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指望谁来拿诺贝尔奖
谢志东
2007年10月22日13:49 来源: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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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是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获奖公布时间,中国媒体上“我们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之类的讨论热火朝天。可真正反思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奖原因的,却不多见。
有人说,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奖的原因是“经济实力还不太够”,因为能拿到诺贝尔奖的研究成果,资金投入都非常大,中国目前没有那么多科研经费。可回顾一下诺贝尔奖历史,不难发现许多获得者从事的都是基础理论研究,并没有花很多钱。
有人说,获得诺贝尔奖“需要很长时间”。10月14日,美籍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在美国硅谷与清华校友交谈时说:“20年内,中国人将获得诺贝尔数学奖。”20年,对于等待已久的中国人来说或许并不算太长,杨老的这句话让听者为之振奋。但是回过头来想一想,迄今为止,诺贝尔奖设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和平、经济六个奖项,并没有“诺贝尔数学奖”。
还有人竟然怀疑诺贝尔奖评审不公正。一位颇有名气的经济学家说,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当中,大概有一半的人是自己投自己的票,同时,由于评审委员会里中国籍的经济学家少,所以中国经济学家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不知道这位经济学家是不是在开玩笑。
反思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奖的原因,其实应该从有没有创造能力方面入手。诺贝尔奖的每一个奖项,实质上都是在鉴定和评价被提名者的创造能力,成果只不过是创造能力的必然结果或者说体现方式。中国人缺少的恰恰就是创新能力。虽然现在没人再用“古代四大发明”来撑门面了,但当代中国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发明创造,实在是寥寥无几。
而中国人缺少创新能力,又是中国教育模式的必然结果。
曾在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学者的中国人吴勇,出过一本书叫《牛津感悟》。书中,作者列举了一个牛津如何重视学生创造潜力的例子。苏格兰北部边远地区一个教育相对不发达的郡,一位女学生的毕业考试成绩达到了全A,符合牛津大学的录取标准。这是近百年来当地第一个达到牛津录取线的毕业生,当地政府对此极为重视。但牛津大学教授在面试后认为该学生不具备牛津大学所要求的创造潜质,拒绝了她的入学申请。当地议会将此事反映给英国中央议会,议员们就找到教育大臣,请他出面说情,也没能成功。之后又层层向上,直至找到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虽然首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但牛津大学仍然表示不能接收,理由只是一个:在招生问题上,任何人无权更改学院教授的面试结论,这是牛津大学几百年来的传统。布莱尔当然觉得很没有面子,在此后的一个私人场合,当提到牛津大学的时候,他不自觉地发了一句牢骚:牛津大学真是太古板了。这句话的后果就是,学校立即取消了授予布莱尔荣誉博士学位的原定计划,并对政府行政干预学校事务提出抗议。
听了这个故事,就很容易理解牛津学子中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今年又有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和政治领袖了,因为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创新能力强。
牛津最引以为豪的是学院制和导师制。牛津的每一个学术讲座都有一个规范的程序:首先,事实情况是什么;其次,多数人的观点是怎样的;第三,另外少数人对此持有什么看法;第四,教授本人的研究结论是怎样的;最后,还有哪几个问题有待研究。最后一项尤其可贵,它说明任何问题的研究都没有终点,可以不断深入。
再来看中国的大学教育,学生就象流水线上的产品,每门课程相当于一道工序,所有工序过了就表示学业完成了,然后批发出厂。这样的教育现状中,鲜有异数。那么,我们到底指望谁来拿诺贝尔奖呢?
有人说,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奖的原因是“经济实力还不太够”,因为能拿到诺贝尔奖的研究成果,资金投入都非常大,中国目前没有那么多科研经费。可回顾一下诺贝尔奖历史,不难发现许多获得者从事的都是基础理论研究,并没有花很多钱。
有人说,获得诺贝尔奖“需要很长时间”。10月14日,美籍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在美国硅谷与清华校友交谈时说:“20年内,中国人将获得诺贝尔数学奖。”20年,对于等待已久的中国人来说或许并不算太长,杨老的这句话让听者为之振奋。但是回过头来想一想,迄今为止,诺贝尔奖设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和平、经济六个奖项,并没有“诺贝尔数学奖”。
还有人竟然怀疑诺贝尔奖评审不公正。一位颇有名气的经济学家说,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当中,大概有一半的人是自己投自己的票,同时,由于评审委员会里中国籍的经济学家少,所以中国经济学家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不知道这位经济学家是不是在开玩笑。
反思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奖的原因,其实应该从有没有创造能力方面入手。诺贝尔奖的每一个奖项,实质上都是在鉴定和评价被提名者的创造能力,成果只不过是创造能力的必然结果或者说体现方式。中国人缺少的恰恰就是创新能力。虽然现在没人再用“古代四大发明”来撑门面了,但当代中国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发明创造,实在是寥寥无几。
而中国人缺少创新能力,又是中国教育模式的必然结果。
曾在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学者的中国人吴勇,出过一本书叫《牛津感悟》。书中,作者列举了一个牛津如何重视学生创造潜力的例子。苏格兰北部边远地区一个教育相对不发达的郡,一位女学生的毕业考试成绩达到了全A,符合牛津大学的录取标准。这是近百年来当地第一个达到牛津录取线的毕业生,当地政府对此极为重视。但牛津大学教授在面试后认为该学生不具备牛津大学所要求的创造潜质,拒绝了她的入学申请。当地议会将此事反映给英国中央议会,议员们就找到教育大臣,请他出面说情,也没能成功。之后又层层向上,直至找到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虽然首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但牛津大学仍然表示不能接收,理由只是一个:在招生问题上,任何人无权更改学院教授的面试结论,这是牛津大学几百年来的传统。布莱尔当然觉得很没有面子,在此后的一个私人场合,当提到牛津大学的时候,他不自觉地发了一句牢骚:牛津大学真是太古板了。这句话的后果就是,学校立即取消了授予布莱尔荣誉博士学位的原定计划,并对政府行政干预学校事务提出抗议。
听了这个故事,就很容易理解牛津学子中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今年又有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和政治领袖了,因为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创新能力强。
牛津最引以为豪的是学院制和导师制。牛津的每一个学术讲座都有一个规范的程序:首先,事实情况是什么;其次,多数人的观点是怎样的;第三,另外少数人对此持有什么看法;第四,教授本人的研究结论是怎样的;最后,还有哪几个问题有待研究。最后一项尤其可贵,它说明任何问题的研究都没有终点,可以不断深入。
再来看中国的大学教育,学生就象流水线上的产品,每门课程相当于一道工序,所有工序过了就表示学业完成了,然后批发出厂。这样的教育现状中,鲜有异数。那么,我们到底指望谁来拿诺贝尔奖呢?
(责任编辑:朱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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