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泓賡 連日學習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改革開放20周年的講話、文章，感慨萬端。

　　沒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這本書。

　　這並非言過其實，也不是套話，而是實實在在發自我心底的聲音，是真真切切的感受！

　　榮毅仁同志作為一個時代的歷史人物，早就存在，而我原本隻是久仰其名，從未與他有過接觸，當然更談不上寫他的這本書。

　　長達近8年的五七干校生涯，我在“修地球”中度過了最寶貴的年華。汗滴禾下土，汗滴濕衣褲，汗水流到了眼睛裡，最令人感到無可奈何。雖說尚屬“自覺勞動”。並未被打入另冊，但不可否認我的這支筆鏽了。

　　妖魔除，舉國歡。我被調進了《人民日報》，負責起了當時尚屬“冷門”的對外經貿等方面的涉外宣傳。

　　僅僅一年多一點時間，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東風，一下子把“冷門”吹拂成“熱門”。外貿開始火了，國際旅游開始火了，外匯業務、國際金融開始火了，對外開放的新生事物──經濟特區、國際信托投資事業等等破土而出了，我管的一攤宣傳自然也跟著慢慢火了起來，成為令人羨慕的“美差”。

　　恰恰就是20年前的1月份，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接見了包括榮毅仁同志在內的5位工商界著名人士，小平點將，榮毅仁出山，由此而開始了榮氏創辦中信的序曲。

　　同年（1979年）10月4日，是中信成立的大喜日子，也是我第一次見到榮毅仁同志的日子。我有幸以記者身份，旁聽了中信第一次董事會。董事會的陣容相當強大，有不少是內地和港澳地區的知名人士，可謂群英薈萃，人才濟濟。我還聆聽了主管中信的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同志的講話。記載這個盛會的採訪本，至今我還珍藏著。

　　這以后，中信一屆又一屆的董事會，我幾乎都旁聽了。中信在“巧克力大廈”（國際大廈）、京城大廈舉辦的一些重要活動，我都作過報道。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是隨著“巧克力大廈”、京城大廈的脈搏跳動的，以至有人戲稱我是中信“專業戶”和“鐵杆派”。

　　就這樣，我和榮毅仁同志的接觸多了起來，他們創業之艱辛，吃“第一隻螃蟹”的歡樂和煩惱，在夾縫中沖出去的不易……我都看到了聽到了，1987年《人民日報》為迎接黨的十三大召開，確定了一批重點報道，中信是其中之一，我在寫完“巧克力大廈的脈搏”之后，一些同志啟發我鼓勵我，使我萌生了寫《榮毅仁》的想法。

　　要說十年磨一劍的話，這把劍可已磨了10年還多﹔緣何如此曠日持久，遲遲沒能寫成？除了我過去日常報道任務較重、業余時間不多外，我曾當面向榮老發過多次牢騷，就是他的不怎麼配合、不怎麼支持。我也曾拿別人寫名人之書如何一路綠燈來“啟發”他，可惜都沒有用，他常常給我亮“紅燈”，要麼說：“你不要寫我，要寫就寫中信。”要麼說：“你不要寫我過去，要寫就寫我解放后如何跟著黨走社會主義道路。”要麼說：“我現在沒心思跟你談呀。”你急他不急，弄得我也沒了激情，以至在我的資料卡片盒裡，特設了“艱難的歷程”欄目，記錄下了與他打交道的過程，事情就這樣拖了下來。

　　當然，除了寫這本書稿的事情外，凡是對中信的採訪和報道，他倒是一向重視和支持的，重視到有時會親自給記者打電話。他率領中信人出去視察調研，你提出要跟著去採訪，他也會同意。我有幸在他主持中信工作期間，跟隨他的公務車或包機去了上海、無錫、南京、秦皇島、鄭州、寧波、大榭島、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等地方，這在客觀上使我有機會在一路之上、在閑談之中，從他以及隨行人員那裡了解到不少情況。如他與楊鑒清的羅曼史和一些生活軼事，正兒八經是聽不到的，他自己也不會談，旅途上我聽到了。平時在他興致好時或不經意時，也能捕捉到一些材料。有時纏著我不過了，他也能推薦你去找別人談談。

　　隨著採訪了解的步步深入，我常常在想：一個昔日的資本家，而且是中國最大的民族資本家，為什麼不管是風和日麗還是烏雲翻滾的日子，他都能對中國共產黨跟定再跟定？為什麼他能脫胎換骨、無怨無悔地追求真理？為什麼他能由一個民族資本家而成為泱泱社會主義大國的國家副主席？為什麼他在國際上這樣富有魅力？為什麼獨獨中國出了個榮毅仁，而別的社會主義大國卻沒有類似人物出現呢。一切的一切，使人不能不感佩我們黨三代領導人的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的偉大胸懷，他們和榮毅仁肝膽相照，對他循循善誘，愛護有加﹔使人不能不感佩我們黨執行統一戰線政策的堅定正確和具有改造社會、改造人的偉大力量、盡管在前進的道路上也出現過錯誤甚至是嚴重的錯誤，但黨能自己糾正它，改變它。體現在榮毅仁身上，已不僅僅是理論上的光輝，而且是活生生的事實！“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今天的榮毅仁！”這可以說是歷史的結論。

　　我也欽佩榮毅仁同志執著追求真理和百折不回的精神。他是個富有個性和主見的人物，毛澤東同志夸過他，周恩來同志夸過他，鄧小平同志夸過他，葉劍英、王震、陳毅等同志也都相當賞識他，我黨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同志等也是十分愛護他、尊重他，這絕非偶然。由於出身的關系，他並非天然就能接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更由於“左”的干擾和事物發展的復雜性、多重性，他不是沒有過痛苦、徘徊、彷徨，不是沒有吃過苦頭、受過委屈和迫害，但他都挺過來了。他在德國的侄女榮智美來京時曾親口對我說：“我四叔很幸運。他有他的信仰，一個人的信仰一直做下去，就能得到實現。今天他實現了。”“我最佩服的是，他經過磨難，這些居然在他身上無影無蹤、無痕無跡。”他年輕時少年氣盛，難免得罪人﹔以后慢慢磨煉得謹慎持重，大度大量。

　　既然歷史給了我機遇，我就要對得起歷史。盡管有時我也灰心喪氣過：“何苦來呢，那麼難，不干了！”但理智終究戰勝了感情，我抱定主意打它個持久戰。我像工蜂一樣，一點一滴地採蜜，一點一滴地積累材料。我是編輯、記者出身，自然特別注重於取得第一手材料，採訪筆記了一二十本，錄下了好多盒錄音帶，資料卡片做了一大盒，各種各樣的材料裝滿了半個書櫃。

　　榮毅仁的親屬，200多名海外親屬回國大團圓，我對此曾作過報道，無異是一次收集材料的極好機會，可惜1986年時寫這本書的意識尚未萌芽，採訪時並未作重點深談，回想起來大有遺珠之憾。之后，我見縫插針，利用一切機會，在京、滬、錫以至香港、澳門，採訪了他的子女和親屬多人，海外親屬有再回來的，也緊抓不放。

　　榮毅仁的中信同事，除結合各項採訪任務談的外，我又專門找了上海請來的各位元老和年輕的“元老”，中信各位老總、部門總經理、秘書、翻譯、公關處等同志，連大廈的服務員，他的警衛員、司機、廚師、花工等也都找了，總共不下好幾十人。特別是，當年年輕的“元老”、現任中信董事長王軍不光跟我談了很多重要情況，還從各方面為我創造條件，給了我強有力的支持。曾任中信黨組書記的熊向暉同志，除在他府上跟我談之外，還向我提供了一大包材料，其中有一本是他在中信的調查手記，記錄了很多人的談話，那密密麻麻、整整齊齊的蠅頭小字，顯示了老同志不負黨的重托、處理好棘手問題的高度負責精神。

　　榮毅仁在上海、無錫的老朋友，申新、茂新系統的老同事，少年的同窗至友……我也都一一拜訪了。和他關系較深的孫更舵同志，我幾次到上海，他總是竭盡全力幫助我，他和逢樹春同志曾冒著嚴寒，親自陪我到1958年他和榮老下鄉的嘉定開座談會﹔1998年初夏，他因病住院，還在醫院裡跟我談，並幾次打電話告訴我還要找上海哪些老領導、老同志，使我深受感動。

　　中共中央統戰部、原葉劍英同志辦公室、上海市委統戰部、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上海市檔案館、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上海徐匯區統戰部、中共無錫市委宣傳部、無錫市政協、無錫市地方志辦公室、無錫市園林局、無錫江南學院及其榮氏研究中心等，均給予了大力支持，提供了不少寶貴材料。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主編的《榮氏企業史料》（上、下冊）內容豐富翔實，本書所引材料除隨頁注明出處的外，解放前部分不少均參考了這兩冊書。許維雍、黃漢民合著的《榮家企業發展史》、楊旭撰寫的《榮氏兄弟》也為本書提供了很好的參考材料。江南學院榮氏研究中心陳文源副教授，克服種種困難，堅持榮氏研究工作，精神十分感人，他更無私地拿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供我選用參考，還推薦了別的有用的材料，他還和我一起到榮巷實地考察，找了有關老人。

　　鄧小平同志的女兒毛毛（鄧榕）熱情地給我提供了重要情況，她鼓勵我要不怕挫折和困難，把這本書寫出來。有一對伉儷，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們出於公心，在出書的關鍵問題上，做了不少促進工作。

　　前面已談，歷史賦予了我寫《榮毅仁》的機遇，但有了機遇不等於就能變成現實，就能把事情辦好，如果沒有上述眾多人士、眾多部門、眾多方面和其他許多同志的支持和幫助，是不可能寫成這本書的，在此，我謹向他們表示深深的謝意！

　　（作者為《人民日報》高級記者，本文最早刊發於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榮毅仁》一書,該書即將再版。本文獲作者本人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