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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經濟發展 投資教育更劃算

2014年05月14日02:52    來源:新京報    手機看新聞
原標題:推動經濟發展 投資教育更劃算

  “青年經濟學人”評選系列報道之二

  李宏彬 1972年出生,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經濟系C.V.Starr講席教授、中國經濟社會數據中心常務副主任。研究課題主要圍繞人口、教育等。1993年畢業於中國農業大學經管學院經濟學專業本科,1995年在農大讀碩士期間赴美留學,2001年獲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2007年加盟清華經管學院前,為香港中文大學教授。2009年,被評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10年獲國家杰出青年基金。

  李宏彬:經濟學可以很好玩

  李宏彬說,讀大學之前選專業是很隨機的,跟現在的高中生一樣,不知道應該選什麼專業,也不知道各個專業都學些什麼。但一個偶然的經歷,堅定了他與經濟學的緣分。

  1993年本科畢業的時候,有位斯坦福經濟學教授Scott Rozelle和他的博士生Albert Park來中國農村做調研。李宏彬幫助他們在陝西做調查員。四五十頁的問卷很長,一份入戶調查可以從早上持續到下午才結束,話題涵蓋生產、消費、教育、生育、糧食儲存、就業等多個方面。“我發現這件事情挺有意思的,很想知道,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一個問卷,是想研究些什麼。”后來,李宏彬就被推薦到斯坦福繼續學習。“那個年代能夠獲得這樣的推薦信,是非常幸運的”,李宏彬說。

  李宏彬在個人微博上,對自己的簡介一欄寫著“經濟學可以很好玩”。他解釋道,很多經濟學問題,大家都會感興趣,隻不過我們需要用有趣的方式講出來才行。

  他曾經為自己女兒所在小學的同學們用“喜羊羊”講過一堂經濟學課。按照媒體當時的報道,他說,經濟學其實是一種思維方式,是一個選擇的學問。“比如每天放學后的時間有限,除了必須睡覺、做作業外,隻剩下兩個小時,是去鍛煉身體、看書,還是出去玩?怎麼樣的選擇是能夠得到最多收獲的,這就是一個經濟學的思維。”

  【核心觀點】

  隨著出生率、生育意願的下降,我國人口結構在未來二三十年,會與目前歐洲、日本等地一樣,無法避免老齡化、勞動力短缺和福利泡沫等問題的出現。盡管馬上放開計劃生育,已無法扭轉這一趨勢,但也應該即刻放開。同時,因我國大學教育、職業教育等回報率較高,應加大對大學教育、職業教育的發展力度,從而提高勞動者的知識技能水平,才能利於經濟的長期發展。

  宏觀調控要做好市場預期引導

  新京報:在當下經濟改革議題中,你個人比較關心哪一項?

  李宏彬:針對短期宏觀經濟下行的現狀,近期有一個討論,就是政府要不要刺激經濟。其中有一個說法是,為了實現經濟長遠健康發展,現在要改革,要調結構,因而要忍受短期的經濟下行。我覺得,有一定道理,但其實短期調控和長期改革並不一定矛盾。當經濟短期下行的時候,往往國家都需要刺激,縮小經濟波動幅度。而如何去刺激則是另一個話題。刺激應該是通過宏觀的、充分發揮市場自身運行機制的方法,避免微觀的、干預市場、干預企業的刺激。比如,通過調整貨幣政策,或者減少行政審批、放開市場准入、減稅等手段。

  另外,現在地產估值可能過高,有些地方出現泡沫,應該避免直接捅破泡沫。因為這會造成大量企業、個人破產,銀行也會受拖累,影響太大。宏觀調控的一個底線應該是,要避免系統性的金融風險。

  新京報:那你怎麼看2008年的四萬億刺激?

  李宏彬:刺激是對的,但是具體執行起來,卻變成了批項目,干預了市場,干預了企業的微觀經營行為。

  短期內,經濟下行的下限在哪裡,是7.5%?如果目標只是盯在增長率上,是很難說清的。因為GDP長期增長率究竟是多少,現在沒有人知道,要計算出來對經濟學家來說也是個難題。所以大部分國家盯的,是通脹率和失業率。

  我國的調查失業率並沒有對外公布,所以政府與市場的信息不對稱,也給宏觀調控帶來了一定困難。宏觀調控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預期的引導,如果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預期不一樣,就很難引導,容易出現大起大落。比如,政府通過失業率等數據發現經濟狀況很好,不需要調控,但市場卻沒有得到這個信息,還在期待政府刺激經濟。對市場預期引導不充分會導致政府和市場的信息不對稱,進而容易增加經濟的波動。

  勞動力短缺已不可避免

  新京報:你曾在發表的文章中提出,人們常常容易忽視人口轉型因素對經濟中長期走勢的影響。具體的影響是怎麼樣的?

  李宏彬:人們往往以為,人口多對經濟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現代經濟學認為,人口多了,勞動力供給就會多,市場也容易形成規模效應。也有証據顯示,人口多的國家,更容易出現創新。

  很久之前,人們會生很多孩子,因為生了10個,可能隻能活下來5個,而養老可能需要5個孩子。隨著醫療水平的提高和死亡率的下降,人們意識到,不需要生那麼多孩子了,就會少生。這個從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演化的過渡過程,被稱為人口轉型。

  西方國家的人口轉型發生在工業革命時,英國、美國等國家生育率大幅下降,這個過程的時間很長,用了大概一兩百年。在此過程中,經歷了很多代,每一代的生育率下降得並不多,所以,當時的人們體會不是很深。

  但是二戰以后,西方國家出現新的人口轉型。由於一戰、二戰、西班牙大流感、美國大蕭條等,造成上個世紀前50年的生育率很低。二戰后,美國大兵回國,出現生育潮、嬰兒潮。這些孩子在六七十年代進入勞動力市場。因此,當時的年輕人多,干活的人多,被養活的人少。同時,年輕人儲蓄率高,有利於投資。另外,年輕人多也有利於發明創造、創新。從勞動力市場、資本量、創新這三個角度,都有利於經濟增長。

  這一波嬰兒潮一代,在90年代逐漸進入退休年齡,退出勞動力市場。但由於他們生的孩子很少,所以,歐美、日本等地區,人口結構發生逆轉,老年人增多,年輕人減少,同時人均壽命提高,老齡化嚴重。從勞動力市場、資本量和創新來講,老齡化對經濟發展都不利。這也是為什麼,90年代以后,日本經濟進入長期低迷,歐洲表面看還可以,但其實主要是靠借債。

  新京報:你此前也提到,我國勞動力市場也面臨著問題。一邊是農民工工資持續上漲,另一邊則是返鄉潮或大量剩余勞動力留存。這一問題出現的原因是什麼?應該如何改變?

  李宏彬:其實是一碼事。工資上漲反映了勞動力短缺,總勞動人口下降。農村中,年輕的勞動力基本都已經轉移出來了,隻留下年齡比較大的勞動力。想吸引留守農村年齡比較大的勞動力出來工作,成本比較高。他們上有老、下有小,為什麼出來呢?除非給更高的工資。今后二三十年,勞動力短缺這個問題已經是不可避免的。能夠做的就是兩點,第一,提高勞動者的素質,使每個人可以生產更多的產品。第二,大量用機器代替人力。

  生育率下降不是中國獨有

  新京報:此前你曾倡導單獨二胎。目前,這一政策陸續在全國實行。你如何看待我國目前的人口政策?這樣的政策對我國未來的長期經濟發展又會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李宏彬:人口問題上,我們跟美國、日本、歐洲很像,只是我們的變化來得晚而已。我們的嬰兒潮也發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之后,出生率就開始下降,而且下降非常快。我們是從生6個孩子下降到1.4個、1.5個,並且我們隻用了三十年,完成了他們200年的轉型。未來三十年,我們會感受到同樣的問題,年輕人越來越少,老年人越來越多。

  新京報:我們也將面對福利泡沫的問題?

  李宏彬:我們同樣會有福利的問題。養老、醫療等,都將面臨大量支出。

  新京報:在單獨二胎實行后,我國人口結構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對於經濟發展會起到什麼樣的影響?

  李宏彬:變化不會很大,現在的年輕人不愛生孩子,甚至都不愛結婚。全世界范圍內,計劃生育政策隻有中國有,但生育率下降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全世界都在下降。以中國和印度做比較,1950年,印度每個女性也差不多生育6個小孩,和中國沒有太大區別。事實上,印度雖然沒有計劃生育,生育率也在下降。生育率的下降,計劃生育並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最主要的因素其實是經濟社會的發展。

  人們生不生孩子,主要取決於女性的工資。隨著女性工資水平的提高,其照顧孩子的機會成本也在上升,犧牲時間就是犧牲收入。所以說,全球生育率下降,主要是由於女性的教育水平和工資的上升。現在,不只是生育意願在降低,包括結婚的意願也在下降。我們就算全面放開計劃生育政策,也不會出現生育率的大幅提高。

  新京報:該來的問題還是會來?

  李宏彬:這個問題已經不可避免了。現在生育已經來不及了,今后二十年必然面對勞動力短缺。印度生育不受限制,但現在平均才生2.5個,美國平均不到2個,中國香港不到1個,全球如此。

  新京報:那麼,下一步,我國的人口政策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措施?

  李宏彬:勞動力數量已經開始下降,趨勢已經不可避免。

  放開單獨二胎還不夠,計劃生育應該全面放開。同時,制定福利政策時要格外謹慎,要考慮長遠。歐洲和日本都有這個問題,當初制定福利政策的時候,沒有考慮到人口結構的變化。短期內勞動力多,供養人多,被供養人少,高福利是可以維持的。但現在倒過來了,供養人少,被供養人多,所以高福利變成了大問題。

  就長期發展來講,下一步需要提高每個人的能力,教育就是很重要的因素。

  職業教育和大學教育回報率高

  新京報:你對教育投資、教育與就業關系非常關注。你曾提到,大學的教育回報率在改革開放之后增長迅速。這裡的教育回報率是個怎樣的概念?目前,我國的教育回報率現狀如何?

  李宏彬:教育比較復雜,因為教育最大的成本是時間。簡單來說,教育回報率是指,多讀一年書,會增加多少收入。比如,大學生跟高中生比,(初入社會的)收入多了40%,四年大學教育每年的回報率就是10%。在中國,平均每多讀一年書,教育回報率已經從上世紀80年代的2%左右,上升到現在的10%左右。大學教育的回報率更高,平均每年15%左右。回報比較低的是高中,研究數據顯示,高中學歷跟初中比,工資沒有明顯的區別。

  但這裡也有一個問題,簡單比較大學生和高中生的收入差異,並不一定都是教育帶來的回報,也會有人群的能力差異。為了剔除掉能力差異等不可觀測因素對收入的影響,採取的辦法是雙胞胎比較。雙胞胎的家庭背景、能力等因素相同,他們之間的比較可以剔除掉這些因素的干擾,收入的不同則來源於教育水平的差異。剔除掉其他因素的影響后,大學的回報率每年為10%左右,職業教育每年7%-8%,高中是0。最終學歷是高中或者是初中,工資是一樣的。

  為什麼呢?現在的高中主要以做題、考試為主,如果沒考上大學,三年做題、考試不能增加你的就業價值。這就說明,大力發展教育的話,應該是職業教育和大學教育。大學教育擴張很快,但是職業教育還可以更好。

  新京報:所以你認為,知識和技能將更大程度地改變個人的經濟地位,同時,投資高等教育對推動經濟長期增長非常合算。2012年時,中央財政預算按國內生產總值的4%安排教育經費。這樣的比例,是否合理或充足?

  李宏彬:很難說多少比例合理,多少是不合理,還要看財力和機會成本。總的來說,投資教育是很劃算的,回報率高。

  過去更傾向於投資基礎設施,比如鐵路、公路、機場。未來投資在人上,可能更劃算,比如教育、醫療領域。投資在人上,短期內看不到回報,不像修路,GDP一下子就上來了。隨著政績考核機制的改變,淡化GDP在政績考核中的地位,政府可能會更多投入在教育、醫療方面。

  ■ 同題問答

  Q: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的眾多改革中,你最關注哪一項?

  A:人口、教育改革、醫療改革、國企改革、金融改革、政府職能改革,都很關心,彼此都是相關的,所以才會推出一攬子計劃。

  Q:未來兩年是上述改革推進的重要窗口期,你認為兩年內,最有希望改變現狀的一項改革是什麼?

  A:最需要改的,是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尤其是財政關系。地方財力不足,還要做事情,隻能靠賣地、靠借錢,也就是所謂的地方融資平台。應該改變稅收的分配體制,給地方更多的財權。還有專項轉移支付的方式,現在是中央批項目,一個項目,所有省都在爭,所有省都上相同的項目,既干預了市場,又容易造成產能過剩。其實可以通過合理的設計財政或者其他方式,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

  此外,現在說要改變政績考核方式,不看GDP,但是還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考核目標,地方政府就會很茫然。所以,考核指標一定要明確化,要不地方政府不知道往哪兒努力。

  Q:未來10年,你認為哪一個行業最具有投資前景?

  A:農業,因為還不夠市場化。養老和醫療,因為我國小孩少,老人多。教育,未來教育將發生根本性改變,職業教育的市場格局將發生很大改變。另外,目前國內的金融還是大銀行為主,需要大量地方性的小銀行,我國金融中介數量不足。還有環保和節能,老百姓的環保意識越來越強,國內的能源價格太貴,需要大量新產品以節約能源。

  Q:怎麼看待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話題?

  A:當有些話語權的時候,有點良心就好了。

  B06-B07版採寫/新京報記者 趙嘉妮 攝影/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

(責編:朱傳戈、吳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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