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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价声里说通胀

2011年09月05日11:00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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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伟,出生于1966年2月,山东省临朐县人。1999年7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获理论经济学博士学位。2000年2月调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工作,2011年6月调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工作,现任社会部副部长、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增长、金融发展。近年来主要从事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计量模型建设与经济预测分析工作,主持或参与国务院、各部委、地方政府及企业委托研究课题60多个,完成《调查研究报告》90余篇,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参与撰写学术著作7部,已建立完成 “美国季度经济增长模型”、“中国季度经济增长模型”、“中国季度经济增长周期模型”和“中国年度经济增长周期模型”。

  朱敏,高级经济师,硕士研究生,就职于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要从事宏观经济、产业政策、发展战略、能源资源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研究工作。2005年10月—2006年11月在国家发改委综合司工作,参与国家发改委季度经济形势分析讨论,以及2007年经济工作思路汇报稿草拟,为宏观调控提供情况分析和政策建议;参与多个国家文件、各级领导报告的讨论与修改,部分观点、建议被国家发改委和其他有关单位采用,为宏观调控提供了一定的决策支持;数次在国家发改委中青年干部经济研讨会上获奖;先后参加了10多项课题研究,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各类文章多篇。

  刘满平,1977年生,湖南祁阳人,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现任职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测中心,中国经济学会理事,2006年—2009年曾任职于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综合调研处,主要研究宏观经济、产业经济及价格等,在报刊发表过100多篇学术论文。

  ●这次通货膨胀与前两次相比,其成因更为错综复杂,称其为“全面通胀”或“综合型通胀”也不为过。

  ●价格调节基金事实上是一种更为市场化的价格管制手段,需要谨慎把握价格管制的时机与力度。

  ●目前我国物价涨幅仍属于温和通胀范畴,是可以调控的。

  此轮通胀影响因素错综复杂,其中多个因素是政策难以调控的,或负面效应极强,或调控难度很大,当局在出台有关调控政策时必然面临“两难”选择,因而抑制本次通胀的任务会更加艰巨。

  在城镇化、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势必会经历一个粮食、蔬菜、油料价格逐步上升的长期过程,国内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源等要素成本总体上涨的趋势不会根本改变,这是每个国家在经历工业化过程中必然面临的问题,面对这一趋势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此次通胀是否“全面通胀”?

  中国经济时报:今年以来,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各种商品价格全面飙升,“涨”字成了流行语,物价成了老百姓普遍关心的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已经经历了3次较大规模的通胀,分别是2003年11月到2004年10月、2007年3月到2008年10月的两次通胀,最近一次是2010年10月至今。前两次大家都认为主要是由食品价格上涨而导致的结构性通胀,而这次许多人认为是全面通胀,更有人疾呼“中国已进入全面通胀时代”,针对目前的物价形势,三位专家如何看待这次通胀?

  刘满平:2000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逐步摆脱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价格由负转正以后出现过3次较为明显的通胀。前两次的发生是由于粮食价格上涨引起肉类价格上涨,进而导致食品类价格全面上涨。而这次通胀,我认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2010年10月至今的10个月中,有4个月涨幅为温和通胀(3%-5%),6个月为恶性通胀(超过5%),各月度平均涨幅为5.3%,超过第一轮涨幅(3.8%),但低于第二轮涨幅(6.0%)。

  第二,从涨价范围看,有逐步扩大的趋势。从CPI的八大分类指数看,在这三次通胀中,食品、居住类持续上涨,成为推动CPI上涨的主因。但第一次通胀,其他六类都是下跌;第二次通胀,烟酒及用品类、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类价格止跌并出现上涨,但衣着和通信类价格持续下降;第三次通胀,特别是进入2011年以后,八大类价格都出现了上涨态势。所以我是赞成“全面通胀”这个概念的。

  第三,从市场需求和生产成本推动价格上涨程度看,对于这次通胀,我认为后者涨幅更大,推动作用更强。

  第四,在这次通胀中,国际、国内灾害性天气、突发性事件对部分商品价格甚至价格总水平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输入性通胀因素日益增强。

  李建伟:我个人认为本轮通胀有别于2004年和2008年两次通胀的特点有四个:

  一是食品和非食品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上涨,即所谓“全面通胀”。和刘满平一样,我也赞成“全面通胀”的概念。

  二是在食品价格中,水果、蔬菜等季节性产品价格波动幅度历来很大,但今年这些产品价格的季节性回调幅度明显缩小。

  三是中下游企业对上游产品涨价消化吸收能力趋于弱化。以前,各个生产环节能够消化吸收上游产品价格涨幅,但近期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趋于下降,中下游企业对上游产品涨价的消化吸收能力明显弱化,导致各个生产环节产品价格同步上涨。

  四是物价上涨与货币供给增速背离幅度加大。特别是自2009年1月份以来,背离幅度明显加大,2009年货币供给增速大幅度提高时,物价涨幅下降,但2010年1月份以来货币供给增速持续下降,物价涨幅反而不断提高。货币供给增速与物价涨幅走势从基本一致转向背离,重要原因是货币供给流向发生了重大转变,2009年大量货币供给流入资产市场,导致房价大幅度上涨,但物价并没有随同M1增速提高而同步上涨。2010年1月份以来货币供给增速下降,但与物价上涨密切相关的现金、短期贷款等交易性货币供给增速不断提高,导致CPI和PPI持续上涨。

  朱敏:这次通货膨胀与前两次相比,其成因更为错综复杂,称其为“全面通胀”或“综合型通胀”也不为过,表现为这次通胀的形成,既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因素;既有长期因素,也有短期因素;既有货币因素,也有供需因素;既有成本推动因素,也有需求拉动因素。而从拉动这次CPI上涨的消费类别来看,食品价格上涨依然是最主要因素,这一点与前两次通胀比较类似。

  这次通胀影响因素错综复杂,其中多个因素是政策难以调控的,或负面效应极强,或调控难度很大,当局在出台有关调控政策时必然面临“两难”选择,因而抑制本次通胀的任务的确会更加艰巨。

  由于美国经济低迷不振,主权信用评级下调,美联储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性很大,这将进一步推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加剧全球通胀预期,给我国带来新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为回收过多的货币流动性,货币政策必将进一步紧缩,但这无疑会带来经济增速下滑、中小企业大量倒闭、就业市场萎缩等一系列负面效应。居住价格上涨是拉动本次通胀的第二大消费类别,当局为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已经连续出台了“史上最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但调控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在城镇化、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势必会经历一个粮食、蔬菜、油料价格逐步上升的长期过程,国内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源等要素成本总体上涨趋势不会根本改变,这是每个国家在经历工业化过程中必将面临的问题,面对这一趋势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调节基金是非常时期的有力手段

  中国经济时报:据一些媒体报道,北京市为控制物价拟设调节基金,一些人认为这种做法很好,但也有人认为这种做法并非长久之计,三位专家如何看待调节基金?

  刘满平:我认为这一做法很好。首先,从法律上讲是有法可依的,《价格法》第27条规定:“政府可以建立重要商品储备制度,设立价格调节基金,调控价格,稳定市场。”其次,从实际应用当中看,也需要设立价格调节基金。现在由于大多数商品实行市场定价,当发生价格异常波动时,政府除了能控制住的少数由其定价商品外,其他的只能依靠市场手段来进行调控,例如扩大生产和流通等,但这些手段措施产生效果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能应急使用。如果有了价格调节基金,政府就可以立马动用它来应急,如支持菜篮子工程、对平价商品进行补贴、对低收入阶层进行补贴等。第三,依据我从各地调研的情况看,像广东、山西等较早建立价格调节基金的地方,在应对价格异常波动时,政府调控手段更为多样和有效、及时。

  李建伟:关于调节基金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一下日本。日本在稳定猪肉价格方面就有类似调节基金的价格保护制度,日本每年确定一次猪肉标准价格,在肉价低于标准价时给予农民价格补贴,肉价高于标准价时动用储备或增加进口平抑价格。我们强调稳定食品价格、建立农副产品价格稳定机制与供应保障机制,核心内容就在于加大农副产品生产与供给投入,建立相应的调控机制,像北京市拟建立的调节基金,应该对稳定食品价格具有积极作用。

  朱敏:价格调节基金事实上是一种更为市场化的价格管制手段,在特殊时期、特殊领域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当市场规律无法发挥作用或者强制运用市场规律将严重违背社会公平准则时,价格管制就是最佳调节手段,它既可以弥补效率的缺失,也可以降低行为主体利益受损程度,并且它还具有达成目标时滞短的优势。但价格管制的副作用巨大、经济社会成本极为高昂,如果不允许价格上涨,涨价成本会通过其他途径寻找出口,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更为高昂。因此,需要谨慎把握价格管制的时机与力度。

  物流成本太高谁之过?

  中国经济时报:有人认为,像蔬菜、水果等农副产品之所以价格过高,主要是物流成本太高,从农民手中到消费者手中要经历很多环节,本来1块钱的东西,到消费者手里可能已经变成了4块或5块。对于物流成本这一块儿,你们觉得在物价的上涨过程中究竟起多大作用?城市郊区农产品直接进城为何总是“雷声大雨点小”?

  刘满平:根据我们的调查和从各地反映的情况看,物流成本过高确实是农副产品价格过高的原因之一,很多商品价格在“最后一公里”出现急剧增长。

  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流通经营环节过多。每个环节都需要费用、需要获利,而这些层层叠加的费用最终还是由消费者买单。第二,经营网点偏少。目前国内很多大中城市将区域内的农贸市场进行提升改造,居民社区边上的小菜场被取消、整合,导致一些农贸市场可以在一定区域内形成垄断,而市民对农副产品的需求是“刚需”,因此对农副产品的选择余地变小,只能被动接受高价。第三,城市生活成本增加。近几年,城市房价和房租价格高涨、人工和水电费用、摊位费等只增不减,再加上大城市对运输农副产品的严格要求,这些成本肯定要算进农副产品价格当中。第四,居民对食品安全的重视,提高了农副产品的准入门槛和质量要求。

  至于城市郊区农产品直接进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农超对接”、“农社对接”或“直供直销”模式目前正在逐步推广,但这种方法局限性也较多,如受到投入资金限制、对接数量限制等,目前还难以全部覆盖到每个农贸市场和居民社区,所以才会给人感觉“雷声大雨点小”。

  李建伟:流通成本过高确实是本轮食品价格尤其是蔬菜等农副产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降低农副产品流通成本,也不是简单地让城郊农副产品直接进城就能解决。过去全国大中城市随处可见出售水果与蔬菜的地摊,前些年为整治市容市貌,流动性商贩被取缔,农副产品的供给与销售进入批发市场和超市,流通环节增加、流通成本也相应提高。但再度回归农副产品直销模式是不现实的,一是城市管理不容许,二是城郊农民种植模式改变,从过去的小规模种植转向大规模种植,大量的季节性农副产品难以通过进城直销模式完成销售。

  朱敏:物流成本过高的确是影响农产品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许多地方公路违规收费、超期收费甚至乱收费现象屡禁不绝,大城市商场、超市对农产品收取高昂进场费也是普遍现象,所有这些因素都推高了农产品物流成本。城市郊区农产品直接进城之所以“雷声大雨点小”,是因为客观上存在许多制约因素,比如我国农业生产的分散化经营模式,农民获取信息、运输、销售、仓储等能力不足,自产自销难度很大;再比如,大城市商场、超市需要的农产品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品质要求高,而许多农户一般从事单一农产品生产且规模较小,无法满足大城市商场、超市的要求;此外,大城市商场、超市对农产品收取高额进场费,农贸市场对农户经营收取摊位费,均在客观上对郊区农产品直接进城造成了阻碍。

  限制出口、奖励进口政策是否可行?

  中国经济时报:近日有学者在微博上指出,我国需要改变奖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建议限制出口、奖励进口,以为这样有利于抑制通胀,三位专家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刘满平:从理论上讲,“限制出口、奖励进口”确实是抑制通胀的一种方法,但在实际中,我认为不太可行:

  第一,本次通胀成因复杂,除了因货币超发导致市场需求增加的因素外,更多的还是成本因素和输入型通胀因素,“限制出口、奖励进口”虽然可以增加国内供给,但放大到国际市场上,是增加了国际市场需求,会带动相关商品价格上涨,输入型通胀因素反而增加。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趋势日益增强的今天,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允许我们国家采用这种政策。前不久,我国限制稀土出口导致众多国家质疑、贸易摩擦不断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第三,发展还是我国的第一要务,国内许多问题需要通过在发展中解决,由于目前我们的经济增长以及国内劳动力的就业都需要出口型企业来有效支撑,“限制出口、奖励进口”的做法明显不利于这类企业的发展,容易导致“滞胀”的发生。

  朱敏:这一办法对抑制通胀的确会起到一定作用,因为那将使国内市场的商品、服务数量大大增加,大大缓解许多商品尤其是资源性产品供应紧张、价格高企状况,同时有利于吸纳过多的货币流动性,减轻拉动物价上涨的货币因素,对抑制通胀具有多方面的作用。同时,这一政策也有利于控制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过快扩张,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经突破3万亿美元大关,在大大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抗风险能力的同时,也引发了大量基础货币被动增发、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大量外汇资产收益率低且面临缩水等问题,因此,改变原先的“奖励出口、限制进口”政策势在必行。

  李建伟:目前我国物价涨幅仍属于温和通胀范畴,是可以调控的。至于有学者提出通过限制出口、鼓励进口来抑制物价上涨,我个人认为该学者没有理清本轮物价上涨的机制与成因。研究结果显示,本轮物价上涨主要是由进口价格上涨、工资上涨和交易性货币供给增速提高三大因素推动的,其中进口价格的上涨与我国进口规模扩大有关,但80%的进口价格涨价因素是由美元贬值、国外需求增加、运输费用提高等国外因素决定的。我国进口产品90%以上是生产资料,其进口规模取决于国内经济状况,并非通过政策鼓励就可以大幅度扩大进口规模;而限制出口将导致国内经济增速下降,进口也会因此减少。同时,我国进口规模的扩大、特别是初级产品进口规模扩大,只会导致进口价格上涨,加大国内物价上涨的输入型价格压力,而不会降低国内物价上涨压力。

  如何才能有效抑制本轮通胀

  中国经济时报:对于抑制本轮物价过快上涨,三位专家有哪些方面的政策建议?

  刘满平:这轮物价上涨是由多种因素推动的,是一种“混合型通胀”,因此,“控物价、防通胀”应遵循以下宏观思路,“管理好通胀预期、促进和扩大生产供给、降低流通和经营费用、打击价格违法行为、提高底层价格补贴”,采用多种措施“堵疏并举”进行治理。

  具体来说,“管理好通胀预期”具体措施包括及时向市场披露调控物价的政策信息,避免发布集中及大范围提价信息等。我国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健全的国家,政府对市场的影响还很大,很多商品价格并不是完全由市场供求来决定,社会的心理受政策以及媒体宣传影响较大,例如前一段时间猪肉价格经过国家释放有关调控政策信息后马上就开始回调,说明改变社会预期也是一种调控物价的思路。“促进和扩大生产供给”具体措施包括出台修建农田水利设施等政策;支持种粮大户等惠农政策,例如前期出台的支持生猪生产的政策就属于此范畴。“降低流通和经营费用”具体措施包括降低公路以及摊位收费、推进农超对接、建立以农产品为主要商品的社区平价超市等等。“打击价格违法行为”具体措施包括严厉打击串通涨价、捏造和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等,前一时期有关部门对捏造和散布涨价信息的日化企业的处罚,就属于此范畴。“提高底层价格补贴”具体措施包括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障标准,对低收入群体发放价格临时补贴等。

  李建伟:抑制未来物价过快上涨,需要处理好抑制物价过快上涨与稳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认为需要采取以下四个方面措施:

  第一要适度控制现金和短期贷款等交易性货币供给增速。

  第二要适度加大人民币升值幅度,调控进口价格及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对国内物价上涨的推动作用。

  第三要适度控制工资上涨幅度。

  第四要加大政策性调控措施对物价上涨的抑制作用,像前面所说的设立调节基金和降低物流成本等。

  朱敏:要抑制本轮物价过快上涨,需要按照中央关于“坚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强化政府责任,加强市场保障,降低流通成本,整治市场价格秩序,对困难群众采取有力有效的救助措施”的要求,采取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综合政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方能取得预期成效。

  在落实好已有政策的基础上,应重点采取以下措施稳定物价:一是对流通环节进行清理整顿,取消高速公路的超期收费项目、降低过高收费标准,大力清理整顿农贸市场、超市进场费等不合理收费。二是继续推进完善社会救助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的联动机制,督促各地在年底前全部建立起来。三是加强市场价格监管,严厉打击囤积居奇、炒作、价格垄断等违法行为。四是继续加强粮食、生猪和蔬菜的供给,保障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五是继续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加强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时效性,适时、适度回收过多的流动性。
(责任编辑: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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