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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计划经济的缔造者到批判者
薛暮桥:不断否定自我的经济学大师
  2005年08月02日14:46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几天前,经济学大师薛暮桥在洁白的病床上定格了6年的最后人生走到了尽头,而在他身边的人看来,薛暮桥一生“不断思索、不断追求、勇于否定自己的精神”并没有逝去。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评价说,薛暮桥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研究经济学,中间经历了相信计划经济,后来又力主改革、走市场经济之路的漫长过程。吴敬琏认为,薛老最了不起的是,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仍然能够不断汲取新的知识,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

  中国保监会副主席李克穆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任过薛暮桥的秘书,他说,年长他48岁的老人留给后人最重要的财富是执著和淡泊名利。

  李克穆曾经在1996年帮助薛暮桥整理回忆录,在他看来,老师薛暮桥一生著作等身,更重要的是他运用经济学理论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以及改革开放之后……

  择其大的方面说,上个世纪40年代,薛暮桥运用货币理论取得了山东解放区对敌货币斗争的胜利,并对全国范围的对敌货币斗争、贸易斗争产生重要影响;50年代,薛老主持创立了新中国的统计体系;60年代,主持建立了我国的物价管理制度,并在“大跃进”后成功地对物价进行了调整,实现了稳定物价的目标;70年代末,提出准许待业青年自找就业门路,支持乡镇企业,鼓励长途贩运,推进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80年代初,他深刻论述了我国必须实行商品经济,并系统地提出了财税、金融、价格、外贸以及国有企业等体制改革方案。

  
“勇于修正错误的、过时的观点”


  2005年3月,101岁的薛暮桥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词是,薛暮桥从事经济研究的最大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善于在实践中形成、发展和坚持正确的观点,并勇于在实践中修正错误的、过时的观点。“勇于修正错误的、过时的观点”的背后是几十年来薛暮桥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留下的重要印记。这个印记就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

  薛暮桥的女儿薛小和在父亲百岁生日时,撰文记录了曾任国家计委主要领导的薛暮桥“转轨”的过程。

  薛小和说,从1948年在西柏坡时,父亲就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始筹备成立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直到“文革”被打倒,都一直在计划经济体制里辛勤地工作,为建立和完善计划经济体制呕心沥血。

  正因为如此,薛暮桥也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着切身的体验,他曾有过两三次对计划体制非常委婉的批评,但都因形势所迫,一露头就收了回来,即便如此也付出了一些政治上的代价。

  1976年“文革”结束后,薛暮桥开始一步步系统地深入批判计划经济体制,1980年后,更是亲身参加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工作中,任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

  1980年夏天,由国务院体改办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以下简称《初步意见》)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

  薛小和回忆说,这个《初步意见》和父亲后来代表体改办在各省区市第一书记会议上做的“说明”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从改革的历史来看,《初步意见》可以说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父亲这个当时的国家计委副主任,站出来批评自己过去从事的事业,否定计划经济体制,不但体现了他不断探索、勇于批判的精神,更使这种批评和否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薛小和说。

  
只有初中学历,却写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


  1979年年末,日本《经济新闻》发表一则消息说,中国有一本书,跑遍全北京都买不到,这就是薛暮桥所著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这本印刷5万册的书居然不到两个月就被一抢而空,不仅各个经济相关部门、公司在买,就连一些驻北京的使领馆都想买。

  这本书批评说,过去20多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多次受挫,是因为违背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书中还强调按客观经济规律把社会主义建设引上正确轨道,并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初步探索。由此也被一些学者称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

  书的作者薛暮桥虽然被称作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但他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他的经济学知识一方面是在年轻时候在3年的牢狱生活中从书本上自学来的,一方面是上世纪30年代追随陈翰笙先生做农村调查时从实际中摸索出来的。

  而在李克穆看来,薛暮桥毕生浩瀚的成就则得益于他对知识孜孜不倦、执著的追求,哪怕在追求的过程中荆棘丛生。

  这本后来卖了1000万册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却是在牛棚里一遍遍思索成稿的。

  薛暮桥开始动笔时,正是“文革”中的1968年,当时他在被关押的房间里写,在干校坐在小马扎上伏在床铺上写,自己复写,自己装订,一块黑底红花的头巾包裹着那一摞摞的手稿。

  曾有人评价说,在那个年代,这显然是一部写给抽屉,而不是写给出版社的书稿。但薛暮桥仍然执著地写着、改着。

  在《薛暮桥回忆录》里记载了一段薛暮桥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故事,“1970年在‘五七’干校劳动。连里种了一块花生地,当地农民很少种花生,孩子们爱吃,常常到地里偷挖,而收花生是一次收不尽的,要多次反复拣收。那年一直拖到冬天,地下还有花生,要有人昼夜守护。有一天雨雪交加,连部要派人夜里去守护,派谁,谁也不去,只有‘走资派’去。在雨雪中,坐在板凳上,环顾四周,防止小偷,浑身湿透,冻得发抖。虽然环境恶劣,但脑子是清楚的,还在想着白天写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果然有些思路,到清晨6点,有人来接班,赶快回到宿舍,把夜里想的内容写出来,之后才倒头大睡。”

  生活中的点滴细节也能折射出薛暮桥做事的高度专一。李克穆说,在薛暮桥专心工作时,无论外界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听不见。在他女儿小的时候,薛老在写作,女儿在他衣服的后面缝了一些小扣子,他一点都不知道,带着这些红红绿绿的扣子就出门了。

  李克穆还记得,薛暮桥在87岁时被诊断患有帕金森综合症,在发病的初期,被病情折磨得非常痛苦,可一旦病情稳定,薛老又以非凡的毅力,在助手们的帮助下,完成了《薛暮桥回忆录》一书的写作。

  
写文章总要亲自调研


  “3月4日下午,经济学家薛暮桥到北京北太平庄农副产品市场赶集。这位75岁高龄的老人,兴致勃勃地挤入人群,东瞧西看,问这问那。见到卖鲜鱼的,便问是怎么运进城里来的……”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媒体刊登过的文章《经济学家赶集》。

  而在李克穆看来,这篇小小的特写浓缩了薛暮桥这一辈子严谨的治学态度,写任何一篇文章之前都要亲自到现场调查。

  女儿薛小和说,“父亲对中国经济问题的了解,完全来自于实际工作和不断的调查。家里有很多经济学的书,但父亲很少读这些书,他阅读的东西一般都是国民经济统计资料、调查研究报告等从实际中来的文字。”

  1975年薛暮桥恢复工作后,分两次去了山东、江苏、安徽3个省,在对“文革”后的国民经济情况做了深入了解之后,才动笔完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86岁那年,他还不顾高龄,风尘仆仆地赶到老家无锡考察乡镇企业。

  薛暮桥在文章中这样剖析自己:“经济学家有价值的学术观点,既不可能产生于书斋里的冥思苦想,也不可能产生于忙忙碌碌而毫无思考的实际工作,而只能产生于扎实理论同艰苦实践之间的结合。”(刘世昕  商伟)

来源:新华社-半月谈 (责任编辑:庄红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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