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后冷戰時代后，人們一度產生幻覺，以為沒有兩個超級大國意識形態與軍事集團對抗的世界，必然是更美好的時代。在一個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大國應該更好發揮穩定世界的積極作用，給人類提供更多公共產品。

具體講來，后冷戰時代的唯一超級大國美國在缺少國際制約的情況下，理應更有成效地為維護國際法制、增進人類福祉做出貢獻。同時，那些新興經濟體也應為維護國際法制提供更多資源，人類因而更有希望見到各國長期孜孜以求的和平與發展。

確實，在后冷戰時期的一段時間內，美國也曾努力過。克林頓政府積極推動世界自由貿易，那段時間正是中國入世的關鍵階段。克林頓政府還推動世界就全球減排溫室氣體達成《京都議定書》。小布什政府推動全球反恐，為凝聚國際反恐合作做出努力。奧巴馬政府則在反恐框架下，促進了四屆核安全峰會的舉行，並為世界達成《巴黎氣候變化協定》做出了有益貢獻。

在一段時間內，美國曾大力推進多邊國際合作，在自身做出合作承諾的同時，推動就全球治理達成國際共識。這種跨國界的國際合作，范圍從朝核到伊核，從反恐到氣變，從阻隔傳染病傳播到穩定國際金融，幾乎無所不包。由於美國的倡議在兼顧私利的同時，也往往兼具某種公益性，各國多少還是接受了華盛頓的一些主張。

但同時，歷屆美國政策也政出多門，政策往往前后抵消，目前的發展則是日趨消極。譬如，克林頓政府促成《京都議定書》，小布什政府時就予以退出。奧巴馬政府推動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特朗普政府則退出該協定。就朝核問題，克林頓政府採取接觸政策，小布什政府則同朝鮮敵對，稱對手為“邪惡軸心”，而奧巴馬則採取毫無作為的“戰略忍耐”態度。當特朗普政府上台，白宮則高燃針對朝鮮的“烈火與怒火”，號稱對朝鮮的一切政策選擇都在桌上，明顯威脅朝方。

特朗普政府執政才兩年，美國對外政策已經出現全面倒退，這已嚴重影響在許多重大全球治理領域中的國際合作。這期間，美國不僅退出《巴黎協定》，還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聯合國框架下的伊核協定以及萬國郵政聯盟等國際合作平台。這些協議曾是美國竭力打造的國際合作框架，它們不僅服務於美國利益，也是穩定世界安全和促進人類發展的國際公用品。但在今日美國，隻要“美國第一”，哪顧共同發展？在當今白宮眼中，為了“美國優先”，美國可以放棄世界。

美國日趨單邊主義，自私自利，已經放棄引領世界並通過合作來推進共同發展和安全的道德高地。那麼，世界呼喚其他大國勇於擔當，發揮國際合作的引領作用，從而給世界提供新動力，凝聚新共識，也就十分自然。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在融入世界並共同建設世界的國際合作道路上取得重大進步。在促進國際自由貿易問題上，中國入世時做出積極承諾並一直在積極踐行。在國際反恐問題上，我國同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開展合作，並在聯合國框架下，從邊防到金融都採取了積極進取的協助措施。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在朝核和伊核問題以及敘利亞化武等問題上，都採取了塑造合作的積極姿態。我國促成關於朝核問題的“六方會談”，在尊重朝鮮正當安全的同時，推動朝鮮棄核與國際社會相應地分階段解除制裁的“雙輪驅動”，並為推動美朝直接會談創造條件。關於伊核問題，中方不僅主張尊重伊朗發展民用核能的正當權利，而且與各國一起安排伊朗對其核能計劃做出必要限制，我國還提出為伊朗改建重水反應堆提供方案和技術，有力促成了《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的達成。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不僅更加積極投入到關於氣變和阻止各種傳染病傳播的國際合作，而且在推動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為核心的國際經濟合作領域做出頂層設計，從而在較短時間內贏得世界各國普遍歡迎。這項名為“一帶一路”倡議的超級國際合作，力圖提高歐亞大陸陸路、海路以及空路等方面的聯通能力，並進一步將此延伸到關於能源、通訊等全方位的基礎設施方面，其規模和內涵為人類此前所未有。中國為此設定“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並在實施了第一階段后進一步提出建設高質量的“一帶一路”。我國引領創建了與此相關的亞投行，並在最短時間內按國際通用標准打造了一個高質量的專業化投資銀行，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尊敬。

中國從與國際社會合作而受益，到為國際合作不斷做出貢獻而獲得接受，期間發展速度十分可觀。我國以自己的合作理念和不斷增長的國力來提升新世紀的全球治理水平，已經佔住了相當程度的國際道義制高點。中國當前奉行的國際合作，採取的是有給有得的雙向互惠模式，因此具有更牢固的可持續性。這種模式，既不是那種純粹給予的“奉獻性”國際援助，更非目前有的國家罔顧國際利益的自私性方式，因此具有不僅能佔住、而且能佔牢國際道義制高點的堅實基礎。

我國已崛起為國際社會的新支柱國家之一。無論世界風雲如何變化，中國與各國團結合作的靈魂不會發生變化，因為這在根本上有利於本國與世界。顯然，中國走到世界道義中心，成為引領性國家，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國際特征。（沈丁立）

(作者是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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