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在“治理公车私用”的访谈语境中说这样的话确实不合适，有一种与纳税人交换条件的勒索意味：只有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公务员才不会滥用公车。试想一下，公众所以敦促治理滥用公车，正是出于约束和节省公共财政，以“公务员买得起私车”来治理滥用，财政岂不要放更多的血？那还不如就让他们滥用公车呢！

　　当下诸种改革中流行的“赎买式改革”：为减小改革阻力，用货币购买官员占有的一些非正当福利，如廉政奖金、公车补贴等等，正是一种“财政勒索”。

　　当然了，如果公权能受到民权的制度性约束，公众是不会亏待自己的公务员的，不会眼红自己的“公仆”能体面地拥有私家车，体面的公仆才会更卖力地替主人服务。我们的公众所以对这句话异常反感，主要在于这句话触到了自身权利贫困的痛处：纳税人连自己公务员的家底都不知道，也无从监督公务员如何干活儿，凭什么要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

　　实际上，舆论早就呼吁官员公布财产，而这个群体一直以“属于个人隐私”为理由拒绝公布，新实施的《公务员法》也因此回避了这个制度———试问，不向纳税人交出家底，如何有资格向纳税人提出“买得起私车”的要求。

　　另一方面，在当下的制度格局中，纳税人无从监督公务员如何干活，凭什么要为公务员供养私车？中国尚未富裕到绝大多数人都有私车的程度，普通公务员的生活水平是不能超越大众平均水平的———那么，公务员通过薪水拥有私车应该是一种带有奖赏意味的事，只有那些认真为公众服务的公务员，公众才会奖励他“让他的收入能买得起私车”。如果服务没做好，比如自己职责内的政策服务让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这些部门的公务员有什么脸向纳税人和公共财政要求“让自己买得起私车”。

　　北大教授曾经说，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买得起轿车和别墅；清华教授如今说，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中国顶尖学府的学术精英们，你们的屁股到底坐在哪里？（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