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福利國家制度的主要特征大體相似，即在某個時間點向就業人口征稅，然后將所得稅收向貧困、需要醫療和就業保障的人口進行補貼，是在同一時間點的一種財政轉移。這種福利制度是普惠性的，也就是說，它不太具有甄別性。不管是什麼理由導致的貧困、失業或疾病，符合標准的人口都將得到補貼。盡管它看起來公平，對縮小社會貧富差距有一定幫助，但副作用也很大。

　　一方面，在獎勤罰懶方面作用不足。隻要符合標准即可享受補貼。這樣容易使人產生惰性，使得國家的生產力和整體勞動積極性下降，從而抑制經濟發展。

　　另一方面，在人口老齡化日趨嚴重的情況下，這種福利制度將暴露出更嚴峻的問題。人口老齡化讓需要福利照顧的弱勢、病患等人口規模快速膨脹。多數國家又面臨生育率低的問題，導致年輕的活躍的就業人口萎縮。為了維持跟原來相同的福利水平，就必須向活躍的就業人口征更多的稅。高稅收存在的弊端是，它將導致生產力的積極性下降、企業成本增高，從而使國家經濟發展延緩，最終使得國家整體收入下降，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由此可見，不管在增加勞動力、促進生產力方面，還是減少稅收方面，西方國家高福利制度都是不可持續的。

　　新加坡的人口和經濟體量都較小，因而面臨更大的經濟發展壓力。靠招商引資、吸引外國資本，以及鼓勵本國企業不斷擴大再生產，實現經濟增長和提供勞動者就業的現實需求，也決定了新加坡不可採取西方國家福利制度，而必須選擇一種可持續的、良性循環的福利制度。

　　新加坡的福利制度主要從促進生產積極性的角度進行設計，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及減輕企業負擔，將全民就業作為整個福利制度的起點。也就是說，與其讓缺乏勞動技能人口、貧困人口伸手要福利，不如幫助他們提高就業技能，提供必要的教育和醫療制度保障。同時，以雇主和個人繳交為主的公積金制度也輔助於政府對弱勢群體的保障。

　　統計數據顯示，除了在國際金融危機時期，新加坡失業率曾攀升到4%左右外，在過去二三十年基本保持在2%，可以說實現了全民就業。因為國民就業不成問題，基本可保証工資收入，不需要過分依靠政府福利，所以政府也不必對個人和企業征收重稅，使得整個生產和經濟發展實現一個良性循環。

　　總之，採取怎樣的福利制度應視不同國情、經濟發展階段來定，同時它應該和國家整體的經濟制度和福利制度要達成的目標挂鉤。西方的普惠性福利制度，不管其表現形式如何，都面臨不可持續的困境。其財政負擔普遍過重、對生產力及經濟發展的抑制作用則日益明顯。因此，不應盲目追求西方福利制度。

　　（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本報駐泰國記者林芮採訪整理）

　　《 人民日報 》（ 2019年07月12日 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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