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or中国拐点? 拐点论困扰中国经济--经济频道--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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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拐点or中国拐点? 拐点论困扰中国经济

2011年03月30日08:42    来源:《中国青年报》     手机看新闻

  一直以来,廉价劳动力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崛起“最大的比较优势”,而今天这一优势似乎即将失去。

  “用工荒”每年都在上演。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宁可留在家乡寻找机会,也不愿跑到沿海企业争取十几年不变的工资了。这一状况加剧了人们的担忧。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蔡昉成为记者们追逐的目标。这位社科院的人口专家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的说法,称中国正面临一个劳动力从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刘易斯拐点”。

  他说,中国一般的劳动年龄人口(16岁至64岁)数量在2010年至2015年将处于峰值,随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不断下降。这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享受人口红利的时代过去了,“用工荒”将是“十二五”时期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拐点论”引发了研究者、官方甚至坊间的热烈争论。这个略带学术味道的判断还没有达成共识。3月2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中国“十二五”期间就业市场总体看仍是“供大于求”。

  据预测,我国“十二五”期间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劳动力大约在2500万人,而目前每年城镇能够安排的劳动力就业大约1200万人,仍有1000多万人的就业缺口。

  尹蔚民说,由于我国现在尚有一亿农民需转移就业,所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的人口红利期还不会过去。

  看到“刘易斯拐点”也要看到“中国拐点”

  “拐点论”的支持者正在更多关注愈演愈烈的“用工荒”现象。

  今年以来,广东、安徽、山东等地用工缺口的消息不断出现,甚至已从往年的东南沿海扩散到中西部地区。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春节后中国整体用工缺口在10%到20%。

  各地为了“留住人”,采取了各种办法。安徽省合肥市为给外来务工人员吃下“定心丸”,承诺将在出行、就医、工资、住房等方面,全面对外来人员开“绿灯”。号称“中国打工第一县”的重庆市开县,建设了“中国西部返乡创业园”,希望把往年“向外跑”的本地劳工“引回来”。

  蔡昉认为,现在的劳动力短缺状态以及未来可能加剧的趋势,都说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不过,一些持怀疑态度的研究者则认为,这并不能完全解释当下中国劳动力的供需矛盾。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刘煜辉称,“刘易斯拐点”针对的实际情况,一是指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已实现了充分就业;二是指现代工业及服务业与传统农业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差距减小,城乡之间差距缩小,进城打工逐渐失去吸引力,使得城市必须提高工资薪酬来吸引劳动力。

  可是在我国,进城务工群体就业并不充分。在东部地区“用工荒”持续数年并愈演愈烈之际,一大批农民工不到40岁就返乡了。一个受过多年职业技术培训的熟练农民工返乡,可能是数个非熟练的青年农民工所补不上的,这时用工紧张(特别是熟练技工)就不足为奇了。

  刘煜辉认为,中国“用工荒”中年龄结构性问题突出,短缺的是青壮年劳动力。同时,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还很明显。城市还不能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农民工在住房、大宗耐用消费品、教育、医疗等方面需求,都不能在城市得到满足,而只能是“候鸟性流动”。“18岁离乡投身城市的产业工人,20年后却依然不能在城市落户”。

  这些具体条件的不同,使得“刘易斯拐点”在中国似乎解释力不足。

  “三农”问题专家、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昌平认为,从欧美日发达国家及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观察,全球产业梯度转移的规律是,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约70元,在工业化中后期基本可完成城市化,即85%以上的农民转化为市民,社保、医疗、教育、生态等现代化水平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时,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成为普遍现象,“刘易斯拐点”就是对这种发展经验的总结。

  可是,当人口总量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加入这个转移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只有35~40元了。我国“出口导向”工业化搞了近30年,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有户籍的农民数量还有9.4亿,比30年前还多出两亿多,社保、教育、医疗、生态等各种社会综合指标,则远远落后于发达工业化国家。

  2010年“富士康事件”的发生,许多研究者对进城务工的大批青年工人生存状况产生了担忧。有分析称,“中国制造”位于全球产业分工的低端,所能提供的工资和薪酬相当低廉,即便是配备了豪华游泳池如富士康这样的高端制造企业,在给劳工提供更好一些的福利水平和更人性化的工作环境问题上,也力有不足。

  李昌平表示,“刘易斯拐点”是描述先发工业化国家经验的,而中国的特殊情况是,城市化速度大大落后于工业化,农民转化为市民的速度大大延后,进而导致内需不振,产业升级缺乏内在动力。

  他认为,在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过程中,中国的加入改变了既定的规律:以前全球一般制造业的格局是“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但在中国加入之后,全球一般制造业出现了“中国拐点”——转变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只有对这个“中国拐点”加以具体研究,对现实才更有说服力。

  “用工荒”只是“春节荒”?

  2011年春节,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贺雪峰在广州番禺调研“用工荒”。他发现,当地招工条件大多比较苛刻,如年轻(18~30岁)、身体健康、能吃苦愿加班等,超过40岁的农民要想在本地获得务工机会是件很困难的事。

  本地农民在工厂务工,月收入大多在1500元,收入甚至不如外来农民工。外来农民工更能吃苦,更愿从事脏、累、苦、险等重活儿。而且外地人普遍加班,一个月2000元收入,这略微多一点的收入,是以每月休息2天,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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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乔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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