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卸任后去向调查：任职企业多被人诟病

　　综合新华社、《东方早报》报道

　　7月25日，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宣布任命贵州原省长石秀诗、山东原省长韩寓群、国税总局原副局长崔俊慧为该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另据新华社报道，慈善组织等民间组织也成为卸任官员的一个重要去处，一些慈善组织甚至成了“老干部俱乐部”，这种现象对当前慈善组织去行政化带来难度。

　　卸任官员去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已屡见不鲜，在慈善组织任职也很常见。除了这些，卸任官员还有哪些去处？卸任官员“再就业”利弊如何？应该如何约束和监管？

　　转向学界，著书立说

　　卸任官员进入高校或院系担任领导或兼职教授，成为一种趋势。比如，中国驻法国前大使吴建民卸任后，出任外交学院院长；国务院新闻办前主任赵启正卸任后，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财政部前副部长金立群退休后，成为河南大学客座教授，并同时出任博士生导师。

　　一些退休政要则著书立说。比如国务院前总理李鹏卸任后，在2004年到2006年间，先后出版了四部日记体回忆录，披露了一些决策内幕。

　　任职协会、基金会

　　一些官员退休后选择前往具有官方背景的协会任职。比如，前国务委员唐家璇是学日语出身的外交家，在退休之后，他出任中日友好协会新一任会长。再如商务部前部长陈德铭，退休后出任海协会会长。

　　任职基金会的退休官员也不少。比如，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教育部前副部长张保庆，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卫生部前副部长殷大奎，他们真正参与基金会的日常工作，是基金会的全职工作人员，并日渐成为基金会的核心。

　　从事慈善公益

　　2004年，国务院前副总理钱其琛将《外交十记》约70万元版税全部捐赠出来，在外交学院设立奖学金；同年11月，全国政协前主席李瑞环在天津创办“桑梓助学基金会”，并捐赠稿费110万元；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成思危成立“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并出任该会理事长，目前已累计投入公益基金2300多万元。

　　还乡务农

　　海南省前副省长陈苏厚退休后回到家乡，带领当地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发展香蕉、橡胶、反季节蔬菜种植业，还组织村民们筑桥铺路、修建水利设施、改造电网、兴建农贸市场、卫生院和文化活动中心。湖北省前政法委书记刘荣礼退休后，也选择在咸宁一个乡村自费办起农业试验园，当起了农民。

　　进入国家智囊团

　　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退休一年后，于2009年出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该中心是时任总理温家宝亲自批示成立的新型“智库”。这个“智库”还包括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前主任王春正、广东前省长卢瑞华等。又比如，外经贸部前副部长龙永图2003年初出任博鳌论坛的秘书长，致力于让博鳌论坛成为最活跃的国际经济论坛，成为全球研究亚洲问题最权威的智囊机构和高层次的对话平台。

　　[观察]

　　卸任官员企业任职多被人诟病

　　退休干部的大量任职已对国内慈善事业造成多方面的影响。最被社会诟病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任职时多是领导任命，即使有选举也是走过场，使得一些地方的慈善组织成了老干部“俱乐部”；二是募捐时常以行政影响力来影响捐助人，造成“以权募捐”的事实；三是运用捐款时缺少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慈善效果差。

　　另一个为人诟病的现象，是退休官员在企业任职。

　　有报道认为，一些退休官员任职企业，游走在法律与纪律的灰色地带，对他们监督存在盲区，容易产生各种经济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成思危就曾批评国内独董制度装饰性过强，有的专家、学者同时在多家上市公司担任独董，没有足够时间和精力履行义务和责任。但也有人为，很大程度上企业不在意独立董事会“作出独立判断”，而在意退休高官长期仕途累积的丰富人脉、关系“资源”。

　　《公务员法》中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但现实中，很难判断某些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是否“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建君认为，走向制度化、法治化才是官商关系的必然发展趋势，应完善对退休官员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