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中纪委、监察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下达了要求官员从煤矿撤资的“9·22”大限，在随后的近两个月内，不少地方官员迫于压力相继从煤矿撤资。

　　据媒体不完全透露：陕西89名官员共撤资1144万元；山西836名官员撤资4077.33万元；河南省356名入股的官员撤资退股累计金额2327.41万元；内蒙古陕西安徽3省区近200官员煤矿撤资1400万；重庆292名公职人员从煤矿撤资约3600万元……10月24日，又有两个省份的官员撤资情况被披露：黑龙江省198名官员撤资2446.2万元（见《中国青年报》）；截至10月15日20时，云南省47人撤资309.1004万元 ，另有2人辞去公职（见《人民日报》）。

　　好家伙！一个“大限”竟能逼出这么多违规资金！如此多的国家干部沦为“红顶煤商”，可见“官煤勾结”的泛滥程度！在庆幸“大限”政策揪出大批“红顶煤商”和大量“官股”之余，笔者倒由此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些“官股”是怎么撤的？退给了谁？又流到了谁的手中？官员“明退暗持”现象是否依然存在？笔者以为，有关部门应该给一个明确的说法。

　　马克思说得好：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之险。将这段话用到“红顶煤商”身上，恐怕一点都不为过，更何况，“官股”的利润又何止是300%的呢！一个“官股”、一张批条就能换来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利润”，他们怎会轻易放弃成为“红顶煤商”的机会？如今，面对中央的“大限”政策，他们被迫选择退出“官股”，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似乎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只要有机可乘，他们仍然会选择新的入股方式，譬如把“官股”转到朋友手上，或者参入“空股”、实行口头协议等，这些官员只需要在资金链上转一圈就又回来了。而这样的“官股”将更加隐蔽，其危害也远大于“显股”。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据10月19日《第一财经日报》披露，温州房地产商钱高平(化名)频频接到在山西投资煤矿生意的朋友电话，要他“吃进”一些煤矿股份。据他介绍，许多“官股”在“大限”的压力下，急着寻找“下家”，网上转让煤矿的帖子也越来越多。这些“红顶煤商”大都采用名义上的撤资，把“官股”过继给自己信得过的朋友，他可以通过协议把现金转出来，打到另一朋友名下，再以朋友的名义将钱重新投资到他所在的煤矿上去。如此以来，“官股”绕了一个圈，继续为他谋取利润！

　　这种“明退暗持”现象的出现，应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事实已经多次证明，让“红顶煤商”主动割掉“自己的把儿”是不太现实的，有关部门也不能仅仅通过“大限”政策逼出一部分“官股”就万事大吉了。要知道，更艰苦的工作还在后头，如何让“官股”撤出来之后再也回不去，让“红顶”再也不敢成为“煤商”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试想，有关部门如果把撤出的每笔“官股”都登记在册，并通过公平公开的方式进行招标转让，还会出现“明退暗持”现象吗？（刘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