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從非均衡增長轉向均衡發展--財經--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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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從非均衡增長轉向均衡發展

2012年03月30日08:29  亞夫       手機看新聞

  30多年來中國經濟走的是一條非均衡發展道路,但目前非均衡發展的條件與基礎已經改變。下一步改革的關鍵,是要從非均衡增長轉向均衡發展。隻有這樣,中國經濟才能走出困局。

  近來,圍繞下一輪改革有不少議論。有觀點認為,國企壟斷不僅阻礙了民營經濟的發展,也是尋租等腐敗現象產生的根源,因此應該將國企民營化。也有觀點認為,分配不公貧富懸殊才是大問題,應該把共同富裕放到突出位置。另有觀點認為,腐敗才是當前最大的危險,不改革死路一條。凡此種種,已經在社會上造成了一種莫名的焦慮。

  然而,從相關表述看,盡管有些人的言辭激昂,但針對具體問題進行量化分析與實証研究的不多,也很少有超越表面現象的深入思考,更缺乏理論層面的突破。一些言論僅僅是情緒的宣泄,這種缺乏調查研究的感嘆不知從何而來,為何而來。但莫名的焦慮常常會掩蓋問題的真相,並不利於對新一輪改革的探討。

  現在,如果我們回到問題本身,回到為什麼要進行新一輪改革,就可以發現,要理清頭緒,繞不過對以往34年改革開放的反思。這種反思需要有客觀冷靜的態度,需要有實事求是的精神,以及對社會發展的脈絡進行獨立思考的勇氣。隻有這樣,才會有所感悟,有所發現。

  概而言之,30多年來,中國經濟走的是一條非均衡發展道路。這條路一步步走來,促使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但現在情況變了,非均衡發展的條件與基礎已經改變,再要延續這種方式不僅難以化解過去的矛盾,還會加劇固有矛盾、增添新的問題。因此,下一步改革的關鍵,是要從非均衡增長轉向均衡發展。隻有這樣,才能走出困局。

  當然,也要歷史地看待前30年選擇非均衡增長模式。在改革開放之初,之所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實行“先行先試”的“特區”政策,以及“優先發展”的行業政策,與當時“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特殊處境有關,也與缺乏資金、技術、人才的歷史局限有關。在當時條件下,隻有這麼做才能從困境中突圍出來。

  由此推動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原因,不只是因為打破了舊框框,釋放了制度紅利和政策紅利,更本質的是,將民眾追求個人財富的權利與自由還給了民眾。這一點,無論從當時的農村“包產到戶”,還是從城裡的國有企業與集體企業改制轉型看,都體現了一種“還權於民”的精神,由此激發了億萬民眾追求財富的積極性,推動了經濟增長。這是關鍵。

  但在“還權於民”的過程中,在釋放制度紅利和政策紅利的過程中,由於社會、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建設相對滯后,造成了對大量存量資產和增量財富的分配扭曲,造成了在部分領域對自然資源的無序掠奪,造成了社會評價體系和價值標准的紊亂,造成了與“公平、公開、公正”為基礎的社會公共意識以及綠色環保的現代公民意識相背離的靡費文化流行。這又是問題的脈絡。

  從這個角度出發做分析,對現在的很多矛盾與問題就可以找到其緣由了。

  下一步中國經濟要繼續保持健康發展,要解決過去30年甚至一百多年來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所積累的問題,推動經濟社會跨入新的發展階段,就需要改變非均衡增長方式,由非均衡增長轉向均衡發展。所謂均衡發展不僅表現為經濟結構與運行機制的協調均衡,更表現為經濟建設與社會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的均衡。

  首先,在經濟領域,要解決資源、資本等生產要素以及存量和增量財富在不同人群和不同地區與產業之間的均衡配置問題,改變過去依靠行政手段向個別地區過度配置的做法,根據不同地區的自然、經濟與人文稟賦,對一線城市做減法,以活血化瘀﹔對有增長空間的中西部地區做加法,以培植利基。同時,在不同收入人群間做公平的稅賦調節,以形成合理的財富分布結構。

  其次,在社會、政治及文化領域,要解決教育、醫療以及其他公共服務供給不公平的問題﹔要扭轉對少數一線城市和地區與部門的公共資源過度配置局面,利用市場機制和行政手段將新增供給適度向稀缺地區傾斜﹔要通過各種要素市場來調節供求,明晰政商關系,切斷商業腐敗與行政腐敗的鏈條﹔要明晰政治、經濟與文化關系,解除文化的奴婢角色。

  隻有這樣,才能尋求資源配置合理、財富分配公平、社會結構和諧、民主法制健全、文化價值健康的均衡發展架構。這既是一種有效的經濟架構,也是一種和諧、公平、正義,有歷史傳承與創新的社會人文架構。由此,要解決當前面臨的種種矛盾與問題,就有著力點了。(亞夫)

(來源:上海証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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