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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房叔停职 网络监督给力亟待官员财产公示

2012年10月12日08:00    来源:人民网-理财频道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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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有房产21套,却只申报两套,广州番禺区综合执法分局政委蔡彬日前因瞒报财产被停职。对此,政府部门更应顺势而为,加快完善落实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在公开透明、协同治理的基础上,推进反腐工作,提振政府公信力。

  人民网理财频道综合报道 中国青年报记者10日从广州市番禺区纪委获悉,经纪检部门初步调查,网民反映的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及其妻儿名下拥有21处房产情况基本属实,并且,蔡彬过去按规定向组织递交的家庭财产申报所报告的房产数量与此有一定距离。当地纪委已成立调查组,调查处理结果将及时发布。56岁的蔡彬工资待遇约每月1万元,据房地产专业网站估算,按当前市值,21套房产的价值约4000万元。(新华网10月10日)

  一个月收入约1万元的政委,竟然有价值约4000万元的21套房产!真让我等屌丝长了见识。想起与一位官员的对话,问领导干部们为什么那么反对家庭财产公示,那个官员以开玩笑的口气说,不是官员不敢和不愿公开,而是怕公开了之后,你们受不了。现在看来,一个政委有21套房产,真让很多百姓不淡定。

  21套房产放在那里,无法遮掩无法狡辩。有人说,这样的“网友曝”和“官方证实”暴露了当下官员财产公示制的巨大漏洞,甚至让官方无地自容。说得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还是想表扬一下广州番禺区的纪委,回应很快,网络刚曝光,立刻介入,并迅速向公众公开了初步调查结果,没有像一些地方习惯性地以组织的形象为一个问题官员背书。

  无论如何,不要将“网络监督”与“纪委监管”两种反腐力量对立起来,实际上是一个战壕里的朋友,共同的敌人是贪官污吏。虽然是网络先曝光官方后调查,官方再一次被动了,却是一次很妙的配合,民间的敏锐和官方的权威结合在一起,你曝光我调查,网络跟进官方证实,让问题官员无处藏身。

  从陕西杨达才案到广州政委案,近来一系列成功反腐的案例,更彰显出“网络监督”的强大力量。监督,不仅靠一个官方反腐机构,不仅是一个有反腐权力的部门,每一个公民,每一种社会力量,网络上每一个实名或匿名的账号,都是一种监督力量。反腐败,不仅是一种权力,更是一种权利,每个公民都有这样的权力和权利。反腐败,需要官方和民间力量的合力,网络监督和官方监督联合起来,共同向贪官污吏开战。让拥有21套房的政委现出原形,就是双方合作的一个胜利。

  不错,这个案例再一次暴露了官员财产申报制的形同虚设,实际上,纪委也委婉地承认了这个问题,称“蔡彬过去按规定向组织递交的家庭财产申报所报告的房产数量与此有一定距离”——显然就像前几天曝光的杨达才“存款涉及20多家银行”一样,只有走过场的申报,而没有对官员申报的财产内容进行核实的必要程序。

  有人说,真正地实施官员财产公示制,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财产需要从申报走向公示,这是必由之路,但千万不要迷信财产公示制,不要幼稚地认为只要实行这一制度了,腐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官员从此在公众面前就是赤裸裸的了,透明的财产会让官员不敢乱伸手。

  发达国家的官员财产公示所以能起作用,并不在于他们的官员都很诚实,主动将不正当的财产公示出来,而在于整体的制度透明。一方面,从媒体的开放到政务信息的公开,整体的透明让官员不敢说假话;另一方面,说了假话,媒体和反对党很容易抓着把柄——有一套透明开放的机制对公示的财产进行全面的审视和监督。财产公示,并不是为了让公众发现公示的财产中有多少见不得人的收入,而在于“公示之外”:媒体、公众、反对派紧盯,官员一旦有与自身财产收入不合的消费行为,一旦被发现隐瞒了某些财产,就很容易暴露。财产公示制,只有与一个开放透明的监督机制相配合,才会发挥最大的遏制腐败的效应,否则是很无力的,徒具观赏效应,只能满足公众那种“可以看到官员所有财产”的幻觉。

  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申报制或公示制,而在于要将民众真正地纳入监督的主体,尊重民众知情权,尊重媒体报道权,将人大监督更多地引入反腐。直观地说,就是将“网络监督”等各种民间监督纳入监督体制。比如在这一次,广州番禺纪委应该向网络监督说一声谢谢,并给他们颁一枚反腐大勋章。(来源:《中国青年报》)

    公示官员财产才能走出腐败猜想

  实有房产21套,却只申报两套,广州番禺区综合执法分局政委蔡彬日前因瞒报财产被停职。短短几天,从网络曝光到纪委介入,蔡政委因“房多”而被疑被查,一如杨局长因“表多”而落马,这种戏剧性情节的重演,既让人感叹网络反腐的神奇,也在兴奋之余感受到治理贪腐的严峻与复杂。

  尽管蔡彬的财产来源正在进一步调查中,但一个处级干部,每月拿着1万元的工资,却能实现全家坐拥21套房产,价值数千万元,这种“创富”能力着实少见。用投资有术、经营有法、彩票中奖等来解释,恐怕难以服人。这就好比“表哥”声称自己年收入十七八万,却依然无法为十多块名表找到一个干净的“出身”。而最近,真实的答案开始浮出水面,据传“表哥”存款涉及20多家银行,陕西纪委人员为调查其违纪行为络绎于途。

  不管是已经证实的、正在证实的还是有待证实的,一个猜想每每屡试不爽,官员多产常常不是因为理财有道,而是腐败有术,其巨额财富的源头正是手中的权力。而这,正是公众面对官员的名表、豪宅所触发的最大焦虑所在。

  毋庸讳言,从周久耕到杨达才再到蔡彬,包括峥嵘一现的“表叔厅长”,这种腐败猜想正在泛滥,不只是针对被曝官员的家财,也在指向越来越多官员的财产合法性。对政府部门和官员来说,每一次腐败猜想的出现乃至证实,都是公信力的一次磨损与流失。

  很多时候,一起案件的查处,一个问题官员的现形,会让一些人“触类旁通”,在尽情“扒粪”与人肉搜索的喧哗中,本能地把官员的一切所有物置于怀疑目光之下。这样的民间点射、抽样反腐,虽然能撂倒三两个,但却具有较大的偶然性,容易造成“误伤”,更会加深官民之间的信任裂痕。

  因此,在权力背景下,官员难以自证其财产清白,只有通过制度和程序进行公开,才能为其财产开具合法证明,逐渐走出斩不断、理还乱的腐败猜想。同时,及时而动态的公示,也能有效封堵官员通过权力致富的可能。而对老百姓来说,官员财富多不多,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更关键的是其来路正不正,这同样需要客观真实的信息作为监督入口。

  “表哥”杨达才和“表叔厅长”被曝光后,都出现了大学生向有关部门申请公开其工资的事情,这反映了公众的参与意识正在觉醒,也寄寓了人们对制度反腐的期待。对此,政府部门更应顺势而为,加快完善落实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在公开透明、协同治理的基础上,推进反腐工作,提振政府公信力。(来源:《京华时报》)

(责任编辑:章斐然、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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