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韌性何在？通過改革變潛能為優勢

　　今年GDP有望保持6%以上的增速﹔城鎮化的巨大發展空間意味著經濟增長潛力依然存在，要繼續進行混改、戶籍改革等以挖掘潛力

　　近期，2019年4月份中國經濟數據陸續披露。如何看待今年以來中國經濟的表現，全年經濟走勢如何？中國經濟的韌性何在？如何進一步挖掘中國經濟的潛力？

　　新京報就這些問題採訪了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經濟學家曹遠征，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中泰証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

　　三位給出了幾乎一致的答案。在他們看來，外部環境對中國經濟影響不大，今年中國經濟增速實現6%以上的增速是大概率事件。

　　對於中國經濟韌性所在，曹遠征提出，包括農民工在內的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持續增長、城鎮化進程中城鄉二元結構持續改善，消費會成為中國經濟很大的一個亮點和增長點，從而推動中國經濟實現可持續的增長。賈康則表示，中國的城鎮化和工業化還有巨大的空間，兩者相輔相成縱深發展會進一步釋放中國經濟成長性的潛力。

　　在三人看來，中國經濟要繼續進行改革以挖掘潛力。“中國經濟的韌性是潛在的，一定要通過改革把潛在的韌性變成現實的優勢。”曹遠征說。

　　“今年6%以上經濟增速沒問題”

　　新京報：如何看待今年以來中國經濟的表現，對全年經濟的預判是怎樣的？

　　曹遠征：今年一季度中國經濟的表現是恢復性的。2018年隨著外部緊張局勢的緩解、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特別是貨幣政策的調整之下，市場流動性短缺問題得到了極大的緩解。目前看，逆周期調節的效果顯現，中國經濟有所恢復。

　　從今年的總體情況看，預計在二三季度中國經濟應該能基本穩住，即恢復到2016年、2017年時的狀態，中國經濟既不會有進一步的大幅下行，也不會出現明顯的反彈，而是處於一個符合規律的收斂態勢。實際上，全球所有國家過了工業化階段之后，都會處於這樣一個基本態勢。

　　賈康：今年一季度中國經濟表現好於預期——去年四季度經濟增速繼續下行到6.4%，全年經濟增速報出6.6%，相對於前面12個季度6.7%到6.9%的幅度，經濟增速是向下回落的。一般預計今年一季度經濟增速會繼續下行。但是，不久前公布的今年一季度增速和去年四季度增速持平。這是因為雖然中國經濟有下行壓力，但是在前一段時期，外部環境的某些積極消息引導了預期，加上國內一些重要政策的調整，各種因素綜合在一起發揮作用，使得一季度表現超預期。

　　再往后看，三四季度估計還可能會受到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但總體來說，即使按照最壞的情況來設想，今年中國經濟仍然在大概率上可實現6%以上的經濟增速。這是因為，近幾年淨出口對中國GDP的貢獻已經降到相當低的水平。如果經濟增速在6%到6.5%的目標值，出口在GDP中的影響不會超過0.4個百分點。如果后續經濟運行中下行壓力比較明顯的話，我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工具箱中備用工具是充足的，今年GDP實現6%以上的增速仍是大概率事件。

　　李迅雷：從今年第一季度的數據來看，中國經濟的表現還是比較好的。4月份的數據看，無論是固定資產投資還是消費數據，表現還不錯。不過，出口數據偏弱，反映經濟下行壓力依然存在。

　　從全年來看，考慮到外部因素不明朗，出口方面表現還是不太樂觀，但今年房地產等表現可能會超預期，基建投資在二三季度的增速會有所上升。消費方面，消費會出現結構性的變化，一方面消費升級的趨勢還會持續，另一方面消費增速可能會有所回落。總體看，GDP實現6%以上的增速沒有問題，今年GDP增速可能在6.2%、6.3%的水平。

　　“外部環境對中國經濟影響不大”

　　新京報：外部環境不明朗，這會給中國經濟究竟帶來多大的影響？在目前內外部環境下，宏觀經濟政策是否會調整？

　　曹遠征：外部環境對中國經濟影響不大，比如去年淨出口對經濟貢獻為負。對於中國經濟來說，最核心的問題和因素不在於出口，而是靠投資、消費。目前看，投資開始在減弱，要寄希望於消費的擴大，消費存在增速減緩的隱憂。不過，隨著貨幣政策的調整，市場流動性得以補充，加上減稅政策效果的顯現，企業會開始恢復投資、增加生產的信心。預計2019年中國經濟增速還會在6%以上，預計在6.3%。

　　實際上，6.3%的經濟增速也是政治目標——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之年，如果經濟增速下滑到6.3%以下的話，預計政策上會有一定的調整，主要是財政政策。

　　賈康：外部的影響和不確定性是我們不可選擇的，但可控的是中國自己的選擇。中國自己要在注重擴大內需的同時，特別要堅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啃硬骨頭，攻堅克難，堅定不移地擴大開放，學會在全球合作競爭中進一步提升核心競爭力，這是我們必須抓住的真問題，也是中國必須把握好的確定性之所在。

　　至於宏觀經濟政策和宏觀調控，講究相機抉擇，需要會隨著情況的變化，隨時動用政策工具箱的中可用的工具。財稅政策方面一定會按照擴大內需的方向發力提效，促進改革，優化結構。

　　李迅雷：外部環境的影響還是有限的，在正常情況下可能影響中國經濟0.3個百分點。但需要注意其是否會帶來擴散效應，進而影響國內投資意願等，這些衍生因素不好預測。當然，外部環境的不明朗，我們也會有應對措施，會加大內部的改革力度，加大一些貨幣和財政政策進行對沖。

　　從政策上看，宏觀經濟政策不會有大的調整。但改革還是會推進。比如要鼓勵投資，進一步加大減稅降費的力度，財稅改革、國企改革等都要推進﹔在貨幣政策上，降准還可能持續，預計今年7月還有可能降准。

　　此外，對於外界關心的房地產政策，不太再會有刺激房地產的政策。現在的房地產調控實行一城一策的政策，不會有全國性大調整的政策。不過，如果人民幣出現大幅貶值的話，對於資產價格可能會帶來一定的影響，今年需要防范這方面的風險。

　　“城鎮化和工業化縱深發展會進一步釋放中國經濟的潛力”

　　新京報：如何看待中國經濟的韌性，韌性主要在哪裡？

　　曹遠征：從中國改革開放40年歷程看，正是因為居民收入的大幅提高、購買力的上升，才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中國市場，也形成了各個產業成長的重要基礎，中國以高速的經濟增長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當然，居民收入提高的過程中，出現了一定的差距。比如，大概有3億人口的城市人口的人均GDP在2萬美元左右，與此同時還有10億多人口的人均GDP不超過4500美元。這說明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依然還在延續，從40年前的金字塔形狀，變成了“工”字形狀——兩頭大、中間小。

　　可以說，按照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中國經濟的發展最重要的是取決於居民收入的增長。而從目前情況看，要意識到，如果這部分10億多低收入群體的收入能夠實現可持續增長，這部分群體就是中國經濟韌性和發展前景所在。

　　此外，中國過去的發展經驗還顯示，城市化就是工業化，在這一發展過程中，出現了結構的快速轉變，導致經濟的高速增長。從中國城鎮化水平看，目前中國的城鎮化水平在60%左右，與日韓等國75%至80%的水平相比，中國的城鎮化還有相當大的空間。而且，在中國60%的城鎮化率中，隻有40%的城鎮化人口具有城鎮戶籍。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城鎮化發展水平拖了中國經濟的后腿。相反，如果農民工可以真正市民化，其消費就會轉移到城市來，比如其住房需求、孩子的教育需求、父母的養老醫療等，這些需求會變成消費的一個重要增長點。

　　邏輯上講，按照一些國家的經驗，隻有城鎮化結束了，經濟增長才會結束。那麼，中國城鎮化巨大的發展空間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依然存在。如果包括農民工在內的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持續增長、城鎮化進程中的城鄉二元結構持續改善，消費會成為中國經濟很大的一個亮點和增長點，中國的產業以出口為導向轉向以內需發展為驅動，從而推動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地增長。

　　賈康：可以從兩個維度來理解中國經濟的韌性。

　　從客觀視角來看，中國經濟並非一般的經濟體可以比擬，這一特大經濟體的人口、國土幅員、資源等基本指標放在一起，別的經濟體難以同日而語。經濟體的這些客觀指標決定了中國國內市場的潛力、經濟發展的韌性以及相關的回旋余地等方面，要比其他經濟體明顯大很多。

　　第二個視角看，中國經濟的成長性處在一個怎樣的狀態？中國從過去的“一窮二白”到努力發展相對獨立的工業體系，伴隨著改革開放，在經濟起飛中中國經濟總量迅速提升，居民的收入也顯著增加。在學術界，經濟發展水平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工業化程度、城鎮化程度，根據國際經驗這兩個指標也是互相聯系的。現在學術界有觀點認為，中國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工業化程度已經到了后期，我不同意這一說法。從中國總體的格局看，沿海一些地區的工業化程度已經到了中后期，但中部區域顯然並不是這樣，而在西部地區很多的地方更只是處於工業化的初期階段。綜合中國總體的情況，中國的工業化處於中期向中后期轉化的階段，未來工業化進展縱深和空間還非常巨大。

　　要注意城鎮化和工業化有著內在的聯系，目前中國真實城鎮化的程度也表明，中國工業化還有巨大的空間。當工業化到了后期，城鎮化水平應該處於70%左右的水平。那麼，目前中國的城鎮化水平處於怎樣的階段？中國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雖已高於59%，但這幾年有關部門也特別注意到，中國實實在在的城鎮化率必須是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而在目前，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隻有43%左右。為何會有數據的差距？這是因為，這些年有3億多人從農村到城鎮，成為城鎮的常住人口，但其中絕大多數人（至少有2億多人）並沒有拿到戶籍，基本公共服務的市民化待遇並沒有落實到這些人身上。為什麼不能落實？這是因為城鎮化進程中的公共設施、軟硬件等還沒有到位。可以說，彌補“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勢在必行，而支撐整個彌補過程的條件建設必然是工業化的充分發展才能提供的。

　　總之，綜合兩個指標，中國真實的城鎮化水平目前應該在50%上下，這就意味著中國的城鎮化還有20個點的高速發展空間。未來幾十年裡，還有差不多4億人要從農村到城市成為市民，一輪一輪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升級換代、一輪一輪的產業互動、一輪一輪的人力資本培育，這一過程會不斷地釋放需求。因此，可以說，城鎮化和工業化的縱深發展相輔相成，兩者的發展會彌合中國的二元經濟，進一步釋放中國經濟成長性的潛力，而充分體現中國經濟強大的韌性。

　　李迅雷：中國經濟的韌性，主要在於服務業的比重在上升。比如，東部地區的制造業產業升級，使得低端的勞動制造業比重下降，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產業工人轉型轉到服務業，這可能是中國經濟韌性所在。

　　在信息技術不發達的過去，可能會產生結構性的失業問題。但現在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得中國處於大數據時代，市場需求清晰，個性化的服務很快就能催生一個行業。並將在很多國家難以實現的產業，發展成一個很大的產業。可以說，中國信息技術的高度發展使得服務業的需求能夠得到很快捷的滿足，也利好就業。比如，產業工人轉型做滴滴司機、快遞員等。

　　在新舊動能轉換方面，傳統的產業以重資產為主，新興產業以輕資產為主，新興產業可以吸納更多的就業，也能夠在提高經濟增長質量上起到積極的作用。

　　“要通過改革把潛在的韌性變成現實的優勢”

　　新京報：目前看，需要進行哪些改革進一步挖掘經濟的潛力？

　　曹遠征：隨著外部環境的緊張，加上世界經濟的結構正在發生變化，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無法維持，中國經濟要轉向以擴大內需為主。如果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持續進行，居民收入持續提高，這一過程就可以使得很多產業的內生系統得到維持、延伸、擴展。

　　中國經濟的韌性是潛在的，一定要通過改革把潛在的韌性變成現實的優勢。在短期內，有三方面的改革至關重要。

　　第一，以農民工市民化為方向的戶籍制度改革。因為農民工的問題是經濟問題、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文化問題、生態問題，所以這一改革是五位一體的深化改革，而不是簡單的戶籍問題等。在發展城市化的過程中，政府不要再想著如何賣地、如何把城市建設得高大上等，要以人為核心、圍繞著服務人來發展城市化，要形成一整套包括教育醫療、就業機會、基礎設施、社會保障等各種軟硬件在內的制度，解除農民工的后顧之憂、提升其收入水平等，這樣其消費才能轉入城市。

　　第二，用國有資產建設社會保障為方向，進行整個國有資產體制改革。這是因為居民收入增加才能成為穩固的消費力量，而現在中國的社保支出存在巨大的缺口，建議國有資產加速充實社保，這樣的話，居民才想消費。

　　第三，以發展服務業為方向，對整個服務體系的准入門檻和鼓勵政策做研究。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很多行業變得短缺，比如最重要的服務業。對於幼兒園、小學、養老醫療等領域，政府應該放開准入、鼓勵民間資本進入。

　　賈康：有幾方面的改革是重頭戲。第一，要進一步繼續深化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打造現代市場經濟體系。混改的方向是解決國企民企發展爭議，就是要把現代企業制度的包容性空間打開，不要太計較各類企業持股比重一時的高低，因為持股的比例會發生變化。總的方向是，充分地混起來。此外，一些大型國企存在過度壟斷的問題，這也可以通過混改去克服。總的來說，要讓國企民企這些市場主體真正活起來，真正釋放出共榮共贏的潛力。

　　第二，政府部門按照大部制、扁平化的方向實質性地推進改革。現在的企業要負擔著較多行政性收費，如何給企業減負？怎麼改革？政府部門就要精簡架構，減少部門，減少局委辦，“拆香火”來治本。另外就是要“扁平化”，比如實行省直管縣，減少層級，精簡機構，減少審批權。

　　第三，戶籍方面要大力推進改革。要讓勞動力充分實現流動、讓更多的農民進城，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破解城鄉二元結構。近期出台的戶籍政策看，除了不具備條件的特大城市之外，一般的城市要按照放鬆戶籍管制的方向推出改革措施，這是非常正確的方向。另外，人口政策要積極調整放開，進一步放寬計劃生育政策，原來說要放開二孩，現在應該取消生育限制。

　　李迅雷：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改革，來激發中國經濟潛力。

　　第一，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過重，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依賴度過高。因此，地方政府應該去杠杆，中央政府加杠杆。各個國家都是通過中央政府來加杠杆，現在中央政府的杠杆率還是很低，社會金融需要有更大的支出。在一個老齡化社會，社保面臨著巨大的缺口，這方面的社會福利還存在不足，這方面的基礎設施投入需要進一步增大、增強。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第二個結構性問題就是，居民收入差距偏大。除了扶貧之外，還要關注中等收入群體，如何提高這部分群體的收入增長水平也是非常重要的。這是因為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越快，（可能導致的）社會問題就越大，因此改革的著重點也要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從而提升居民的消費意願。

　　第三個改革的發力點是，處理好國企和民企的關系。如果我們鼓勵民間投資，就要解決一個問題——民企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一定要把民企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和國企改革結合起來。比如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可以加大一些領域對民間投資的開放等。

　　B04-B05版採寫/新京報記者 侯潤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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