勞動力保護,形成新的勞資關系,善待勞動者,創造勞資兩利的新局面。

  公平競爭——

  人在社會中得到平等對待,才更有可能產生幸福感

  徐建剛是廣州一家事業單位的員工,月薪6000元左右。“工資看似不少,但一遇到高房價,才知道工資的含金量有多少。”徐建剛說,2009年由於考慮要結婚,他在父母的資助下買了一套90平方米的兩居室。打這兒起,50萬元的貸款讓他不得不將消費水平一再壓低,每天都覺得生活壓力很大。

  為改變這一窘狀,徐建剛曾嘗試多種方法賺錢:搞過一陣子網店,后因精力不濟、無法保障上網時間而作罷﹔又與朋友合伙投資開咖啡店,最后因經營不善而關門大吉。

  對這些挫折,徐建剛倒看得很開,認為市場經濟中就要自負其責、願賭服輸。但他對自己在單位的工作卻頗有怨言:“我在單位屬於編外人員,與那些有正式編制的人相比,薪水、福利差別都很大,提拔晉升的機會更是渺茫。現在想想,除非哪一天自己撞大運,否則就隻能這麼熬著。”

  拼盡全力卻很難獲得“幸福感”,其中可能包含個體的、主觀的因素。如果自身不努力或努力之后也不達標,再上一層樓自然不易。但是,如果不是個人因素而是一個普遍的社會問題,那就值得重視了。

  改革開放以來,原來阻礙人們合理流動的一系列制度和社會政策,例如家庭出身、所有制等等,有的已經退出歷史舞台,有的日漸式微。但一些制度性障礙,例如計劃經濟時期留下來的部分人事制度、勞動就業制度等,有的正在改革,有的基本沒變,至今仍在起著阻隔作用,使社會流動渠道不能暢通。

  近年來,教育成為現代社會流動的主要機制。然而,1999年高校擴招后提供的更多高等教育機會,卻並非如擴招之初人們想象的那樣,全面惠及社會底層家庭的子女。由於擴招后高校全面收費和就業難的出現,普通家庭子女通過教育改變命運越來越難。從流動成本來看,許多農民工干得多掙得少、工作環境惡劣、生活負擔日增,不但他們自己難以向上流動,就連他們的子女向上流動的渠道也越來越窄。

  專家認為,人在社會中隻有得到平等對待,才更有可能產生幸福感。例如,如果升職競爭是一個公開、透明的過程,就會減少很多職場人的抱怨﹔如果升職過程中存在種種“潛規則”,讓人不得不借助請客、送禮、拉關系等行為去迎合領導,焦慮感就會產生。規范權力運行與增加經濟收入一樣影響著幸福感,隻有讓社會公平正義得到聲張,人們的幸福才更有保証。

  (文中部分被採訪對象採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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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喬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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