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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談收入分配改革:有話語權者在既得利益集團【2】

2013年01月16日07:35    來源:中國青年報    手機看新聞

  記:也就是說,你認為中國貧富懸殊的主要原因,首先是財產性收入分配的嚴重不均等。

  華:是的。這些年來,巨量的財政收入和土地出讓收入被密集投入在圍繞重點城市戶籍人口的基礎設施和環境改善上,造成城市房地產價格的持續飛漲,從而形成了全國范圍內財富從農村居民向城市戶籍居民以萬億為規模的持續轉移。如果說,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曾經主要靠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剪刀差來強制性掠奪農民為工業化提供積累,那麼,在進入市場經濟時代之后,我們事實上又走上了靠掠奪城鄉土地市場價格差為城市化提供積累的道路。

  改革開放之前,城鎮居民基本不擁有住房,都是租公房,而且人均面積隻有幾平方米,主要家庭財產就是價值一二百元的老三大件(自行車、手表、縫紉機)。而當時的農民家庭一般擁有自己的住房,自行車也不算稀罕,同時還佔有一塊宅基地和自留地。因此,應當說當時城鄉財產差別不大。但是今天,絕大部分非城郊農民的全部財產平均在十來萬元,而城鎮居民通常為幾十萬元到幾百萬元,這成為城市化即農民變為市民的最大鴻溝,也是城鄉貧富差距拉大的主因。看不到這個主因,僅僅在給農民增加一點收入上繞圈子,顯然就會偏離解決問題的主攻方向。

  記:城市內部似乎也有房子帶來的財富鴻溝。

  華:對,即使在城市內部,財產性收入造成的“馬太效應”同樣很大,有人靠權力,有人靠眼光,由房產造成的貧富差距是驚人的,也是普遍的。

  記:貧富差距是城市化發展必然產生的問題嗎?

  華:其實我們可以反觀日韓以及我國台灣地區在二戰后平穩完成城市化和現代化轉型的歷史過程。關鍵一環就是認識到城市化的加速發展期,房價上漲,尤其是大都市圈的土地價格上漲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因此,要防止和遏制土地和住宅佔有的不公對勞動者和移居者的財富剝奪。當時日本社會的主流觀點的典型表述是,如不限制對家庭住宅的投資行為,極可能發生三大財富剝奪。首先是食利階層對創造附加價值的勞動者的財富剝奪﹔其次是土地擁有者通過非生產性方式對社會附加價值創造者的財富剝奪﹔以及原住民對移住民的財富剝奪。因此,日韓、台灣地區以公平優先為原則,對以土地為代表的財產,有著一整套嚴密的調控措施。舉個例子,韓國當年買別墅可以,但住別墅每年的保有稅高達7%,年年交,月月交,富豪也夠喝一壺啊。個人所得稅也很厲害,日本韓國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那個時期都在70%左右,遺產稅超過50%。因此,當時的日韓的特點是,第一老百姓不買大房子,第二父母如果有房,孩子盡量不買,因為如果孩子沒房,父母把房子留給孩子可以免交遺產稅。如果有,就要交遺產稅,一交交走一半。最后的結果就是,擁有一個房產自己住很好,根本沒問題,你想從裡面賺錢,從各個角度都給你卡住。真沒房的人想要房子,有房子的人不敢多佔。這就對啦。

  所以說你看韓國當時有一系列“土地公”概念的立法,人家是私有土地,但增值部分都要拿出來分享,我們恰好相反,名義上還是國有集體土地,增值卻被少數人裝了腰包。這好像說不通吧,明明是土地公有,怎麼好處全歸少數私人了呢?

 

(責任編輯:楊翼、李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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