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会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财经--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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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

“中国股市会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胡雪琴|北京报道

2011年12月27日00:19    来源: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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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一觉A股梦。2001年6月,上证指数最高点为2245点,而今年12月16日,盘间最低2170点。中国股市跌跌不休,十年实现“零增长”,市场一片愁云惨雾。

  2007年初,当中国股市疯狂上涨时,成思危发出“盛世危言”,预警股市泡沫,此举遭到部分人士的激烈反对,“中国股市迎来了黄金十年,谁唱空谁就是罪魁祸首。”但事实胜于雄辩。

  12月12日,民建中央办公楼内,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独家专访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民建中央前主席成思危给出了自己的判断,“从中长期来看,中国股市还是会逐步上升的,我对此坚信不疑。”

  2012大趋势

  《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怎样?

  成思危:2001年,我应邀出席纳斯达克时代广场市场启用仪式时,发表演讲指出:“股市属于虚拟经济,天然存在泡沫,泡沫的膨胀与破灭造成股市的波动。但股市总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我一直坚持这个看法。股市总是有熊市,也有牛市,即便在牛市和熊市中,也总是不断波动。

  2012年,总体看来,经济下行,通货膨胀率不可能很快下降。估计GDP增速将低于9%,而通货膨胀率可能超过5%。期待股市有很大的上涨,是不太现实的。

  有人预计明年股市能到3500点,那不太容易。作为审慎的乐观主义者,我认为,中国的股市是会逐步上升的。上升多少点不太好说,但近期股市点位应该快见底了吧。

  终结“圈钱市”

  《中国经济周刊》:股市是经济发展的风向标,但中国的股市却让人“看不懂”,更被指责为“圈钱市”。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成思危: 2001年,我就为此写过一篇文章——《让股市恢复本色》。指出股市既有融资功能,也有投资功效,两者并举,不能偏废。但股市重融资轻回报的问题早就存在。有些上市公司被股民贬为“铁公鸡”,尽管盈利颇丰,但就是一毛不拔。迄今为止,这种问题尚未彻底解决。

  对上市公司来说,股市是以较低成本来融资的一种渠道,但对投资者来说,股市也是可以获取投资收益的场所。固然,股市有风险,但是上市公司的分红加上股票增值起码应该高于银行利息。否则,既不合理,也不公平,更不利于股市的健康发展,必须要纠偏。目前,证监会强制规定,上市公司要分红,就是一条有力的纠偏举措。

  《中国经济周刊》:每到岁末年终,上市公司会出现一股不小的高管离职潮。您怎么看?

  成思危:这种现象很糟糕。我曾经和深交所的同志讲,应该特别注意这种事。

  第一,他离职就是对上市公司没有信心。既然上市公司宣传得这么好,那你为什么要离职?这里面可能有问题。第二,高管离职就是套现,套现套的都是股民的钱。按道理来说,作为公司高管,你没有把公司管理好,没有给投资者合理的回报,你就先拿了大家的钱跑了,这从道义上来说,也不合适。

  《中国经济周刊》:如何杜绝这种现象?

  成思危:我们对上市公司高管离职应有严格的审计,对高管离职套现要有一定的限制规定。应该更严格规定高管股票禁售期。

  除了禁售期外,应该不准一次大量套现。国外高管持股比例通常比我们低。中国有些高管还是当初的创业者,既是高管又是较大的股东,持股较多,套现金额就比较大。

  我们应该有一系列针对性的制度设计,譬如,从高管持股比例、所持股票的禁售期以及套现时间都应该有一定的限制。每个环节都需要通过严格的审计和评估。

  地方政府的“最爱”

  《中国经济周刊》:地方政府为什么对上市公司情有独钟?上市后如果业绩变脸,地方政府又会“逢死必补”,原因何在?

  成思危:中国股市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在股市面世之初,采取了分配指标的方式。各地区、各部门都会被分配一些上市公司的指标。谁拿到了指标,谁就拿到了上市的通行证。地方政府就把这些指标分配给那些发展比较好,同时与地方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地方企业,这就是中国特有的地方政府与本地上市公司的不解之缘。随着中国股市的发展,地方政府与当地上市企业的关系逐渐规范,但上市公司的数量似乎成为某地经济发展的一种标志性的数据。

  上市公司的壳是很珍贵的资源,买壳上市要比企业申请上市容易得多,成本也会大幅降低。为此,地方政府不舍得放弃。有些上市公司业绩很差,或者出了问题,地方政府还是要保它。怎么保?其实,补贴问题还是比较小的,地方政府推出各种各样的资产重组,往往问题更大。这种现象是不公平的。一方面,投资者在亏损,与此同时,上市公司却拿着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高管拿高薪。这种现象很不合理,中国应该建立严格的退市制度。

  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来看,企业退市很正常。一般来说,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强迫退市,如果股票在股市表现太差,强迫退市。比如纳斯达克规定,某一只股票价格长期徘徊在1美元以下,就必须要退市。第二种是通过并购后退市。第三种是主动退市,有些企业不愿意再接受公众的监督而作出的自主选择。

  但不管怎么说,退市制度是一定要有的,不把坏孩子赶出去,好孩子就长不大。股市鱼龙混杂,对股市发展是不利的。

  《中国经济周刊》:怎样“把坏孩子赶出去”?

  成思危:五年前,我就提出中国应该建立严格的退市制度。现在,证监会也强调这一点。退市要有一定的标准,但退市制度必须建立。

  中国上市公司的数量总是在不断增长,这是不正常的。从国际惯例来看,在经济状况不好的情况下,上市公司数量是会减少的,但当中国GDP增速放缓,经济在下行时,上市公司的数量却依然在增长。

  “三会换帅”影响有限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10月29日,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三会换帅”,这对中国资本市场会产生哪些影响?

  成思危:“三会换帅”对中国的资本市场影响有限。因为很多大的决定都不是证监会自己能决定的,比如国际板何时启动等。中国资本市场总趋势不会有大变化,但不同的领导人可能有不同的领导风格。

  目前看来,郭树清的“三把火”是烧起来了。证监会推出的几条措施,如建立退市制度,要求上市公司强制分红,严厉打击内幕交易等,这些我都非常赞成。

  中国股市监管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根源在于,国有上市公司是政府的“亲儿子”。一旦“亲儿子”出了问题,证监会准备处理的时候,往往就有政府某部门或者某地方政府来说情,导致他们很难下重手来处理。

  不过,这个问题要想解决,并不难。只要最高层下定决心,不管你是谁,该处理就得处理。否则,证监会有时会很被动,又很无奈。

  《中国经济周刊》:在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进程中,哪些问题您比较担忧?

  成思危:中小板与创业板界限不清。当年率先推出中小板,是因为创业板条件还不具备,要逐渐由中小板过渡到创业板,但现在却变成了两板并存。

  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不合理的,因为界定不清晰。从实际来说,问题在哪呢?当初,证监会规定,所有主板的增量都到上海,而对深交所来说,中小板是它主要的增量,但现在创业板也是,因此不愿意把中小板和创业板合二为一。另外,中小板与主板之间的界限,也没有创业板和主板之间那么清晰。

  现在,我们有了“三板”,即代办转让系统。“三板”应该有两个作用,一是“孵化器”,二是“垃圾桶”。所谓“孵化器”是指好的公司在不够上市条件前,先到三板挂牌交易,等成熟了再上主板,但那些想上市的公司都觉得上市的收益要大,即便挂牌交易股票,交易量也很小,他不愿意卖,要等着上市再去卖。

  而“垃圾桶”,是指那些退市的公司股票交易的场所。如果没有交易,投资者拿的就是一张废纸。如果整顿好了,可以复牌再入市。现在因为退市制度还没有严格地建立起来,“垃圾桶”的作用就不明显。

  目前看来,这两个作用并未真正发挥作用。这样,三板就不够活跃,这些都需要靠建章立制来解决。

  “进步不小,问题不少”

  《中国经济周刊》:您怎么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得与失?

  成思危:2001年,我领导《证券法》执法检查组检查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时指出:“宏观看来进步不小,微观看来问题不少。”10年过去了,这两句话依然适用。

  从进步来说,譬如,实行了股市全流通,不再是“半边市”。除了主板外,还创立了中小板和创业板。资本市场的规模也扩大了。从问题来说,如退市问题,高管套现问题,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的“溺爱”,还有虚假信息、内幕交易等。中国股市要想健康发展,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一个健康的股市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成思危:健康的股市需要满足四个基本条件:第一,国家经济的基本面要好。当前,我们正处于结构转型期,对股市当然有影响。股市最灵敏的是资金进出。如果股市净流入资金是正的,股票数量没有增加,股价就上去了。如果净流入资金是负的,股价自然会下跌。资金进出与国家政策、投资者信心和银行利率都有关系。最近,股市之所以比较严峻,与中国经济下行也有关系。

  第二,上市公司质量要好。短期评价是财务绩效,股票投资回报率要高于债券回报率,至少应高于银行存款利率。长期来看,公司治理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我曾经鼓励南开大学进行相关研究,他们提出了“南开公司治理指数”,从6个方面确立了19个评价指标。从前几年的指数看来,可以说,中国大部分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都是不及格的,及格的仅有30%左右。这说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三,监管要改善。股市监管应该合法、合理、适度、有效。证监会出台新规能否对症下药,药到病除,谈何容易。比如股市疯涨的时候,提高印花税,股市还在涨;股市下跌时,减少印花税,但股市还是跌。说明这一措施未能改变投资者的预期,效果自然很有限。

  第四,投资者素质要提高。经过20年的锻炼,中国投资者素质确有提高。过去散户特别多,现在机构投资者逐渐增多。但机构投资者不应该偏重短期行为,那样就等同于大散户,但由于其资金雄厚,信息较灵,会进一步损害散户的利益。机构投资者更多地应该关注价值投资,不应该搞短期投机性的卖出买进,追涨杀跌。

  中国股市的换手率比国外高得多,为什么?就是没有坚持价值投资的理念。股市的重要作用就是扶优汰劣。如果ST公司受到热捧,好公司反而无人问津,这是绝对不合理的,这样的股市是要出问题的。
(责任编辑:杜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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