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磚銀行：大鵬之動與騏驥之速

■作為國際金融領域的新銳，金磚銀行勢必顛覆與改寫當下游戲規則﹔作為區域金融合作的成果，金磚銀行無疑將影響與推動著未來全球大勢。

“大鵬之動，非一羽之輕﹔騏驥之速，非一足之力”——應驗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六次金磚國家峰會上對彼此合作信心的願景描述，在接下來共同簽署並發表的《福塔萊薩宣言》中，金磚國家領導人發出了自攜手以來的最強聲音：成立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下稱“金磚銀行”）。

裡程碑式的合作成果

當高盛前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在13年前首次提出“金磚國家”概念時，可能包括他本人也不會想到，這一學術新詞會伴隨著日后時間的推移被填充得越來越飽滿和壯實，其中不僅僅是“金磚國家”成員由奧尼爾筆下的Brick（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變成BRICS（南非后來加入），而且“金磚國家”在世人的審視與質疑中頻繁走動，從而不斷收獲著他們所努力的成果。

自“金磚國家”於2008年在俄羅斯葉卡捷琳堡舉行首次峰會后，這一國際性的高級別國家首腦會議至今已經舉辦了6輪，從提出推動國際金融組織改革和貨幣體系多元化，到申明致力於發展一體化和工業化的伙伴關系，從簽署銀行合作機制協議，到籌備建立外匯儲備庫，“金磚國家”合作的領域不斷拓寬，合作的內容日臻深入，合作的步伐愈發加快，合作的結果更為務實。“金磚國家”在國際舞台上整體聲音日益放大的同時，那些諸如“金磚失色”的唱衰言論也不攻自破。

作為金磚五國迄今為止最重要的成果，金磚銀行的核定資本為1000億美元，初始認繳資本為500億美元，由5個創始國平均出資﹔銀行總部落戶上海，行長在金磚國家中輪流產生，首任行長將由印度提名﹔首任理事會主席由俄羅斯提名，首任董事會主席由巴西提名。

發動機與金鎧甲

國土面積佔世界總面積的30%、人口數量佔全球總人口40%的金磚國家無疑存在著十分巨大的投資與發展空間和潛力，然而，作為新興市場，金磚國家卻普遍面臨著工業化水平不足和經濟水平的差距，基礎設施成了經濟發展的重大掣肘。因此，金磚銀行將自己的宗旨定位於支持金磚國家及其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可持續發展，從而打開了國際投資市場特定一域的想象空間。

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每年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在1萬億美元左右，盡管有本國開發銀行以及類似亞洲開發銀行、南美洲開發銀行等金融機構提供資金，但這些銀行自有資金規模都很小，而且基礎設施投資具有回報周期長、風險大等特點，因此其能夠或者願意供給的資金就很有限。另外，以發展中國家為服務對象的世界銀行也能提供資金支持，但總盤子隻有3000億美元的世行所能發揮的能力同樣有限，即使是2013年世行100億美元的新增貸款全部投放給發展中國家也是杯水車薪。從這個角度而言，金磚銀行的出現，無疑為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增擴了一個嶄新的融資渠道。

動態地觀察，金磚國家基礎設施的更新和升級換代需求，未來將處於持續井噴之中。如巴西政府推出了改善交通基礎設施的宏大計劃，未來在高速公路、鐵路、港口、機場和高鐵領域計劃投資1220億美元﹔印度的電力、自來水、道路和住房改造計劃也已啟動﹔南非正在實施20年發展規劃，許多地域的基礎設施建設正處於初始化階段﹔俄羅斯的遠東開發計劃進入落地階段，大量的鐵路和城市建設項目急需資本補充﹔中國鐵路投資和城市棚戶區改造漸入高潮。在這種背景下，金磚銀行聚八方之力，馳援各國的基礎設施投資，既解相應國家資本短缺之急，也能帶動各國資本的有序輸出。

除了金磚銀行能夠發揮資金的規模效應外，金磚國家其實在投資領域存在著許多互補空間。例如，俄羅斯、巴西、南非等能源藏量豐富，而中國與印度的需求旺盛，前者可以吸引后者更多的資金進入﹔還有，相比於中國9.8萬公裡的鐵路裡程，巴西隻有3萬公裡，但從國土面積看，巴西比中國少不了多少，顯然，巴西很需要建造鐵路，而中國的高鐵具有豐富的建設經驗和技術優勢，完全可以參與巴西的鐵路建設。同樣，印度的城市管網改造，中國也能在下水道處理、隧道建設等領域提供充足技術支持。對於這些互補性的項目，在自身投資能力受限的情況下，能夠取得金磚銀行的支持，多方合力就可促成許多基礎設施的快速與高質落地。

引人關注的是，金磚銀行在強化資本輸出與援助機制的同時，還特別設立了應急儲備基金，在規模為1000億美元的儲備基金中，中國出資410億美元，俄羅斯、巴西和印度各出資180億美元，南非出資50億美元。因此，當金磚國家成員遭遇了金融危機或者在國際貿易與金融外匯市場上面臨短期收支壓力時，應急儲備基金就會迅速提供流動性支持。因此可以說，應急儲備基金為金磚國家打造了一件確保金融安全的鎧甲。

逆襲IMF與WB

作為“二戰”以后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的產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B）在過往70年的國際金融市場中扮演著最主要的角色和發揮著主導作用。然而，兩大機構從誕生之日起就打上了美歐特色，其中不僅形成了美國人出任世行行長、歐洲人擔任IMF總干事的特定慣例（迫於發展中國家的壓力，世行兩年前奇跡般地任命了韓國人金墉為行長），而且IMF與WB的投票權存在著向美歐的明顯傾斜。

資料顯示，在世界銀行票權結構中，金磚國家總共隻有13%的投票權，而美國一家就佔了15%﹔同樣，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金磚國家的表決權一共隻有11%，但美國一家則有17%。過分的是，當IMF和WB遇有重大問題時，如調整票權分配比例，必須以85%的票數通過﹔這就意味著，隻要認為事件“重要”，美國一家就能一票定結果。

問題是，“金磚五國”佔世界經濟總量已達30%。佔全球資本投資為11%，佔國際貿易總量達15%。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率高達50%。因此，改革IMF和WB治理結構的呼聲甚高。事態的最新進展是，IMF承諾將6%的份額從代表性過高的成員國轉移到代表性不足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頭上，世界銀行也同樣答應變革票權結構，然而，由於美國至今沒有同意，IMF和WB的改革依然還是“水中月與鏡中花”。事實上，即便是按照IMF和WB的改革計劃，也並不能改變美國在兩大機構中“一股獨大”的地位，金磚國家的話語權依然處於弱勢。

在不能改變IMF和WB權力結構的情況下，金磚國家隻能“另起爐灶”。可以說，金磚銀行是發展中國家對IMF與WB不公平性展開的第一次“用腳投票”，它所挑戰的是美歐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中不可一世的話語權地位，至少可以倒逼IMF和WB迅速和卓有成效地啟動與推進治理結構的變革。

當然，金磚銀行以及應急儲備基金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之間並不是對立的關系，后者應當是前者的有力補充。

僅僅只是開始

如同“金磚五國”相距遙遠而給人賦予了極大的想象馳騁空間一樣，金磚銀行作為一個金融合作的多邊平台，金磚國家同樣可以借助於此演繹出更為恢弘的精彩大戲。可以說，金磚銀行為金磚國家后續合作提供了實實在在的抓手和平台，不可逆轉地將推動金磚國家邁向“利益共同體”。

恪守平等共贏的合作機制，金磚銀行應當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具有天然吸引力。相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各種附加條件，金磚銀行不會附加不平等條款，而且對金磚國家來說，投資貿易本身就是彼此的機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一旦加入這樣的組織，在本國主權不受影響的前提下獲得投資資金，還能享受金磚國家的巨大潛力市場，同時還有應急儲備基金保護金融安全，因此，開放的金磚銀行不久的將來會贏得更多國家的加盟。

就金磚國家本身而言，金磚銀行提供的不僅僅是一種投資機制，其功能可以上升到信貸、貿易與匯率的多重安排。未來，金磚國家之間可以通過金磚銀行、雙邊或五國多邊的貨幣互換合作協議，相互貸款﹔金磚銀行還會承擔一些一般意義上商業銀行的相關業務，如貿易跨境結算、資產運營等﹔金磚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可以借助於金磚銀行平台在科技、能源等方面展開全方位合作，培育一個更為廣闊的共同市場。如果不出意外，緊接金磚銀行之后，金磚國家將成立功能與世貿組織類似的金磚國家貿易協議，展開金磚國家間投資與自由貿易的談判。

筆者以為，美元至今依然是全球貿易結算和金融市場上的最主要貨幣工具，而且目前似乎無人能取代。也正是美元這種特殊地位，金融危機中金磚國家“躺著也中槍”，后危機時代國際資本又大量逃離新興市場，金磚國家再受沖擊。然而，如在金磚銀行的運作機制下，各成員國可以通過貨幣互換完成一定額度的貿易結算，從而擺脫對美元的依賴。

正是具有“去美元化”的作用，金磚銀行在促進金磚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投資與貿易頻繁交流的同時，總會在將來的某一天催生出一種區域性貨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