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中國問題上的錯誤敘事
美國共和黨人與民主黨人現在在一個關鍵問題上達成了共識。這個關鍵問題就是把所有困擾美國的東西都歸咎於中國。痛批中國,這一做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有廣泛的吸引力。
固執地把中國當成為人珍視的“美國夢”的一種關乎生死存亡的威脅,這會帶來嚴重后果。這已經導致以牙還牙的關稅、不斷升級的安全威脅、發生新冷戰的警告、甚至是有關崛起中的大國與現任全球霸主之間將爆發軍事沖突的傳言。
現在,美中之間的互信已經千瘡百孔。美中關系很可能進入以相互猜疑、關系緊張和沖突為特征的新時代。
但如果美國的名嘴階層全錯了,痛批中國與其說是對真實外部威脅的反應,不如說是國內問題的產物,那怎麼辦呢?事實上,有充分的理由認為,缺乏自信的美國——受困於自身造成的宏觀經濟失衡並擔心自己退出全球領導地位所帶來的后果——接受了一套有關中國的錯誤敘事。
看看貿易問題。2018年,美國同中國有著4190億美元的商品貿易逆差。這在美國總體879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中佔48%。這是爭論的擋箭牌,是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所謂的造成工作流失和工資壓力的“大屠殺”的罪魁禍首。
但特朗普——以及其他大多數美國政界人士——不願承認的是,2018年美國同102個國家之間存在貿易逆差。這反映了國內儲蓄極度不足的問題。而國內儲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國會和總統草率批准的預算赤字造成的。也沒有人承認供應鏈扭曲問題。這個問題起因於投入品在其他國家制造,但在中國裝配並從中國發貨。據估計,這個問題把美中貿易不平衡夸大了35%—40%。更別提讓美國消費者受益的基本宏觀經濟狀況和全球生產平台效率的提高。顯然,把中國說成是“讓美國再次變得偉大”的主要障礙要來得容易得多。
接下來再說說竊取知識產權問題。中國每年竊取價值數千億美元的美國知識產權,從而給美國的創新能力造成致命打擊——現在這成了公認的“真相”。據這種說法的公認源頭——所謂的美國“知識產權委員會”聲稱,2017年,知識產權盜竊給美國經濟造成的損失在2250億至6000億美元之間。
暫且不說這個估計的范圍大得離譜,這些數據從不可靠的“代理模型”得來的是站不住腳的証據。“代理模型”試圖給通過不法活動失竊的商業秘密估價。這些不法活動包括毒品走私、腐敗、職業欺詐、非法金融流動等。中國盜竊知識產權的情況來自美國海關與邊境巡邏部門的數據。美國海關與邊境巡邏部門報告說,他們在2015年總計查獲了價值13.5億美元的盜版和假冒商品。美國用同樣不可靠的模型在這個小數目的基礎上進行推測,得到全國范圍查獲的盜版和假冒商品總估值,並將總估值的87%歸咎於中國(52%歸咎於中國大陸,35%歸咎於香港)。
於是,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2018年3月發表的“301條款”報告中強調了這一點。該報告為對中國加征關稅提供了基本理由:美國企業與其中國合資企業伙伴之間存在強制技術轉讓。
合資企業顯然涉及人員、企業戰略、經營平台和產品設計的共享。但美方的指控是“強制”。這與這樣一個的假定密切相關,即精明老練的美國跨國企業蠢到會把核心技術轉交給他們的中國伙伴。
這又是一個以弱証據提出強硬指控的驚人實例。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實際上在“301條款”報告(第19頁)中承認,沒有確鑿的証據証實這些“隱性操作”。就像知識產權委員會一樣,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依賴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等貿易組織進行的代理人調查。在這些調查中,受訪美國公司抱怨中方對待它們的技術的方式令它們感到一些不快。
華盛頓的敘事還把中國描述成一個中央計劃體制的怪獸,坐擁大量國有企業,它們享受優惠貸款、不公平補貼以及與高調的產業政策相關的激勵政策。這些產業政策包括“中國制造2025”和“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
毋庸置疑,長期以來,日本、德國、法國甚至還有美國一直在實行類似的產業政策。就在今年2月,特朗普簽署行政令,宣布啟動美國人工智能倡議,並提出在120天內制定一份人工智能行動計劃的時間框架。顯然中國並不是唯一把創新提升為國家優先政策的國家。
最后,還有中國貨幣操縱的老問題——擔心中國會有意壓低人民幣價值以獲取不公平的競爭優勢。然而,自2004年底以來,以廣義貿易加權計算的人民幣實際升值超過50%。中國一度龐大的經常項目盈余幾乎消失。但是,往昔在貨幣問題上的不滿依然存在,並在目前的談判中得到了許多關注。這隻會讓華盛頓的敘事錯上加錯。
總之,華盛頓在事實、分析和結論方面都十分輕率。而美國民眾在接受這種錯誤敘事時過於輕信。重點不是要否認中國在加劇同美國的經濟緊張關系方面所起的作用,而是要強調在指責他人時需要客觀和誠實,尤其是在當前美中沖突利益攸關的情況下。可悲的是,把注意力放在替罪羊上顯然比反觀自照來得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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