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投行“坐庄”零和游戲 銀行對賭通吃投資者 (3)

　　老客戶嘆“太委屈” 司法途徑多曲折

　　“作為他們十年的老客戶，哪怕這些責任都是我自己的，銀行也應該理解客戶遭受巨大虧損的心情，應該跟我們進行一些溝通和安撫。而不是不論我說什麼，都以一句‘我們會把您的問題記錄下來，向獨立調查小組反映’打發我。”說到事后兩次去匯豐香港的交涉，金亮情緒激動但又滿是無奈。

　　KODA產品引發的糾紛已經為時半年多，而至今尚沒有一家銀行以公開的方式表達過明確的處理態度，“銀行都三緘其口。雖然銀行有自己的苦衷，他們不想在這個風口浪尖表現出和投資者對立的情緒，同時也不想被抓住任何把柄，但是他們躲在幕后的做法也讓投資者越發不滿。”上海一家律所的資深律師表達了自己的觀點，而他也正是這場案件中某家香港銀行的代理律師。

　　去年11月，金亮的合約已經到期了整整一個月。當他第一次去香港進行交涉的時候，已經事先知道銀行內部有一份產品的中文說明書，“我知道你們有這份中文說明書，如果你們不願意給，我自然也能想辦法弄到，你們到底給不給？”幾乎是用這麼一種威脅的口吻，他向匯豐銀行下了最后通牒。“而隔了沒幾天，他們把那份說明書交到了我的手上。”

　　但即便拿到的這一小部分証據對案件的進展似乎沒有太大作用，光是找到懂行的律師接手案件就已經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情。據北京正處於訴訟階段的郝女士稱：“在香港被凍結賬戶之后，我前后分別找過5個香港的律師，到最終找到一個懂行的律師時已經耗費近百萬元。”而同樣有此經歷的金亮也感嘆香港的訴訟是典型的“有理沒錢莫進來”：“我們在香港打不起官司啊，香港律師按小時收費，而且有最低標准，更可氣的是他們居然要從我十年前開戶時開始調查，這得花多少個小時啊！”

　　香港這條路沒“錢”走，而內地卻沒“法”走。在這個“打折股票”受害者聯盟中，大部分都表示在內地起訴和應訴的困難，一方面由於被告所在地在香港，另一方面合同的簽約地也存在爭議，“第一次開庭隻就案件的管轄地進行了庭辯，並沒有什麼其他進展。”北京開庭的郝女士代理律師曾在結束庭辯后向記者表示。

　　不僅私人銀行的客戶遭遇到了這些困難，普通投資者同樣感慨自己在面對虧損時，進行相應的維權可謂舉步維艱。作為一個沒有任何背景的普通職工，周宏義說自己從找律師、搜集應訴材料等各個方面都幾乎是在“孤軍奮戰”。“無論從資金實力、信息來源各個方面看，我們普通投資者和銀行相比，實力相差實在懸殊。”此前通過網絡認識的北京的朱女士等人雖然在提供証據等方面也給了他一定的支持，但他們同樣覺得自己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會有進展，都不好說。

　　“我的案子在今年1月份就已經正式立案了，但是到了現在都快半年了，除了中間讓我們去提交相關証據，就一直處於等待開庭的過程中。”朱女士向記者表示，“根據規定，在正式立案后的半年內，法院是必須要開庭的，無論如何都應該在最近給我們一個說法吧？”確實，內地缺乏類似判決先例的說法也得到了業內律師的認同，由於類似產品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受到全球投資環境不佳的拖累，而最終導致了產品的巨虧，“也可以說，是環境的不佳才使得這些產品最終浮出水面。” 上述某家香港銀行的代理律師坦言。

　　而“QDII門”另外一個投資者鄭先生的維權過程幾乎處於停滯狀態。已是花甲之年的老鄭對於相關的法規、政策以及如何維權所知甚少。“我父親唯一盼望的就是產品的淨值還能上漲一點。”自從知道父親投資虧損后，作為兒子的鄭宇飛為讓老人減輕焦慮，主動承擔起與其他投資者聯系的工作，每天告訴父親其他投資者維權的最新進展。然而一直以來，即便盼到了周宏義起訴后的開庭，但是他們所期望的銀行能給投資者一定補償或者有關情況的說明，依然沒有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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