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微妙的通脹 萌芽的通縮--財經--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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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微妙的通脹 萌芽的通縮

2012年03月31日09:44         手機看新聞

翟超/制圖

  “目前通貨膨脹已進入到實際的受控階段。

  受經濟景氣度降低的影響,需求因預期悲觀有所改變,價格上漲的動力開始減弱,價格上漲趨勢開始改變,價格波動開始回歸正常。

  如果當前的價格變動趨勢延續,2012年下半年通貨緊縮的“幽靈”將重現。

  如果絕對價格水平變動走勢重新回到正常值上方,延續2010年的狀態,通貨膨脹就會是今年的表現形式。”

  編者按:拋開還在高企的房價,每個月的“菜籃子”沖擊著老百姓的錢袋子,逐月披露的居民物價指數(CPI)能真實地反映中國經濟的通貨膨脹狀況嗎?中國經濟轉型的特殊階段,物價影響的構成已與往年不同:農產品非本土化格局的形成、富人階層的奢侈品消費體現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工農價格的“剪刀差”,以及綠色經濟抬高的產成品價格,外加中國特殊的政策調控手段,這一切使中國2012年的通脹形勢變得微妙起來。物價調控或許也要兩手抓,一手控通脹,一手防通縮。

  農產品供應地“非本土化”

  房產泡沫物流成本推高價格

  肉禽蛋及蔬菜等各類副食品等食用品的全面漲價,最能給普通居民帶來通脹的切身感受。仔細觀察各類副食商品供應變化史,可發現產品漲價背后產品供給的一個長期變化趨勢——城鎮居民的食用農產品供應越來越呈現了非本土化的現象。在食用農產品的非本土供應格局下,由於食用商品單位價值較低,物流成本佔據了終端銷售成本的絕大比重。在當前通貨膨脹形勢下,物流成本過高被指是推高價格水平的重要推手。

  但是壓縮流通環節成本,真能降物價嗎?這無非是強制實施了交通運輸服務部門向農產品貿易部門的轉移支付。

  常識告訴我們,運輸成本和銷售半徑有關。近幾年食用農產品的持續漲價行為,其背后根源正是供應的非本土化趨勢。原先郊區種植戶挑擔進城的蔬菜,現在是千裡迢迢坐汽車過來的,因而也變得越來越“石油化”。油價漲,跑運輸的就要提價,終端菜價就會跟漲﹔越是長距離運輸,中間批轉環節越多,運轉成本就越高,物流成本對終端銷售價格的影響也就越大。

  通過觀察CPI分項數據發現,食品價格確實和交通通訊及服務項中的車用燃料間存在著較為緊密的聯系,食品和其它分項之間的相關性則明顯較低。

  農產品供應的“非本土化”格局是過去十多年城市化快速發展積累的結果,尤其是近幾年房地產泡沫的持續膨脹加速了這種變化趨勢。在全國各地“經營城市”政府口號下,“以地生財”成了各級政府實現快速發展的重要資金解決方法,全國各地的城市都在快速地變大:郊區的農村被轉變為城市,農副產品本地供應日漸減少,最終趨向不同程度的消失。

  在農副產品的非本土供應格局下,希冀維持一定的房地產泡沫,引導貨幣流向,借以吸引過多資金,借此固化過多的貨幣,憑此治理通貨膨脹隻能是一廂情願。當前中國的通貨膨脹,不僅是貨幣現象,更多的是一種經濟結構轉變帶來的價格調整現象。隻有在城市化后續進程中,持續壓制房地產泡沫,讓郊區土地用於本地農產品生產的比較優勢重新回歸,食用農產品供應的非本土化趨勢才會扭轉。隻有這樣,一方面城市居民抱怨菜價過高、另一方面生產地菜農哀嘆菜賤傷農的矛盾現象才會緩解。

  全球同向綠色經濟轉型

  通脹基礎抬升

  為減緩金融體系收縮對實體經濟造成過大的沖擊,也為了保持金融系統自身的穩定,各國無一例外採取了放鬆銀根的貨幣措施。由於經濟內在增長動力問題,巨額貨幣投放並沒有對當期經濟增長產生多大推動作用,但流動性泛濫迅速推高國際大宗交易商品價格,基礎原材料、能源類的價格上漲直接通過產業鏈的價格傳導,提高了整個經濟和社會體系的生產、運營成本,抬升了全社會的一般價格水平,使得經濟體系“滯脹”風險上升,各國經濟轉型的戰略決策都先后借勢提速,低碳經濟、綠色商業成為轉型的方向和核心。

  發展綠色經濟的諸多決策顯然也提升了一般價格水平,增強了通貨膨脹基礎。

  首先,對傳統產業的“綠色”改造,提升了企業的經營成本。為了引導綠色經濟發展,加速資源節約型產業的發展,“碳稅”首先被提上了日程,雖然這一舉措因受到普遍反對而一時難以實施——一旦實施必將提高航空運輸成本,最終導致航空運輸價格上升。在其它領域,新的所謂“清潔生產”方式,不可避免造成了制造成本的提高。

  其次,對綠色新產業的投資,短期內直接提高了全社會通脹水平。對綠色經濟巨大的投資需求,通過對全社會總需求水平的拉升,給高物價提供了需求支撐。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同步向綠色經濟轉型,產業上的趨同性帶來了對綠色能源的大規模投資,還造成了行業的波動。

  更為重要的是,由於技術進步的制約,新能源產出效率短期內還構不成對傳統能源的比較優勢。整體上看,目前光伏發電的平均成本是1.5元/度,而煤炭發電即使是脫硫脫硝后的平均發電成本也隻有0.5元/度。可見,對新能源的投資,短期內並不會降低能源生產成本,相反通過抬高短期需求水平,為當前的通脹提供了需求基礎。長期看,隨著規模經濟優勢的取得以及技術的進步,綠色能源的產出效率或許超過傳統能源。當綠色能源產出的單位成本下降到比傳統能源更便宜時,對新能源的投資,通過對能源成本的降低作用,才具備減緩全社會一般價格水平的宏觀經濟影響。

  中國收入和財富“雙不均”

  食品價格“高波動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每一輪的通貨膨脹幾乎都是由食品漲價引起的。基於普通居民的真實感受,中國的真實通貨膨脹水平一直受到質疑,這種質疑說明社會收入分布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離心化”格局:在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情況下,按照全社會實際消費量確定的消費籃子,已不能代表大眾的消費結構。

  中國收入分配不均近幾年出現了加速惡化的趨勢。

  首先,在國民收入構成中,勞動者報酬的比重不斷下降,而資本收入所佔比重不斷上升,同期可用於二次分配調節收入差距的國家收入所佔份額卻基本穩定。普通大眾收入主要是勞動收入,富人則擁有額外資本收入,我國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擴大。

  其次,中國貨幣的長期高投放引起了一段較長期的資產價格膨脹過程。這意味著由財富佔有不均而造成的貧富差距,由於資產泡沫發展而愈發擴大了。尤其2008年中國貨幣空前大投放,各地房地產價格1年內普漲50%以上,房價上漲對一般消費的“擠壓效應”出現。

  正是中國社會目前收入和財富分配的“雙不均”狀況,導致了中國消費結構的“離散性”,而不是“集群化”。更為重要的是,這種“雙不均”狀況仍在持續。普通大眾的消費籃子和全社會整體消費結構兩者間,出現了明顯背離趨勢。按統計局CPI構成權重,我國現行消費籃子中,食品權重為33.2%﹔但實際上,2010年我國城鎮居民消費支出中食品的比重為35.7%,農村居民為41%。在2010年之前,食品支出佔總消費支出的比重,還更高些。2000年我國的基尼系數就越過了國際公認的0.4警戒線,達到了0.41,但收入分配不均程度還在擴大。

  隨著“雙不均”趨勢延續,我國社會有朝著“啞鈴型”離散型結構方向發展的趨勢。普通大眾消費籃子中食品支出的比重,當前預計要超過50%,遠高於統計設定值。自2003年起,中國食品價格的波動開始主導一般價格水平的波動。中國價格體系中食品類項目價格的高波動性來自於工農生產力進步的差異,這種差異導致了工農業“剪刀差”的存在。這種間歇性的價格差“出清”導致了價格的劇烈波動,決定了我國食品類價格的高度波動性和間歇性。

  民眾食品支出高波動低彈性

  高通脹利好奢侈消費

  收入和財富分配的“雙不均”狀況,導致社會各階層消費結構的差異。由於中國社會收入差距巨大,從基尼系數看早已越過了收入結構失衡的警戒線。

  由於普通民眾在高通脹時期壓縮非食品支出,被動增加食品支出,在社會總消費支出籃子中,高通脹對非食品支出的壓制作用顯然要大於食品消費支出。對富裕的高收入階層來說,非食品支出權重要遠超普通民眾,而高通脹時期非食品項目需求增速並不旺,甚至出現價格變化更平緩的現象。可見,高通脹對富裕階層的影響較小,他們的福利效用水平幾乎不受影響。越是富裕人群,食品支出比重越小,非食品支出比重越大,他們的福利效用受通脹水平的沖擊也就越低。

  在高通脹時期,由於普通民眾對非食品支出的壓縮,非食品需求增速下降,價格保持相對穩定。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通貨膨脹往往同時伴隨有資產泡沫興起的現象,說明中國過去的通脹基礎並不在於真實供求出現了問題,其根本原因是貨幣投放過量。收入和財富分配的“雙不均”狀況,使得富人階層一方面在享受著資產升值的好處,另一方面也享受著價格水平結構性差異帶來的好處,即作為富人階層消費重點的價格水平基本穩定。通脹還擠壓了平民的部分非食品消費需求,減少了對富人消費需求的競爭。從消費規模上看,食品消費通常較平緩。高通脹期,非食品項目的實際需求受到限制,實際增速下降。因此,過多的貨幣大部分都流向了資產領域,不可避免導致了資產價格暴漲。資產“泡沫”的興起,進一步加劇了財富分布的不均狀況。富人在“財富效應”下,對奢侈品消費的需求自然增多。

  由於中國社會兩極分化的格局,過去快速增長的貨幣導致了部門間價格變化的不同趨勢,食品價格的上漲速度較快,但非食品項目價格保持穩定﹔平民承受著更大的通脹壓力,富人由於資產增值的財富效應,對奢侈消費的需求反而上升﹔不同階層消費結構變化的合成結果是,普通消費需求增長平穩,奢侈品消費需求快速增長。相對於收入和財富分布比較均衡合理的社會,中國消費結構超前的現象,最終得以形成。

  西方低通脹基礎改變

  中國跟隨提高通脹“容忍度”

  上世紀90年代,通貨膨脹目標制的貨幣政策相繼在西方國家被採用,以控制通貨膨脹為唯一直接目標的貨幣政策決策體系,很快得以普及。這意味著,如果此后西方世界進入了一個長期的“低通脹”時期,那麼“寬貨幣”時代必然伴生出現。

  通貨膨脹目標制內在思想是要求貨幣增長和經濟增長一致。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前夕,西方世界經歷了近30年的“低物價”局面。彼時西方世界的長期“低通脹”美好時期,正是世界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的時期和結果。

  新興市場融入世界經濟的過程,造成了“資源國→生產國→消費國”的商品單向流動格局﹔與之相對應的是資金流反向流動。這正是過去30年國際經濟“雙單向”流動的循環格局,中國在這一格局中處於生產者地位。維持這一格局需要新生產者和資源供應者不斷加入。就商品生產者而言,先是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四小龍”為代表的東亞經濟體,后是中國﹔21世紀初伴隨中國“入世”,緊接著印度、越南等南亞國家等持續不斷的新生產者進入,使得西方世界總能輕易找到廉價替代商品,因而得以維持了危機前較長時期的低物價格局。

  一旦新的生產供應者加入速度放緩,作為商品單向流末端消費國的西方世界,因貨幣過度積累導致的金融泡沫必然破裂,原先國際經濟、金融領域內各自的單向循環格局也就被強行打破。隨著中國等先期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國家勞動力成本的上升,輸出商品結構悄然發生變化:由於沒有了新的廉價商品供應,發達國家和中等發達國家都面臨著物價上漲風險。

  另一方面,金融危機使得資產泡沫破裂,世界格局演變使得流動性輸出不再,甚至逆轉為“回流”本國,西方國家或面臨通貨膨脹劇升局面。

  隨著世界經濟格局演變,中國等新興市場不能再無限向世界輸出便宜商品,西方世界過去延續了近30年的低通脹時期正逐漸失去基礎﹔價格水平在呈上升趨勢,且波動性加大﹔如果不能及時推進經濟轉型和消除收入不均衡現象,“滯脹”風險將極大上升。在融入世界經濟進程加速期,中國等新興市場經濟體被動投放了過多貨幣。在新世界經濟格局的形成過程中,西方國家的一般價格水准將抬升﹔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也將跟隨提高通脹的“容忍度”。

  工農“剪刀差”兩年一“出清”

  中國通脹具周期性

  數據表明,過去十幾年間農業產出都要落后於工業產出。工農產出間的差距對工農產品間比價關系的影響,就是工農產品價格間存在“剪刀差”。

  食品類項目中,大部分商品是短周期產品,食品類商品價格變動受當期市場供求變化的影響較為明顯。2007年的豬肉市場,2010年下半年的蔬菜副食品市場,2011年又是豬肉市場,莫不如是。食品消費需求具有較高的剛性,即從價格和需求的關系看,彈性較低,價格變化不大會引起需求數量的變化。換言之,隻有較大程度的食品價格變動,才會引起需求數量的些許變動。

  在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由於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存在,農產品價格的爆發性上漲,具有周期性。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工農產品間價格的“剪刀差”,2~3年就要“出清”一次。在“出清”期,農副產品價格由低迷轉變為快速上漲,上漲幅度大大超越工業品價格,並帶動CPI走高,導致了新一輪的通貨膨脹。

  從新世紀以來的經驗看,中國食品類項目價格波動幅度是整體項目價格波動幅度的2~3倍。中國的CPI走勢和食品項目價格走勢,兩者間有著高度一致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每一輪的通貨膨脹幾乎都是由食品漲價引起的。食品消費對普通大眾的權重,要遠高於CPI統計中設定的權重。因而,每一輪通貨膨脹,居民感受的通脹程度都要遠甚於名義通脹水平。

  自2003年起,中國食品價格的波動開始主導一般價格水平的波動。中國自2001年“入世”后,市場體系加快完善,生產力進步也加快,這種間歇性的價格差“出清”導致了價格劇烈波動。在發達國家,社會化大生產和全面的農副食品扶持措施,保証了食品價格的穩定。在中國現階段,間隔2~3年的工農價格“剪刀差”的市場“出清”行為,決定了我國食品類價格的高度波動性和間歇性。

  在“出清”期間,一般食品價格會出現持續上漲。事實上,在非“出清”期,許多食品類商品價格波動也很劇烈,但很難演變為食品項目價格的整體性上漲格局。

  控通脹還是防通縮?

  當前通貨膨脹壓力未消。首先,農副產品供給的高波動性,有可能使食品重新成為價格推手。從新世紀經驗看,中國食品類項目價格波動幅度是整體項目價格波動幅度的2~3倍。在貨幣充裕程度仍較高的情況下,供給的波動很可能再次推動價格暴漲。此外,當前仍處工農價格“剪刀差”出清階段,某類食品價格上漲,易引發整體性的食品項目價格水平提升。

  其次,經濟轉型下的價格長期上漲趨勢。推進經濟轉型,實現經濟增長模式轉變,是我國經濟發展“十二五”規劃的目標。勞動力供求關系的改變,提高了勞動力的價格水平,提高了全社會商品生產的成本。另一方面,“十二五”規劃對居民收入增長提出了具體量化目標,居民收入增長,從需求角度拉升了價格水平。

  2012年亦存在通貨緊縮風險。短期看,受食品價格高波動性影響,以及總需求水平的下降,價格上漲壓力不大。銀行業信貸泡沫的消除,以及金融領域風險上升導致的金融業“去杠杆化”,貨幣增長會持續偏緊局面。因此,2012年的通貨膨脹控制有可能矯枉過正,價格持續下降導致通貨緊縮重現。

  從實際情況看,目前通貨膨脹已進入了實際上的受控階段。受到經濟景氣度降低的影響,需求因預期悲觀有所改變,價格上漲的動力開始減弱,價格上漲趨勢開始改變,價格波動開始回歸正常。如果當前的價格變動趨勢延續,2012年下半年通貨緊縮的“幽靈”將重現。如果絕對價格水平變動走勢重新回到正常值上方,延續2010年的狀態,通貨膨脹就會是今年的表現形式。

  但通貨緊縮風險有可能被扼殺在萌芽狀態:春節后農副產品受到某種沖擊再次大幅上升,這將帶來CPI環比走勢再次位於正常值上方﹔政府加快啟動了資源要素價格改革,水、電、煤及各種礦資源和公用事業收費客觀上將迎來漲價良機,紛紛漲價。

  我們預計2012年年中,國家將抓住時機出台各種資源價格改革措施,以達到長期推進轉型、短期防范通縮的雙重目的。2012年下半年將迎來價格絕對水平加快上漲,但CPI同比仍將維持適當水平的價格穩定“幻覺”,年度CPI同比為3.2。 (作者系上海証券首席宏觀分析師)

(來源:証券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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