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屹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前５個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１１６３８４億元，同比名義增長３．９％，增速比１至４月份回落１．３個百分點。民間固定資產投資佔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的比重為６２．０％，比去年同期降低３．４個百分點。

　　分地區看，東部地區民間固定資產投資５５９３３億元，同比增長８．０％，增速比１至４月份加快０．３個百分點﹔中部地區３４１７５億元，增長５．７％，增速回落１．１個百分點﹔西部地區２１４０１億元，增長２．０％，增速回落０．９個百分點﹔東北地區４８７６億元，下降２９．３％，降幅擴大６．２個百分點。

　　分產業看，第一產業民間固定資產投資４０８６億元，同比增長１７．９％，增速比１至４月份回落０．２個百分點﹔第二產業５８７００億元，增長４．６％，回落１．５個百分點，其中工業民間固定資產投資５８１３９億元，同比增長４．６％，增速比１至４月份回落１．５個百分點﹔第三產業５３５９９億元，增長２．２％，回落１．２個百分點。

　　據此有評論認為，民間資產投資增速出現“斷崖式下墜”，中國經濟增長前景不明。筆者對此觀點不能苟同。民間資產投資增速下降是事實，但是就此得出“中國經濟增長前景不明”的結論有些偏頗。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變為中高速增長是經濟步入新常態的主要特征。 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民間投資增速下降有其必然性。但是，這不等於說可以無視民間投資增速下降。另一方面，雖然民間投資增速整體回落，但是也不乏投資亮點。正如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民間投資增速回落，顯示出經濟內生動力需要增強。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固定資產投資包括民間投資增速比上月回落，但投資結構繼續優化、明顯改善。

　　一、理性看待民間投資下降

　　民間投資長期以來一直是拉動整體投資增長的主要動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中國經濟的風向標。從歷史數據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變化保持基本一致的趨勢。2015年之前，后者一直顯著高於前者的增速，2015年全年二者增速幾乎完全重疊。 民間資產投資增速下滑，既有政府主動作為的因素，也有客觀體制性原因，因此，必行區別對待，理性看待。

　　從2005年開始，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從50%的增速下降到2015年的10%左右，增速平均每年下降4個百分點左右。民間投資下滑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投資增速下滑。進入2016年以來，民間投資增速開始一路下滑，從2015年同期的13.6%急速跌落至5.7%。二是民間投資在全社會投資中的比重下滑。

　　如何看待民間投資急劇下降？事實上，伴隨中國經濟結構調整，轉型升級，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中國GDP增速持續下降，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步入經濟新常態。特別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以來，在落實“三去一降一補”的過程中，民間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下降有其必然性。從具體數據分析來看，我國鋼鐵、水泥、煤炭等行業，去產能任務艱巨，這些行業民間投資急劇下降勢在必行。也就是說，這些行業民間投資急劇下降是政府宏觀調控，結構調整的必然結果。

　　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我們要理性看待民間投資增速下滑的問題，既不能驚慌失措、喪失信心，也不能麻痺大意、無動於衷。民間投資的急劇下降引起政府的高度關注。為此，國務院連續開會研究查找問題、對症下藥，出台對策。5月下旬，國務院組成了9個督查組，到北京、河北等18個省份對促進民間投資政策的落實情況開展專項督查。國家發改委派出6個督查組，分別到國務院督查范圍外的12個省份開展專項督查。督查發現的突出問題大致包括四個方面，即：部分法規政策不配套、不協調、落實不到位﹔民營企業在市場准入、資源配置和政府服務等方面難以享受與國企同等待遇﹔融資難融資貴、繳費負擔重﹔一些干部不作為、不會為、亂作為，少數地方政府失信等，這些都嚴重影響了民間投資的健康發展。

　　針對上述問題，會議提出了五個方面的應對舉措：充分認識促進民間投資、發展民營經濟的重要意義﹔各地區、各部門要“對號入座”，既抓好自身整改，部門還要督促本系統的整改，穩定市場對經濟發展的良好預期﹔繼續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營造一視同仁的公平投資環境﹔著力緩解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堅決防止以各種方式變相提高貸款利率﹔強化責任追究，督促有關地方和部門在規定時間內解決拖欠企業工程款、物資採購款、保証金等問題。

　　二、提振民間投資的根本在於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表面上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民間投資下降有一定關系，提振民間投資的根本又在於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看起來似乎是矛盾的，其實不然。簡單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僅做“減法”，而是要做好“加、減、乘、除”，該減的要減，該加的也要加。隻有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民間投資才能從盲目投資變為理性投資，從無效變為有效投資，使民間投資提質增效。之所以說，提振民間投資的根本在於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基於以下三點：

　　首先，要促進民間投資大幅增加、提升有效供給，必須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政府必須簡政放權，加快優化民間投資環境，該管的管，不該管的堅決要放。政府不能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要進一步深化改革政府項目審批制度，打破各種"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促進公平競爭、建立誠信機制，從而有效降低商業成本，為民營企業發展做好服務工作。

　　其次，激發民間投資活力需要推動供給側改革，降低企業成本和稅負。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民營企業進入某些行業成本高等，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間投資發展。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財政政策大有文章可做。財政政策可以讓減稅發揮更大作用，包括降低稅率和社保繳費比例等。

　　再次，提振民間投資還需要從供給側改革著手，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積極推進資源品價格改革，通過政策組合拳推動公共產品價格市場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重大改革措施，目的是激發民間投資積極性。但是，目前這項改革進展緩慢。 鼓勵民間投資從產能過剩行業轉向新興產業，是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隻有鼓勵民間資本大舉進入新興產業，才能使民間投資提質增效，健康發展，從而，確保中國經濟健康發展。

　　(作者系《改革內參》執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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