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也可能是自由市场最大的敌人

　　去年11月底，我应约到杭州参加中国新政治经济学论坛，到机场接我的是一位企业家。我进到他的车里，发现车座上放着几本关于政治学方面的书籍，就随口对他说：“想不到你一个生意人还对政治学感兴趣。”他回答我：“在中国，做大生意的企业家都必须懂政治，尤其要懂官场。发大财都得依靠政府。”

　　第二天，正巧浙大一位教授在发言中又涉及到企业家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他通过浙商的一些运营行为，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政府官员的行政行为一旦威胁到市场，企业家就可能选择远离这样的市场。一位听众当场表达了他的不同意见。他说，据他在中西部一些地区的调查与观察的经验：越是不干净的市场，企业家越喜欢往里钻，因为那里的政府政策最容易被企业家的金钱所俘获而有利于企业家获得非市场租金！于是，我接着这位听众的话说，我们需要讨论的是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命题：企业家本身是不是反对市场经济的。

　　近些年，在国内经济学界，赞美企业家从来都是主流的观点，像我这样怀疑企业家的声音，肯定会视为异端或另类。在这一点上，中国经济学界主要禀承的是经济思想史上奥地利学派的传统。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熊彼特在其1934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资本主义的活力来自于不断创新(innovation)，他称之为“创造性地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而创新的主体就是“企业家”。“企业家的作用是通过以下途径对生产的方式进行改革或使之革命化的：利用一项发明，或者更平常一些，利用一项未经试用的技术上的可能性以生产一种新的产品，或者用新方法生产一种老商品；开辟提供设备的新来源或打开产品的新销路；重新组织工业，等等。”这种生产方式的改革不断破坏市场原有均衡，而向一个更高均衡水平迈进，并由此推动经济发展。

　　因此，企业家而非企业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企业家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为此，熊彼特还为“企业家”画了一个英雄主义的画像：企业家天生就是一群有着特殊人格的人群。这群人“存在一种梦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个私人王国”，即追求“工业上或商业上的成功”，寻找“权力和独立的感觉”；他们“存在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求得成功不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的本身”；他们还“追求一种创造的喜悦，一种让作品完美的嗜好，一种简单的运用精力和智慧的快乐”；这种类型的人“寻找困难，改变而改变，以冒险为乐事。这类动机最明显是反享乐主义的”。

　　正因此，在奥地利学派与继承了他们看法的中国经济学家那里，“企业家”不仅仅是将资源组合起来的人，而且本身就是市场上最为稀缺的资源。又因为企业家创新的压力来自于自由市场体制中的竞争，所以，包括张维迎先生在内都不断重复过这样的观点：企业家是中国通往自由市场体制的推动者与维护者。

　　但我想指出的是，我的观点尽管不同于奥地利学派，但却与现代经济学老祖宗亚当·斯密的看法一致。而奥地利学派也因其未能很好承接上斯密而在西方经济学界从来都是非主流。斯密在《国富论》没有“企业家”这一称谓，但对商人与雇主却有论述。斯密对商人与雇主一直是抱以不信任甚至敌对的态度。而在真正崇尚自由竞争的斯密看来，商人与雇主之所以不值得信任，恰是因为他们在破坏竞争。

　　斯密写道：“扩大市场，缩小竞争，一直是商人的利益所在。”为此，他们找到了一个办法，即“同业联合”。斯密写道，“我们虽然常常听到工人们的联合，却很少听到雇主们的联合。但是如果有人信以为真，认为雇主并不联合，那他就是既不明真相，又不懂世故。雇主们随时随地都有一种默契的、然而又是经常的和融洽的联合。”而“这些人的利润来源，是因为他们能联合起来”。用今天的经济学术语讲，也就是他们能形成“寡头勾结”或垄断的局面，来操纵价格，或者“使他们各自的产品在市场上经常保持存货不足的状态”，使价格上升。而为了更好地联合，商人与雇主还游说政府支持，而他们的游说也往往会成功，“因为他们有钱”。写到这里，斯密特别指出，“正如霍布斯先生所说，财富就是权力。”

　　所以，斯密对这些人写得很辛辣：“同业中人甚至为了娱乐或消遣也很少聚集在一起，但他们谈话的结果，往往不是阴谋对付公众便是筹划抬高价格。”为此，斯密严厉地谴责商人和雇主们“龌龊的贪焚，独享的精神”，“他们既不是，也不应该成为人类的主宰。”

　　斯密还提出了防范商人与雇主们串谋的方法。“虽然想通过能实施的或不违反自由和正义的法律来阻止同业者这样的集会，那是办不到的，但法律不应该使这种集会易于举行，更不应该使这种集会非举行不可。”可见，在斯密那里，企业家不仅不是自由市场的建立者与维护者，反而是为了追逐利润而不惜成为自由市场的敌人。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斯密之后，对市场中的企业家的批评似乎竟然成为左翼的专利。在经济史或思想史上明确提出并论述“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命题的主要是布罗代尔、波兰尼以及沃勒斯坦这些西方左翼学者。

　　不过，“风水轮流转”！2003年，在华尔街公司丑闻中诞生了一本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位置的名著：《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使主流经济学重新续接上了斯密对企业家看法的传统。这本书的第一作者是芝加哥学派新生代人物、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的拉古拉迈·拉詹。在书中，他引用了斯密在《国富论》中批评商人与雇主的话来批评企业家，然后写出这样总括性的结论：“自由市场最大的敌人，并不是那些明确反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工会主义者，而是那些西装革履的总裁们，他们的每句话都在赞美自由竞争市场，而实际上每个行动却都在企图扼杀竞争性市场。很不幸的是，在太多的国家，在太多的时候，政府都出面帮助这些商业勾结，限制市场竞争。”

　　针对包括中国在内正在走向市场体制的国家，拉詹还特别提出，“自由市场不能被看做一个必然的进化过程的最终阶段，而应该当成一株娇贵的作物，它需要人们的精心栽培，并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的野草的攻击”，否则，“国家有可能走向关联资本主义”。

　　而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那些已在前一阶段改革中获益者、现在却希望继续通过官商勾结压抑公平竞争以保护其既得利益的那些所谓“企业家”。

　　写这篇文字，我丝毫也没有要全面否定中国那些成长中的企业家的意思；我只是想提醒中国经济学界：不要总以为只有旧体制的维护者或改革中的失意者在威胁新体制，我们所以为的市场体制所依赖的企业家阶层也可能威胁新体制！正因此，保持对企业家阶层善意的提醒甚至警惕，才能造就出真正的企业家，也才能造就真正的市场经济！

　　（作者卢周来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