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在2017年国家发改委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徐绍史主任表示，2016年是供给侧改革开局之年，“三去一降一补”取得了初步成效——钢铁去产能4500万吨，煤炭去产能2.5亿吨，安排的职工接近70万，商品房待售面积连续10个月下降，市场化债转股和企业兼并重组也在有序推进,实体经济的成本有所下降，重点领域的补短板工作也取得了积极成效。
而在这些数字之后，改革大潮中的人们又是如何度过这一年的？人民财经选取了五位普通百姓的2016年，这其中有苦有甜，有思考也有成长，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推进，他们也在脚踏实地地接近自己的中国梦。
（策划：夏晓伦 刘然 杨迪 乔雪峰 孙博洋 孙阳 贾兴鹏 王子候 杨曦）
山西晋城南郊，岳南煤矿烂尾的办公楼在寒风中显得格外萧瑟。
曾经熙熙攘攘的矿区，已经变得几近荒芜——庭院中杂草丛生、垃圾遍地，澡堂天窗积满了黑灰，更衣柜锈迹斑驳。
44岁的赵燕兵正准备下井。作为岳南煤矿的一名安全员，他的主要工作职责是检查各项矿井设施的正常运转，确保工友的下井安全。参加工作20多年的他是个地道的“煤”二代——70多岁的父亲也在煤矿上工作了一辈子。可以说，他的家庭也是煤炭产业兴衰的见证人。
在煤炭行业兴盛的时候，虽然工作辛苦，但干得多挣得也多——像他一样的一线工人每月收入能达到六七千元。
然而，从2012年开始，全国过剩的煤炭产能致使煤价“跌跌不休”，进入2016年时，煤炭行业的下行态势已经持续了4年。从2015年2月份起，赵燕兵所在的煤矿就已经全员停发工资了。截止10月份他已经有20个月没有领到工资。行业的不景气不仅把山西经济拖入谷底，更让他这样的煤炭工人切实感了生活的压力。
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去产能”确定为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首。在煤炭方面，中央要求从2016年开始，用3至5年的时间退出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
大力去产能，人员分流势在必行。在去产能的压力之下，这个曾经3000多人的“地方大矿”，每天只剩下十几个人下井进行简单的排水作业。赵燕兵没有被分流，虽然“干半天休一天”，但他仍留了下来。
也许是20多年工作的惯性，也许是勤恳的性格使然，即便工作变得“半死不活”，但只要有人下井，他作为安全员也时刻不离。在该上班的时候，他仍然坚持早七点从市区的家中出发，驱车赶往30公里外的矿上准时签到。
为了养家糊口，赵燕兵开始寻找“兼职”、谋求出路。
“像我们这样从煤矿下来的人，跑滴滴是目前比较好的出路了”。对于缺乏专业技能，又需要照顾家庭的赵燕兵来说，做滴滴约车司机是一份合适的兼职。每天，差不多也都是“跑到困”才回家。在这个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的小城里，每月1000多元的收入，让这位矿工非常重视这份兼职工作，而这份“额外工资”让拮据的家庭有些许缓和。
据悉，目前像他这样的矿工转行司机，占到整个晋城网约车司机一半还要多。
伴随去产能，山西有序开展化解产能企业职工实名制录入等工作，明确内部安置、外部分流、转移就业、创新创业、自主择业、培训转岗、内部退养、灵活就业、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等多种方式。据《山西日报》报道，截止2016年11月底，去产能煤企已分流安置17914人，占应安置总量的85%。截至2016年10月底，山西已停产关闭25座煤矿。全年退出煤炭产能2325万吨，居全国第1位。
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去产能”确定为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首。2016年年初，钢铁、煤炭两行业去产能路线图《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与《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相继公布。中央要求从2016年开始，用3至5年的时间退出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
大力度的去产能工作之下，职工的安置是各级政府最关注的环节。据估算，去产能工作将涉及钢铁行业50万职工和煤炭行业130万职工的工作岗位。再算上水泥、玻璃、电解铝、船舶等行业，去产能带来的再就业压力着实不小。这不仅是企业面临的难题，更是整个社会面临的大事难事。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日前表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已初见成效，去年去产能的年度任务已经提前超额完成。徐绍史介绍，我们确定的钢铁去产能目标是4500万吨，煤炭去产能目标是2.5亿吨，这些产能涉及到需要重新安置职工，煤炭2.5亿吨的产能涉及到62万职工，钢铁4500万吨的产能涉及到18万的职工，到去年年底安排的职工已经接近70万。
经过一年卓有成效的工作，去产能任务已经提前超额完成。但一些分流职工的生活并不容易。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托底”，地方政府将转移就业、创新创业、培训转岗、内部退养等多种安置职工的良策做实做细、配套资金及时到位，才能最大程度降低去产能过程中对困难职工及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
“市场不好的时候，3天卖不出去一套房，而现在，1天能卖出去3套。”说起唐山的楼市，田野用“过山车”来形容。从小就害怕坐过山车的他，却选择了房产销售这样一个职业来挑战自己。
老家在河南，23岁的田野，已经是一名拥有4年房产销售经验的“资深人士”。然而，即使是他这样的资深人士，在2016年10月以前，也拿过好几个月2500元的底薪。
在北京燕郊、大厂等卖过一段房子后，去年年初，田野跟随着团队去了唐山的房地产项目。唐山距离北京较远，根本吸引不了外来的购房者。
“当时唐山的库存惊人，仅一个项目便有近5000套住宅待卖，”虽然开发商想了很多促销手段，甚至降价销售，却依然无人问津。
“3天卖不出去一套房！”这对于主要依赖业绩的房产销售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折磨，每个月仅2500元的底薪，连吃住都不够用，还要借外债。
转机出现在2016年10月份，北京“9.30新政”出台后，北京周边如通州、燕郊、大厂等地区的房源急剧缺少，另一方面受京唐高铁的带动，以及唐山市政府对重工业企业的转移，唐山又重回购房者视线。
短短几日，风云突变。唐山成为购房者的香饽饽，其中又以投资者居多。
“以前是我们追着客户卖房子，现在是客户主动找我们了解楼盘信息。”
从乙方到甲方的瞬间转换，让田野居然有点不适应，然而忙碌让他很快便忘记了这些，每天他沉浸在带客户看样板房，签购房协议的快感中。“有次两天卖了7套房，提成便达到六七万。”
卖方市场，房价自然也跟着涨，唐山的房价也一路从5000多元，涨到了7000多元每平米，而田野所在的楼盘项目，近5000套住宅也在短短两三个月时间一扫而光。
唐山“神速”的去库存过程，让田野这样的房产销售直接获利，业绩好了，腰包鼓了，“比去年多挣了三五成吧”。田野坦言今年可以开心回家过年，然而面对“过山车”似的房地产市场，田野最大的愿望，是中国楼市的平稳，是所有人都不再为“住”而忧伤。
当然唐山只是一个例子，田野也仅是万千房产销售中的一员。它们的背后，实则是中央和地方开足马力去库存的大背景。
在降低首付比例、发放购房补贴、税收优惠等一系列政策的影响下，2016年房地产去库存效果显著。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1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比10月末减少427万平方米，全国房地产库存量已经连续减少9个月。
【详细】
在去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定调2017年房地产走向，提出了“房子是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实际上，去库存过程中也应避免“炒作”因素。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房地产库存，大约七成集中在三四线城市，这些城市的房地产库存不仅量大，而且去库存乏力。
三四线城市如何去除库存，还应回归“房子是人住的”这条总规律上来。我们看到，不论国内与国外，凡是经济活跃度高，外来人口输入多的地方，房地产总是供不应求，房价也相应高涨不下。反之则大量房产积压，无人问津。
一些地方政府想通过政府补贴，信贷优惠来吸引人们来买房，消化过剩房产库存，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仍然是治标不治本。
要想真正消化过剩的房地产库存，关键还是怎么把人吸引到城市里来居住生活。比如，创造更便利的投资创业环境，让更多的人来此地创业投资，发展产业，提升经济活跃度；比如，放宽户籍限制，让更多的农民工能够享有城市居民的公共福利，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让更多的农民进城生活居住；再比如，承接一线大城市疏解的城市功能，承接一线城市转移的产业。
总而言之，三四线城市去库存，要从吸引流入人口上做文章。打造一座让人愿意来，来了能住得下的城市，住下就不想走的城市。让“库存”变成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助力。
“企业进入了‘寒冬’，不代表我们就可以跟着冬眠”，作为一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山西分行的客户经理，谈起“去杠杆”中的企业与金融机构，年轻的龙伟始终把“责任”二字挂在嘴边。
树不能长到天上，高杠杆催生高风险。长期以来，我国企业以债券和信贷为主的融资结构，直接股权融资等其他融资方式发展相对滞后，从而导致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杠杆率持续攀升，“去杠杆”势在必行。
“如果说高杠杆是企业的切肤之痛，去杠杆就是刮骨疗伤”，山西某省属国有独资大型企业的负责人表示，虽然长远来看“去杠杆”是必经之路，可当下的日子着实不好过。
日子难过怎么过？企业自身先想办法。
作为山西这个资源大省的重点国企，这家企业前期主要以煤炭、钢铁、有色等大宗商品的运销为主营业务。然而随着“去产能”步伐的持续推进，加之全球性钢铁、煤炭产能过剩，价格下跌导致企业经营压力日益增大。
“我们也及时调整了战略，逐步降低煤炭及钢铁等业务比重，加大了有色金属板块份额”，这位负责人说。企业的战略转型不可避免的迎来了“阵痛期”，由于业务变更，企业销售收入大幅下降，一些银行也开始随之抽贷，这家企业陷入现金流紧张、新业务受阻的恶性循环。
企业难过怎么办？金融机构实现助力。
龙伟认为，“去杠杆”也要因地制宜、因企施策。“我们调研中发现，虽然这家企业销售收入下降明显，但利润较去年差距不大，且效率利润率获得大幅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增强了”，龙伟表示，基于企业短期内资金压力大但盈利能力增强、战略转型初显成效的现状，银行不应袖手旁观。
“去杠杆的进程对企业和我们这样的商业银行，都是一次淬炼蜕变的机遇”，龙伟所在的银行在看到了企业生命力，决定加大对企业支持力度，授信品种从短期流动资金贷款转变为中长期经营补充贷款，以缓解企业短期资金压力，助力企业顺利转型。
与此同时，龙伟还帮助企业进一步优化拓宽融资渠道新模式，为企业增加了SCP、PPN等直接融资工具在融资结构中的比重，保证流动性充足。
“我们创新产品模式，为这家企业提供了PPN（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项目，10亿元的注册总目前已成功发行了2亿，企业现金流得以明显改善”，龙伟说。
去杠杆不是墨守成规，更不是对实体企业“一杆子打死”，作为重要利益相关方，银行也应对自身进行一次供给侧改革。“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问题，设计融资方案，解决企业正常经营运转所需的现金流，这就是我的工作，对工作就应该负责嘛”，冬日的阳光下，龙伟笑着对记者说。
随着“去杠杆”任务的推进，企业正向着“轻装上阵”的正确方向迈进。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1月末，我国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1%，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去杠杆”成效初显。
然而，改革的推进也会有新的难题亟待破解。“去杠杆”的本质是催生实体经济活力，是“换血”而不是“抽血”。简单通过收回贷款来降低负债和风险，会让“寒冬”中的企业雪上加霜，无疑背离了政策本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也要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当此关键节点，金融部门要做的是突破传统信贷融资业务模式，着力创新金融产品、拓宽融资渠道和手段，因企施策、积极作为。
最大的决心会产生最高的智慧。在“去杠杆”的过程中，没有局外人和旁观者，我们需要的是更多有智慧和勇气的“责任人”。
来料加工、借船出海，说起东莞制造，许多人固有印象就是两个字：“代工”这也就成了曾经的“世界工厂”东莞身上，一个最著名的标签。
16岁离乡入伍，17岁丧父，24岁回乡创业……为了追求梦想，何思模扒过火车、捡过破烂、卖过血，什么苦都吃过。
2001年，这位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的掌门人靠着3000元银行借款开始创业，以生产通信电源起步，开了一家小型工厂，主要为一些国际知名品牌代工，贴牌生产电源。
虽然代工利润微薄，只有6%，但是何思模凭借着“拼命三郎”的创业干劲，逐渐在东莞谋得一席之地。
2008年开始，伴随着国际市场变化、人口红利开始消退等多重因素，东莞制造业无法再利用密集的劳动力创造更多价值。
订单减少、劳动力成本飙升……这座曾经的制造业重镇，在经历了持续的经济下滑后，一系列弊端开始显现。
当时，企业需要为一线普工每人每月支付3千至4千元的成本，相当于缅甸、越南等地的两至三倍，一批产品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高的企业相继倒下或离开，昔日的“东莞奇迹”面临着难以续写的艰难考验。
何思模也同样需要直面这一难题：工厂该怎么办？是就此倒掉，还是浴火重生！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有直面痛处，下定决心转型升级，才能赢得未来。何思模抓住时机，以很优惠的价格收购了施耐德所持的部分股权，进军光伏新能源领域，迈出了从贴牌生产到自主品牌转型升级的重要一步。
然而，人力成本是关键，要顺利实现转型升级，还需要大量能够操作设备的、高素质的产业技术工人。
“通过‘机器换人’，在插件工序环节，原来需要800名员工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只需要60人就能完成。在人力成本减少的同时，公司的效益反而提高了差不多20倍。”何思模介绍。
这个所谓的“机器换人”，是广东省在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方面做出的大胆尝试，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视为降本增效的有力武器。
如今，“机器换人”已经开始在东莞企业间大面积推广开。数据显示，通过“机器换人”，2015年东莞市工业技改完成投资额231.2亿元，同比增长85.6%。减少用工43684人，单位产品成本平均下降9.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意就是要解决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各式各样的问题，降成本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和关键环节，企业所能降的成本是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成本，不同的企业需要针对自己所在的行业去探索、去改革，因此，企业降成本必须精准发力。
此前，国务院印发的《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中就提出，经过1至2年努力，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
何思模通过“机器换人”有效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品质，减低成本，有利于企业腾出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核心技术的研发，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也可倒逼员工积极学习技术，提高个人素质，促进员工的升级，从而获得更广阔的就业空间，并拿到更高的报酬。
当前情况下，要想有效实现“降本增效”贡献自己的力量，需要政府和企业双方同时发力，一方面，政府要多渠道化解企业转型升级成本，从更深层次激发企业活力，“唤醒”企业发挥自身能动性加快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企业要勇于创新、敢于超越，在人才培养和创新领域取得更加骄人的成绩，才能打赢这场持久战。
只有这样，降成本才能给经济发展带来持续的动力，才能让企业有更多的剩余资金用于投资、创新、转型，实现国家经济发展新的飞跃。
胡发文在安徽岳西可真算是个名人，他的事例常常见诸报端。
三年前，胡发文一家还因为儿子学业、女儿疾病的原因，住在危房里，一贫如洗。
在新浒村，像胡发文这样因病致贫、因学致贫的贫困户占到半数以上。虽然新浒村的贫困有目共睹，但该村生态环境优良，有以茶、桑、果、药为主的农业发展基础，而且地理位置上距离岳西县城只有十多公里……新浒村的生态及地理优势同样也显而易见。
如何在山水之间寻财富？2012年11月，新浒村几位党员带头成立了山水间种养专业合作社，通过流转土地种植蔬菜、农作物，养殖水产家禽等。第二年，眼看着村里不少乡亲们都进了合作社，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胡发文也动了心。
因户因人施策，针对他家情况，县里引导其将自家承包的2.4亩土地流转入股到村里的山水间合作社，并在合作社务工。因为懂一些水产养殖方面的知识，胡发文在合作社里负责照管40亩鱼塘。去年，土地流转的分红，加上在合作社打工的工钱，胡发文总共拿了35000块钱回家。
“在家门口打工，不仅能顾着家，照顾子女，还能省不少开销，这35000块钱基本上就是我一年的净收入。”胡发文憨憨地笑道，脱贫后我们一家人住进了三间二层的新房里，目前家中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一应俱全，明年争取把空调也给安上。
从挣不了钱、顾不了家的外出务工人员，到以“土地+人力”入股家门口大型农业合作社的社员，胡发文的脱贫之路也是这个岳西县最典型贫困村的脱贫攻坚缩影。
据了解，目前山水间合作社共有社员210多户，其中71户为贫困户，按照“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通过劳务用工、土地流转、利润分红等，实现了年人均增收5000至16000元。
岳西县由26年前的“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取暖基本靠抖”。到如今，大多数乡村已经实现“走路不湿鞋、做饭不烧柴、吃水不用抬”，农村楼房率提高到80%，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根据经济学“木桶效应”原理，一只木桶能装多少水，是由其最短的木板决定的，只有补齐短板才能增加容量。
在补短板方面，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而贫困问题无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短板。要坚决打赢扶贫攻坚战，到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
2016年是我国脱贫攻坚首战之年。2016年12月10日，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表示，预计全年减少1000万以上农村贫困人口的任务可以超额完成，脱贫攻坚首战告捷，取得良好开局。
据了解，去年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首次突破1000亿元，其中中央为667亿元，同比增长43.4%；省级超过400亿元，同比增长50%以上，扶贫投入力度空前。
2017年是脱贫攻坚承上启下、全面突破的关键之年。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确保2017年再脱贫1000万人以上。
2017年脱贫攻坚工作的主要目标任务是在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劳务输出、教育卫生扶贫、贫困村集体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在扶贫责任落实、扶贫资金监管、社会力量参与、激发内生动力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在化解因病致贫返贫、保障安全住房、帮助特困地区特困群体脱贫等方面进行新探索。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全党同志务必拿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概，鼓起“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劲头，向贫困发起总攻，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写下新的光辉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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