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一個真正左派理性個人主義者的制度創新

　　“新左派”“非主流經濟學”

　　問：左大培先生，您是“非主流經濟學”的著名成員。但是我也經常聽人稱你們為“新左派”。你們的正式稱呼到底是什麼？

　　左大培：“非主流經濟學”是楊帆前些日子提倡使用的一個稱呼，我們用這個稱呼來表示有共同理念的一批經濟學家，這批經濟學家不僅不接受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范式，而且特別把反對的鋒芒指向了90年代下半期以來中國經濟學界的主流思潮。我也是這批經濟學家的一員。反對我們的人將我們稱為“新左派”，但是楊帆卻力主使用“非主流經濟學”這樣一個含糊的名稱。

　　問：您認為哪個稱呼更合適？

　　左大培：在我看來，使用哪個稱呼本來是一件無所謂的事。列寧的蘇聯共產黨又稱“布爾什維克”，這個詞在俄語中有“多數”的意思。列寧曾經說，人們這樣稱呼這個黨的成員隻不過是因為他們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某一次代表大會上佔過多數。但是楊帆反對使用“新左派”這個名稱，而打起了“非主流經濟學”的大旗，因為他根本就不承認自己是“左派”，認為把他說成“左派”是經濟自由主義者對他的誣蔑。

　　問：那麼您也不承認自己是“新左派”經濟學家了？

　　左大培：恰恰相反。我不僅以作一個新左派經濟學家而自豪，而且從來就不想掩飾自己的左派立場。幾年前在楊帆組織的一個研討會上，趙曉看到我出席，曾經很感吃驚地說：“你怎麼會也是左派？”我當時回答他說：從平常能看到的我的文章和會上的發言裡，你們不可能知道我的左派立場，因為那些會議的主持者和報刊的編輯從來沒有給我機會來顯示我的左派傾向。這些編輯和會議主持者都為我們的發言、文章、書籍規定了主題，在這些主題下不可能發表什麼明顯的左派言論。我總不能站在大街上喊：“我是左派！”那樣的話，人們會把我看成是精神病患者。

　　問：趙曉先生的疑問也有很客觀的原因：在我們大家的印象裡，您是一位學識淵博的人，在學術上、特別是在經濟學上以嚴格著稱，對西方的主流經濟學十分精通。您怎麼會站到左派的陣營中去？

　　左大培：我並不想否認您在學術上對我的贊譽。我本來在20年中一直從事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而且對他們那一套已經融會貫通。我之所以加入非主流經濟學者們的陣營，是因為看待經濟問題的角度和政策主張與他們相似。我就是要以自己作例子讓人們知道，吃透了主流經濟理論的人也會是一個真正的左派，左派經濟學家不僅可以學問深厚，而且在學術上也可以是最嚴格的。

　　問：您是最近幾年才轉變到左派立場上來的吧？

　　左大培：不，我是幾十年一貫的堅定左派。早在17年前，當我還在攻讀博士學位時，就因為自己強硬而富於批判性的觀點而被同學們戲稱為“左派”。當時我心裡很清楚，人們正在把“反左”變成一種新的政治潮流，努力營造一種“談左色變”的空氣﹔“左派”將變為新的政治帽子，新的政治投機家們將會掄起“反左”的大棒來打擊一切持異議的人。盡管如此，我還是毫不在意地欣然接受了這個“左派”稱號，而且以獨享這個稱號為榮。在我看來，能夠與時髦的潮流相對抗而堅持自己經過了深思熟慮的觀點，這至少在人格上是一種無上的光榮。

　　賴有楊帆、韓德強、盧周來、王小東、楊斌、黃紀蘇、張廣天等人的努力，與我相似的看法在近幾年得到了廣泛的傳播。這不僅在經濟學界，而且在整個知識界都激起了巨大的反響。但是在經濟學界，反對我們的那些“家”們使用的是近幾十年的文人們慣於使用的那極不光榮的一手：背地裡給對手扣上政治帽子，散布種種妖魔化的說法，以便將我們這些人孤立起來。於是我和我的這些志同道合者們就得到了兩大稱號：“反對改革開放”和“新左派”。楊帆等人是不願意得到這種稱號的，那是他們的自由。但是我要在這裡聲明：這種稱號不但嚇不倒我，反而隻會提高我的地位。17年前我就以作左派為榮﹔時至今日，右翼思潮正在經歷一次新的全球性退潮﹔在這樣的時刻，如果別人不願與我共擔“新左派”的稱號的話，那就不要怪我獨享“新左派代表”的尊榮了。

　　理性個人主義者

　　問：在許多人的印象中，右派是理性的，左派則是非理性的﹔右派主張個人主義，左派則是集體主義者。既然您自認是個左派，您就是一個非理性的集體主義者了？

　　左大培：不應當對任何人都搬用這樣的簡單模式。這樣的模式能否反映社會上的平均狀況，首先就很成問題。就算對整個社會平均來說是如此，那也會有很多偶然和例外。對您剛才說的這個模式來說，我首先就是一個例外。

　　我很欣賞哈耶克對“真正的個人主義”的概括：這種個人主義的基本特征，就是承認個人應當有一個多多少少屬於自己的天地，在這個范圍內，他自己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無上的。但是根據個人主義的這個定義，我在待人處事上恰恰是最典型的個人主義者。

　　我從上小學的時候起，就性格孤僻，不愛交際，總愛躲到自己的小“天地”裡去讀書和冥思苦想──當然是讀自己愛讀的書，想自己要想的事。我幾乎從來就沒有過對人發號施令的欲望，也從來就不想推動別人作什麼──唯一的例外是我兒子還小的時候，出於教育的目的而不得不經常對他發號施令。也不知為什麼，就這樣我還是經常被“上級”指派到管人的位置上：小學和中學時我都被指派為學生干部，在部隊當兵和在研究所裡，也都曾被委任到管理幾個人的位置上。我從來都對這種管人的“工作”極為厭煩，多半是抱著無可奈何的心情去應付差事。

　　問：那麼您從來就是一個“庸官”了？

　　左大培：那可不一定。有時在別人看來，我在那個“領導崗位”上干得還滿不錯呢！1975年在軍隊時，我是班長中的“先進典型”，部隊領導想把我提拔成干部，但我就是鬧著要復員，內心的真實動機其實就是不想當官。

　　問：您既然不願當官，怎麼還會干得那麼好？

　　左大培：這可能是因為中國的官太好當了。另外，這也是由於我的個人性格：我從來做事認真，許多事我雖然不願意干，但是當我相信它是我的一份職責時，我至少還會照職責要求的去作。而在中國，你隻要真正履行了職責，你就可以作一個很好的好官。

　　在待人處事的其它方面，我相信我也是一個真正的個人主義者。比方說，我從小就不愛打聽別人的事情，因此也從不向上級打什麼“小報告”──當然我的職務規定我必須報告的東西，我還是不能不報告的。我也不太喜歡從私人品德上指責人，更不喜歡談論別人的私事。這是我從小養成的性格。我不喜歡、甚至躲避談論別人私事到了這種程度：我的師兄弟要與其愛人離婚的事，別人都知道了，還來向我打聽，我卻隻能回答不知道，因為我從來就沒有打聽因而也就根本不知道這件事。

　　問：對於您是個有理性的人這一點，我想您也就不必解釋了。在經濟學這樣一個高度數學化的領域您都以治學嚴格著稱，而且您從小就愛自己在那裡冥思苦想，當然您應當是一位很有理性的人了。

　　左大培：我很欣賞理性主義哲學的著名代表笛卡兒。有時我感到自己那冥思苦想、尋根究底的勁兒太象笛卡兒了。

　　走上左翼的思想道路

　　問：那麼您是怎樣成為思想上的左派的？

　　左大培：我自己也說不清楚。也許是我個人的道德觀和我的家庭出身決定的吧。我有時也發表一點極端玩世不恭的言論，但是在內心深處，我是一個很講良心的人。對有恩於我的人，我不會沒有謝意。我堅持左派立場，至少是表示對馬克思主義左翼的感謝。

　　我出身於干部家庭，父母都是共產黨的干部。但是他們都出身於農民和窮苦勞動人民的家庭，我母親10歲時就給人家當小保姆。以我的判斷力，我敢說他們都是很聰明的人，可是由於家窮讀不起書，文化水平都很低。沒有共產黨的革命，就不會有我的家庭，也不會有我。

　　問：這麼說，您是共產黨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了？您一定會堅定地保衛共產黨。

　　左大培：我不一定會保衛共產黨，但是我一定會捍衛共產主義的理想。任何組織都有可能背離自己最初的綱領，波蘭當年的那個共產黨今天竟墮落到追隨美國侵略伊拉克，我會去保衛這樣的黨嗎？我感謝的是當年那個共產黨代表的共產主義事業，它讓千千萬萬窮人有了翻身的機會。我捍衛的是這個偉大的事業，我始終認為它是最偉大而高尚的事業。

　　說到既得利益，可以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既得利益：某些“高干”和“高官”享有特權，他們的某些子弟利用這些特權為自己牟利，現在更有些官員直接將權力化為資本，大肆侵吞人民的財產。這當然是一種既得利益，但這是對共產主義理想和共產主義運動最可恥的背叛。而我們左翼代表著另一種既得利益，那是下層勞動人民好不容易爭得的一點點權利，是共產主義運動代表的下層勞動人民為自己的利益而斗爭的權利。我隻能把自己看成是這樣的既得利益者，我要為捍衛這樣的既得利益而斗爭。為這樣的既得利益而斗爭，這是我們左翼的光榮。

　　問：您從什麼時候起有了這樣的思想？

　　左大培：真正成型是在1985年以后。那時我預感到了左翼會受到極大的沖擊。不過我成為左派倒很早──那是在爆發“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

　　問：那時您還是個孩子吧？

　　左大培：我1952年出生，1966年才14歲，剛讀完初中一年級。

　　問：14歲的孩子會有什麼思想立場？

　　左大培：那時候的思想當然很幼稚，但是14歲的孩子有時也會提出很尖銳的觀點。再說您也不要忘了，我早就是一個喜歡冥思苦想的人，一直習慣於獨立思考。1965年我還13歲時，我就明白了人生的短暫，並且開始痛苦地思考人生的意義。

　　問：很多人由此頹廢，想吃喝玩樂享受一生﹔也有人由此發奮，想在有生之年轟轟烈烈地干一番事業。您不會是由此變得“看破紅塵”了吧？

　　左大培：我是另一類的“看破紅塵”：我從當時宣傳的“生生死死為革命”中看到了解脫。毛澤東說的“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從此成了我真正的人生信條。

　　問：一年以后爆發了“文化大革命”，那不正成了您抒發革命激情的好時機？

　　左大培：一點不錯。既然要獻身革命，革命來了豈有躲避之理。在我家鄉大連市的中學裡，我是最早起來造反的學生之一。我到現在還記得，1966年8月我們學校的一位學生干部（他比我還高一個年級）很誠懇地問我：現在很多人說要“造反”，這個口號到底對不對？我的回答是：毛主席早就說過，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革命和造反本來就是一回事，造反的口號當然正確。

　　問：原來您是一位老造反派。那末造反派的那些著名行動，象揪斗、打人、抄家、武斗，您都一定是積極參與者了？

　　左大培：恰恰相反。我從來都隻是用口和筆參加“文化大革命”，從未參加過任何揪斗、抄家、武斗，也沒有打過人。1966年冬天的一個晚上，我和兩個同學看押我們中學的黨支部書記，那兩個同學以“審問”為名，打這位支部書記的耳光取樂。我當時深受震動，直到現在當時的情景好象還歷歷在目。您不要忘了，我從小就是一個真正的個人主義者，懂得尊重他人的個人權利。我是不會參加這種虐待他人的行動的，那和我的情感格格不入。

　　后來“文化大革命”變成了群眾組織之間的激烈武斗，工廠停工停產，城市裡一片混亂，這使我感到迷茫，也感到心灰意冷，有一個時期甚至待在家裡玩，不參加組織的活動。也因為感到不能再這樣武斗和混亂下去了，我才在以后很長時期中都在思想上寬恕了對立派和軍隊對我們這一派的血腥清算。

　　問：既然不參與揪斗、打人、抄家、武斗，您又怎樣參加“文化大革命”？

　　左大培：搞“文斗”嘛。我最早參加了造反派組織，參加游行、開會、寫大字報、辯論。在與對立派的辯論中我可是一把好手。1967年2月，我曾在大連火車站前的廣場上把一個大學生駁得啞口無言。他辯論不過我，氣得隻好威脅要揍我。

　　問：“文化大革命”時的武斗最初大概就是這麼發生的。

　　左大培：那一次沒有變成武斗。我當時還太小，根本沒法和他武斗。而且我對“文件大革命”的參與主要是思想上的：我一直隨著文革的進程而形成和發展自己對社會的看法和態度，並且一直在思索著與文革有關的各方面問題。我的左翼立場最終就是這樣形成的。

　　理性的民主派

　　問：可是許多文革時“左”得要命的人，后來在改革開放時又右得厲害呢！

　　左大培：這些人中有些本來就是“風派”，當年也不是真正的左派，而隻不過是借革命以撈自己的好處。有些人是憑熱情行事，思想容易受社會上的流行思潮支配。我可是個獨立思考的人，加入左派的隊伍時經過了認真的思考。

　　問：當時的政治環境容許您獨立思考嗎？

　　左大培：獨立思考是你個人的事。你隻要不把自己的想法說出去，政治環境又能把你怎麼樣呢？何況我還可以利用毛澤東的語錄：共產黨員對於任何問題都應當問一個為什麼，都應當通過自己頭腦的獨立思考，絕對不應當盲從，絕對不應當提倡奴隸主義。還在將要加入造反派隊伍時，我就非常欣賞最初的造反者提出的“懷疑一切”的口號。

　　問：但是毛澤東很快就批判了這個口號，以后這個口號就被當成了“反動口號”。

　　左大培：我也很快就知道了毛澤東的反對態度。但是我在內心裡仍然保留了對這個口號的贊同。我當時就認為，“懷疑一切”不等於否定一切，人隻有經過懷疑才能夠真正地堅信，因此“懷疑一切”是對的。一直到現在我都堅持認為，“懷疑一切”是科學地看待事物的前提，沒有懷疑一切的態度就不會有任何科學。

　　問：所以您才自始就是一個徹底的理性主義者。可是在當時的那種政治環境下，您竟然反對毛澤東的觀點，這難道不會給您個人帶來大災禍嗎？

　　左大培：我不同意毛澤東的說法，那隻是在肚子裡想想而已，並沒有公開說出去，當然也就不可能給自己惹來什麼災禍。

　　問：象您這樣一位獨立思考的理性主義者，當時會對“文化大革命”作出什麼樣的理論概括？

　　左大培：我把它看作是一場爭取“無產階級民主”的群眾性革命斗爭。

　　問：“民主”的含義我們都知道。可是什麼是“無產階級民主”？

　　左大培：最初我把它理解為“文化大革命”中的“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其核心是讓群眾自由地發表他們的“革命觀點”。當然，那時我對“無產階級民主”還不可能有進一步的深入理解，這也是我當時思想還很幼稚的表現。正因為如此，我在“文化大革命”的兩年中拚命地學習馬克思和列寧的革命學說，最后終於從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中找到了答案：“無產階級民主”就是馬克思在那本書中總結的巴黎公社的革命經驗，就是一個“打碎了任何官僚軍事機器”的、勞動人民直接統治的巴黎公社式的政治制度。

　　問：這與楊小凱在1968年發表的《中國向何處去》一文的基本觀點十分相似。

　　左大培：豈止是相似，簡直就是一樣。楊小凱的文章剛公布不久，我就於1968年春天讀到了它。當時我們那裡的群眾組織小報是把它當作“供批判用的大毒草”來轉載的，但是我卻對這篇文章極為欣賞，感到它是以馬克思的《法蘭西階級斗爭》式的文風表達了《法蘭西內戰》的基本思想，認為它以最明確的方式對“文化大革命”的實質作了最高度的理論概括。到現在我仍然認為，楊小凱的那篇文章為文化大革命中最激進的革命造反派提供了理論綱領。

　　問：看來您深受這篇文章影響。

　　左大培：不，我當時已經以自己的思考獨立地作出了這樣的理論概括，所以我才可能對楊小凱的文章有這樣高度的評價。

　　問：您是如何得出這樣的理論結論的？

　　左大培：通過對“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肯定性思考，當然也參考了別人的學說。還在1966年秋天，我們才剛剛要起來造反的時候，我就認真研讀了《人民日報》登載的“中央文革”幾個筆杆子聯名發表的文章，題目大概是論《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篇文章本身充斥著“中央文革”當時慣用的套話，我卻從中總結出了自己的理論。以后幾年我還將這個理論觀點作了進一步的提升。我認為：“無產階級專政”隻是無產階級通過革命奪取政權后最初的統治形式，就象資產階級在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后最初需要克倫維爾和拿破侖的獨裁統治一樣。但是在這種專政下無產階級力量逐步壯大，這時無產階級本身就需要更適合自己利益的統治方式，這種政治形式就是“無產階級的民主”──“大民主”。這就象早期的偏重於暴力專政的資產階級統治以后變為更側重於民主式的政治制度一樣。

　　問：但是根據列寧的經典論斷，任何階級的統治都是該階級的民主和該階級的專政的統一，該階級的民主和專政都是它的統治這同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您把專政和民主割裂為統治的兩個不同階段，這豈不是反列寧主義？

　　左大培：我現在已經沒有興趣爭論這個問題。這裡重提它，不過是提供一個供大家參考的觀點而已，也就算我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發展吧。

　　問：但是現在很多人都認為，“文化大革命”不僅不是為了發揚民主，而恰恰是要扼殺民主，實行毛澤東個人的獨裁。

　　左大培：我不想在這裡進行深入的爭論。我隻想指出，“文化大革命”中群眾分成了不同的派別，而至少那些堅決要打倒各級“當權派”的“真正造反派”是要求實行極端民主的。他們的口號是“不准壓制群眾”，這就典型地反映了他們的這種極端民主化傾向。1966年10月我上北京“串聯”，在北京大學看到“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斗隊”的文章“談兩條路線斗爭”，其核心是說明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工作組”（其實是劉少奇和鄧小平）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斗爭。這篇文章對這次“路線斗爭”的實質作了高度的概括：“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實質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實質則是害怕群眾、“運動群眾”、壓制群眾以致公開迫害和鎮壓群眾。我曾轉抄下了這篇文章的全文，它深刻地影響了我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促使我最終把“文化大革命”概括為一場爭取“無產階級民主”的斗爭。

　　問：您和楊小凱當時的思想真是太相似了！國際上的學者把你們的這種思想觀點稱為“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難道您真的認為，能夠在社會中實行你們主張的那種“無產階級民主”嗎？

　　左大培：積30多年之經驗，我當然已經認識到當年的許多想法是不切實際的，不可能得到實現。比如，當時我們都充滿了民主和平等的熱情，想消滅“高踞於社會之上”的官僚機構和官僚。而現在我已經認識到，由於分工的益處，由專業的官僚來具體實施對某些社會事物的管理是有好處的。但是我仍然認為，民主、最廣大群眾的民主本身就具有其社會價值，我們仍然應當為爭取實現最廣大群眾的民主而斗爭。

　　問：西方不是已經有很成熟的民主政治體制了嗎？

　　左大培：我不相信那就是民主的唯一形式。我們仍然有必要探索適合中國環境的、可能是更有效的民主制度。

　　問：這大概就是您在文化大革命時的激進民主主義在您現在思想中留下的唯一痕跡吧？

　　左大培：這絕不是文革時的激進民主主義給我留下的唯一思想遺產，甚至不是主要的思想遺產。文革時的激進民主主義給我留下的主要思想遺產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看法。

　　革命民主的經濟觀

　　問：您從什麼時候開始研究經濟理論，從什麼時候開始研究社會主義經濟？

　　左大培：就從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68年開始。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學了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特別是學到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然后就想用歷史唯物主義的這一基本原理來解釋文化大革命，說明文化大革命產生於一個什麼樣的經濟基礎，它又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有什麼樣的反作用。我甚至認為，文化大革命本身就代表著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中的一種深刻的矛盾和變動傾向。

　　問：您怎樣從經濟上解釋文化大革命？

　　左大培：這與我的革命民主觀相聯系。我認為，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通過具有特權的官僚階層來控制整個社會，把政治上的管理變成了少數專業官僚的特權，這就勢必逐漸使特權官僚蛻變成為“特權資產階級”，從而將社會主義的公有制計劃經濟演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而為了將這種新式的、“更高階段”的“壟斷資本主義”變成真正的社會主義，就必須運用“無產階級民主”來進行革命斗爭，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一場“無產階級的”革命民主斗爭。

　　問：這其實就是毛澤東的那個著名論斷“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您隻不過把它變得更具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性而已。可是您應當知道，這個理論演變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方針，導致黨和國家的幾乎全體干部都受到了不人道的迫害。您自己的父母不也在這股“打倒走資派”的狂潮中受到了嚴重的傷害嗎？

　　左大培：不錯。我承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干部，幾乎沒有哪個是真正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當時黨內普遍存在各種各樣的特權，黨的干部普遍具有普通群眾所沒有的特權地位，但是真正搞資本主義的干部確實很少，更幾乎沒有哪個黨的干部自己成了資本家。那時說“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廣泛地抓“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確實冤枉了大量的好人，並且破壞了社會的正常生活。毛澤東自己也承認，“打倒一切”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缺陷之一。

　　問：1976年打倒四人幫之后，於光遠曾經批判了這種概念混淆，指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基本特征上就不同，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中不可能有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

　　左大培：我也是在讀了於光遠的這些“撥亂反正”的論述之后放棄了有關公有制計劃經濟下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看法。但是經過了蘇聯東歐國家社會主義經濟的覆滅這樣的大事件之后，我現在又部分地重新回復到當年的思路，相信“由特權變成資產階級”的邏輯是確實可靠的。

　　在前公有制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黨和政府的官員利用手中的特權竊取人民的財產，由此而使自己變成名副其實的資本家。2000年美國馬薩諸塞大學的馬克思主義激進經濟學家大衛·科茨就告訴我們，據他們調查，蘇聯1990年發生巨變時，人民群眾確實普遍要求實行民主，但是並沒有普遍要求實行私有制的資本主義。積極鼓吹並實行私有化的是前蘇聯共產黨的那些具有特權的干部，他們之所以這樣作，是因為他們急於將利用特權搶奪人民財產的行為合法化。這不都是“由特權產生資產階級”的明顯事實嗎？楊帆把這種現象概括為“權力資本”，而權力資本的體現者就是由特權產生的資產階級。

　　近幾年在中國很流行張五常隨便亂聊的小冊子。張五常就公開鼓吹給共產黨干部巨額財產以贖買其特權，來換取他們同意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不就是要將權力資本化給制度化、將由特權產生資產階級的過程制度化嗎？

　　所有這些都說明，在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中，由於黨和國家的領導干部有著過多的特權，確實存在著“由特權產生資產階級”的可能。

　　問：這麼說，毛澤東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視為主要敵人，還是很有預見性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弊端倒在於搞得太早，在黨內還沒有形成資產階級的時候就過早地到處抓“黨內資產階級”，以致冤枉了大批好人，而且對人的處理也太粗暴。

　　左大培：可以這樣說。毛澤東關於“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學說，是正確地洞察到了斯大林式的公有制經濟中內在的根本矛盾，預見到了向“權貴資本主義”演變是這種公有制面臨的自我否定的最大危險。而且毛澤東也看到了防止這種演變的最有效方式，那就是發動廣大的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群眾的民主運動來“自下而上地揭露我們的黑暗面”。

　　問：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這種“民主運動”卻表現為造反派的“造反”，它演變成了暴行和騷亂，給社會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左大培：這確實是文化大革命沒有成功的原因。但是，要想防止我們的社會中再次出現“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混亂，我們就必須找到一種真正適當的、和平的方式，通過法制下的民主來“自下而上地揭露我們的黑暗面”，防止“由特權產生資產階級”的“權貴資本主義”。

　　“非主流經濟學”的主張

　　問：可是據我所知，當年的許多極端的造反派，包括楊小凱，都在熱烈地鼓吹發展私有制的“民營經濟”呢！

　　左大培：他們主張什麼，那是他們的個人自由。而我卻始終堅持左派的政治立場，相信在我們這樣的國家中，保持一個佔壓倒優勢的公有制經濟成分，會既有利於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又有利於社會中的下層勞動人民。我當年造反，絕不是為了在推翻官僚的專制之后，再讓摩根那樣的大富翁來主宰我們每個人的命運。我正是抱著這樣的新左派觀念加入當前的“非主流經濟學”的。

　　問：“非主流經濟學”到底主張些什麼？

　　左大培：目前中國的非主流經濟學並沒有共同的思維范式，自認是非主流經濟學家的人在許多問題上都相互有分歧。在這種情況下，我當然沒有權利以整個“非主流經濟學”的名義講話。但是盡管如此，仍然可以將大多數非主流經濟學者的觀點和主張，概況成以下幾個基本的方面：

　　1. 強調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中的公平和平等導向，反對主流經濟學隻講效率、不講公平的傾向。我認為，某些主流經濟學者以“講效率”為口實，極力鼓吹對老的國有企業實行斬盡殺絕的政策，以便最終推行“悄悄的私有化”──打著“企業改制”的旗號將國有企業的產權轉移到少數私人手中。

　　某些主流經濟學者對國有企業抱這種態度，是因為他們對國有企業的職工抱著敵意。他們一概而論地把國有企業的職工都看成是“工人貴族”，因而反對任何緩解國有企業困境的政策措施，根本漠視一個基本的事實──大多數國有企業職工的處境其實一直很可憐。他們所鼓吹的“競爭政策”，不是要將全中國的勞動者和廣大農民都提高到國有企業職工原來的福利水准，而是要將國有企業的普通職工都降低到貧困地區農民的生活境遇。他們主張的“企業改制”和“民營化”，是要快速地制造財富上的兩極分化，讓少數人成為企業全部資產的所有者，而剝奪國有企業大多數職工的工作崗位和一切社會福利待遇。

　　2. 非主流的經濟學者們強調外國企業、特別是國際壟斷資本與中國人民有著長遠利益上的重大沖突，要求以國家政策的手段與外國企業損害中國長遠利益的作法相斗爭。在這方面，他們與主流經濟學的分歧集中在兩點上：他們反對主流經濟學的自由貿易政策主張，而要求堅決地保護本國的幼稚產業，特別是技術密集度比較高的產業﹔他們強調外國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可能帶來重大的危害，因而堅決反對放手讓外國企業奪取中國投資機會的政策。

　　3. 非主流經濟學者們大都重視經濟生活中的各種結構因素，特別是強調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性。在他們看來，經濟的增長主要來源於技術進步，這意味著必須通過不斷的產業升級來實現經濟發展，意味著落后國家必須使自己的支柱產業不斷向技術密集程度更高的方向轉移。盡快完成這樣的產業升級，是高速發展經濟的關鍵。

　　大多數非主流的經濟學者認為，為了盡快實現產業升級，發展中國家絕不能信守“當前還沒有競爭力的產業就不要發展”的教條，不僅要以關稅等一切可能的手段來保護本國幼稚的技術密集型產業，而且政府要以資金和稅收來補貼企業的研究和開發活動，盡快提高本國產業的技術水平。由於發達國家對我們的軍事工業實行技術封鎖，我們尤其有必要投入大量資金來發展本國自己的高科技軍事工業，不這樣就不可能在當今這個實行強權政治的世界上有效地保護本國的國家安全。

　　非主流經濟學家們認為，蘇聯東歐各國向市場經濟的轉變之所以演化成了一場經濟上的災難，原因之一是西方式的主流經濟學在那裡的轉軌經濟政策中佔了絕對的統治地位。當然，蘇聯東歐國家的“西方式主流經濟學”，隻不過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拙劣模仿者，它們在學術水平上低到隻能簡單地照搬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政策結論。可是，正是由於這樣一種“西方式主流經濟學”完全統治了蘇聯東歐國家的經濟政策觀念，而在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上又缺乏一個足夠有力的非主流經濟學與它對抗，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才使蘇聯東歐國家在經濟上元氣大傷。今日中國的主流經濟學也正在逐漸地將我們引向類似的災難。在這種形勢下，需要我們這樣的非主流經濟學來校正經濟政策的方向。可以說，人民因為沒有我們而受難，世界因為有了我們而更美好。

　　反對“權貴私有化”

　　問：那麼，“非主流經濟學”對公有制企業採取什麼態度？

　　左大培：對公有制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非主流經濟學家們並沒有一致的看法。有的非主流經濟學家回避對公有制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生存問題表態。但是，非主流經濟學家們在一個問題上有共同的立場，這就是堅決反對由極少數人大量攫取公有財產的“權貴私有化”。

　　問：您說的“權貴私有化”指的是近年來公有企業改制中的某些作法吧？

　　左大培：是的。最近幾年，在原國有和集體所有制企業“改制”的浪潮中，出現了廉價出售中小企業產權的勢頭，而現在這股浪潮已經發展為以廉價賣的形式白送較大的企業。某些地方政府的官員不顧各方面的反對，強行以低得驚人的價格將公有企業的產權成批地出讓給極少數個人或私營企業，甚至以罷官威脅不積極執行這一方針的人。一些人或明或暗地鼓吹向少數“企業家”白送公有企業，理由是這樣就能提高效率，解決就業問題。這樣作的結果（也是某些人的主觀目的），就是靠白送公有企業來培養少數的大資本家，而能夠得到這些白送的企業的人當然都是那些與有權勢者有深厚關系的人。這就是所謂的“權貴私有化”。

　　問：你們為什麼堅決反對這樣的私有化？

　　左大培：因為這是一種極壞的做法，對我國的經濟和社會都會帶來極其有害的后果。

　　這樣作的最大害處，就是純粹人為地制造出少數大富翁，加劇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和兩極分化。而在二十年的經濟改革之后，社會上已經普遍地出現了對財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反感，人民群眾到處在切齒痛罵腐敗現象，政府分配財富和權利的任何措施都已經成了社會上最敏感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向少數人白送大筆財富，讓他們一夜暴富成大資本家，這已經不再是違反社會公平准則的問題，而是在惡化社會環境，制造階級矛盾，為人民群眾不滿的大爆發和社會的動亂創造條件。

　　問：但是也有許多人主張這樣的私有化，認為它會提高效率，解決就業問題。

　　左大培：這是幻想。在市場經濟中，出售和購買企業產權本來是常有的經營行為，在正常情況下，它是可以提高效率的。但是買賣企業產權會提高效率是有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我們這裡所說的市場經濟的那種“正常情況”，而市場經濟的正常情況是企業的原所有者總是想把自己的企業賣的貴一些，這恰恰是白送企業產權的對立面！

　　正象可以白白得到的物品不會被人珍惜一樣，可以白白得到的企業也不會被資本家珍惜。如果購入企業產權的代價高到一定程度，就會使隻有確信購入企業后能夠提高效率的人才購入企業，這樣的企業產權轉讓將會提高效率﹔而在白送企業的情況下，不能提高效率、甚至會降低效率的人都會去“購買”企業，也勢必會有一部分企業落入隻能降低企業效率的人手中。

　　事實也已經証明，許多靠白送而得到公有企業的人不過是想倒賣企業而已，這種炒賣企業的做法已經使許多原來還能正常經營的企業也陷於癱瘓，企業的效率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因此，靠白送公有企業來提高效率的說法隻不過是一個騙人的神話。

　　想靠白送公有企業來解決就業問題更是異想天開：在現在的公有企業人員過多的條件下，任何購入企業的資本家都會大量裁減員工，又哪裡會解決誰的就業問題！如果說私營企業能夠增加就業，那也是新開辦的企業有這個作用。想靠私營企業增加就業，那就應該要求資本家拿出自己的錢來開辦新的私營企業，而不應該靠白送公有企業來培殖資本家。

　　問：白送公有企業的作法還有別的害處嗎？

　　左大培：有。白送公有企業所直接造成的最大問題，是間接地剝奪了用來補償企業職工的社會保障資金。

　　在傳統的計劃經濟中，國有和集體所有企業的職工都享有大量的社會保障﹔這使得我們這種國家在過渡到市場經濟之后，國家仍然必須向這種企業的原有職工提供大量的養老金、醫療費用等社會保障，而國家可以用於這種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卻又極度缺乏。前幾年一些地方試圖以買斷工齡的辦法來減少政府未來的社會保障負擔：政府按公有企業職工的工齡一次性地付給職工個人一筆錢，從此不再為該職工提供國有企業中的就業和收入保障。即使實行這種做法，政府也恰恰是在目前需要大量的資金收入。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本來應當盡可能地增加資金收入以用於職工的社會保障，而出售公有和集體所有制的企業本來是籌措資金以向這些企業的職工提供社會保障的一個非常正當的渠道。

　　問：為什麼以這種方式籌措職工社會保障資金是正當的？

　　左大培：這是因為應當在未來向職工支付的社會保障金是原公有企業欠整個社會的最大債務，而償還這筆債務的資金當然首先應當來自這些企業，包括來自出售這些企業的收入。在這種情況下白送公有企業，不僅是減少了政府可以用於公有企業職工社會保障的資金收入，而且實際上侵佔了本應用於原企業職工社會保障的基金，是將可以為公有企業職工提供社會保障的資金白送給少數個人。白送公有企業產權的實質不僅是人為地使企業原有職工社會福利基金流失，而且是讓少數人靠剝奪原公有企業的職工而致富。

　　問：可是德國政府在前東德地區實行私有化時，也曾經實行“1馬克賣企業”，向私人資本家白送公有企業產權呀！

　　左大培：這樣的援引是最可笑的作法。德國的做法不僅不能証明白送公有企業產權正確，反而恰恰說明了中國絕不能走白送公有企業產權的道路。

　　為了能夠跑步進入資本主義，德國政府確實在前東德地區向私人資本家大量白送公有企業的產權﹔但是這樣作的結果是少數私人資本家迅速致富，國家卻必須承擔原公有企業員工的一切社會福利負擔，而出售企業又沒有給國家提供用於這方面的資金。德國政府靠在原西德地區提高企業和個人的社會保障繳費和稅收來籌措東德地區的社會福利資金，以此來每年向東德地區輸送1千億馬克的財富，結果是搞得民怨沸騰，造成了此后日甚一日的對執政黨的不滿，原德國總理科爾也因此在1998年下台。難道在中國搞這一套的人也想很快下台嗎？那對中國倒可能是件好事。

　　而當時德國老百姓對政府的不滿是完全有道理的，因為德國政府在東德實行私有化的作法等於向人民大眾收稅然后再白送給少數資本家作他們的資本。德國的例子恰恰是向資本家白送企業失敗的典型例証。德國原來是一個政府財源雄厚的高度發達國家，這樣一個國家尚且被這種政策搞得陷入困境﹔中國這樣的政府財源極窄的窮國如果實行這種政策，將勢必會被搞得民窮財盡。

　　問：那麼，在企業改制的過程中，就絕對不可以向個人白送公有企業產權了嗎？

　　左大培：白送當然是絕對不可以的。可以把某些公有企業的產權部分地送給個人，但是這種“送”產權必須具有交換性質，公有企業的所有者──人民群眾必須由此得到比送出的產權更多的好處。

　　這就意味著，必須把向個人“送”產權限制在極其有限的規模上﹔“送”的一般不應當是企業的全部產權，而隻應當是企業的部分股權﹔必須在極其嚴格和公開的法律規制下進行這種送股﹔得到送的股權的首先和主要地應當是原來的企業職工，他們應當得到送的股權的大多數，這是對他們的一種補償，因為他們過去為這些企業的發展作了貢獻而沒有得到足夠的報酬﹔也可以向企業的領導、特別是已經作出了一定成績的企業領導“送”少數股權，並且隻能以期權的形式送，這種股權隻能佔企業現有股權的極少數，其作用一方面是作為對企業領導成就報酬的一部分，更主要地是為了激勵現任的企業領導努力地經營企業，因此不允許企業領導在離開企業之前轉讓這種股權。

　　更為關鍵的是，“送”公有企業股權的行為必須隻能由某種特定的法律主體來實施，這種主體的經濟利益、其成員的個人利益必須是與公有財產的保值和增值有緊密的正向聯系。現在的許多國有資產經營公司、企業集團、控股公司的性質就類似於這種特殊的法律主體。這種有權“送”公有企業股權的特殊法律主體必須不是政府機構或政府官員，但是其轉讓公有企業產權的行為又必須接受專門管理公有財產的政府機構的嚴格監督和批准。這樣才能防止超過必要限度地過多“送”公有企業的股權。

　　問：秦暉一直激烈地批判“權貴私有化”。他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更是痛陳向少數公有企業領導白送企業的弊端。但是他在那篇文章中強調，左派已經不再反對將公有企業產權都轉讓給私人。

　　左大培：我很欣賞、也贊成秦暉對“權貴私有化”的批判。但是說左派不再反對私有化，這是不對的。我這個左派就在原則上反對私有化，主張建立一套有效率的公有企業經營機制來把公有企業經營好。而且我也設計了一套足夠有效的制度，能夠保証公有企業的有效率經營。不過，在市場經濟中，為了有效率地經營公有企業，有時也確實需要將某些公有企業的產權轉讓給私人，特別是需要出售某些公有企業的產權。我隻是在這個限度內來討論應當如何轉讓公有企業的產權。

　　其實，激烈地批判“權貴私有化”並不是秦暉的專利。我前邊所說的批判“權貴私有化”的那些話，早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就寫出來了。而且就是在那之前兩年，我就撰寫過專文批評公有企業“轉制”和出售過程中出現的“權貴私有化”問題。隻不過我的這些文章當時都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而已。

　　問：您1996年的那篇文章是怎樣說的？

　　左大培：那篇文章主要針對的是浙江企業改制中的“權貴私有化”行為。

　　我當時就指出：那幾年各地在與外商合資、對國有和集體所有制企業進行拍賣和股份合作制改造的過程中，已經和正在將大量的國有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的產權有償轉讓給私營企業和私人。這些對國有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產權的有償轉讓都是向私人出售公有企業產權的行為。我當時承認，應當允許出售公有企業的產權，而且應當以法律規定保証做到這一點。但是更重要的是設計一套規則和機制，以保証公有企業產權轉讓有效率和不會造成公有財產的損失。

　　我當時就指出，那幾年的公有企業產權出售是極不規范的，它們基本上都是由少數政府官員個人任意而為。大多數國有企業產權的出售是由少數地方政府機構、甚至是由個別地方政府官員決定的，鄉鎮企業產權的出售更往往是由鄉鎮政府的個別領導說了算。而許多經營不善的企業往往賣給了原來的經營者。這樣的出售帶來了很嚴重的弊病，不僅會造成公有財產的大量流失，而且必然嚴重危害剩下的公有企業的經營效率。可惜的是，我當時指出的弊病並沒有得到消除，反而有日益嚴重之勢，以致演變成了“權貴私有化”的浪潮。（文章來源：烏有之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