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慧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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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统计显示，欧盟人口约占世界9%，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25%，而福利开支却占世界50%。很多人或许对欧洲的高福利顶礼膜拜，但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不仅成为欧洲难以承受之重，而且日益侵蚀着欧洲的竞争力，使其在全球政治和经济舞台上雄风不再。

　　

　　从摇篮到坟墓，福利高的让人“赞不绝口”

　　“在比利时，孩子只需要母亲生下来，其他的事情都是政府管。”一位嫁到比利时的中国妇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对比利时的高福利赞不绝口，“在怀孕第六个月就可以向政府申请生育金，第一个孩子可申请1064.79欧元，如果是双胞胎，可申请两份，第二个孩子可申请801.13欧元，如果再生，每个新生儿还可以得到801.13欧元。”

　　据悉，在比利时，孩子都由政府抚养。根据相关政策，每个孩子小的时候每月可从政府得到一笔牛奶金，从出生到18岁，政府每月还会支付一定的抚养金。18岁以后的成人如果还在读书，或者没有工作，每年只要提交相关证明材料，还可以从政府领取抚养金，直到25岁。比利时的中小学完全免费，不仅如此，每个学生每月还可以通过申请从政府得到一笔上学金。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比利时很多人在失业之后不仅不感到沮丧，反而还有一丝窃喜。一名30岁出头的男子前几年在布鲁塞尔一家报社工作，去年报社裁人时他失去了工作，至今还在待业。“没有了工作，虽然收入少点儿，但基本生活没有问题，而且还有大把时间干些自己想干的事情。”他一脸轻松地对记者说。据他介绍，对于失业者，比利时政府一般每月会提供500到600欧元的失业金，大学本科学历以上的失业者会得到更高的失业金。

　　在比利时，可以先看病后交钱，医药费可以报销70%。买房可以贷款，不仅房贷利率超低，只有2%到3%，而且借贷手续3个工作日就可以完成。65岁是退休年龄，退休者每月至少可领取800欧元养老金，如果在工作时交纳退休保险，还可以领取一笔不菲的退休金。一个人去世后，政府会支付一笔可观的丧葬费。

　　“比利时是一个福利国家，其高福利制度把一个人的生老病死都给包了，人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所以大都是‘月光族’，几乎把每个月的收入都花得精光。”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政治学系彼得·伯森斯教授对本报记者说，不过相比之下，比利时还不是欧洲福利水平最高的国家，欧洲福利水平最高的国家在北欧，比利时的福利水平和德国、法国、荷兰等西欧国家基本持平，西欧国家的福利水平总体上比南欧国家要高一些。

　　福利制度风光不再，已步入“青铜时代”

　　何谓福利国家？尽管说法不一，但学界普遍认可的一个定义是，长期实行大规模社会福利和保障政策的国家可称为福利国家。“福利国家的概念是欧洲社会创造的，一般是指为国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福利待遇的国家。福利国家也可以量化，即很多经济学家定义的那样，把国民生产总值20%及以上用于社会福利和教育的国家就是福利国家。”伯森斯向本报记者解释道，欧盟人口占世界9%，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25%，而福利开支却占世界50%，因此欧盟多数国家是福利国家。

　　西班牙国家研究理事会下属研究机构公共产品与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路易斯·莫里诺撰文指出，福利国家出现于二战之后的西欧，英国于1948年率先建成福利国家，之后西欧各国纷纷效仿，再之后西欧国家的福利制度又受到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推崇。1945年到1975年这30年是欧洲福利制度的“黄金时代”，从战争创伤中恢复元气的欧洲工业化国家经济向好，通过税收等途径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使政府有能力实行再分配和大规模的转移支付。

　　“欧洲的福利制度虽然很诱人，但因为其不可持续性，在一阵风光之后便步入下行通道。” 莫里诺认为，1976至2007年是欧洲福利制度的“白银时代”，该制度在继续带来积极效果的同时，其弊端和缺陷也日益显现。“高福利是建立在高税收之上的，如果没有了高税收，高福利便成为空中楼阁。高税收导致富人和资本外逃，资本不足又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工人失业严重，从而导致更多的社会福利需求，结果政府不得不提高税收以支撑福利开支。高税收则进一步逼迫资本外逃，如此反复，福利国家的经济就陷到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之中。”

　　莫里诺在文章中重点指出，2008年之后，欧洲福利制度便一头栽进“青铜时代”。“在‘白银时代’，如果及时调整，欧洲福利制度还是有重新焕发生机的可能，但在‘青铜时代’，这一制度的所有弊端集中爆发，所以它距离寿终正寝不远了。”网络杂志《美国思想者》载文断言，欧洲福利制度不仅是欧债危机的罪魁祸首，而且至今拖累欧元区经济一蹶不振。“欧洲福利制度没有未来，因为它是一朵恶之花，会从根本上侵蚀欧洲的竞争力。”

　　面对选票政治，改革高福利难有作为

　　有分析指出，高福利严重拖累欧洲经济发展，使欧洲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大受削弱。高福利忽视市场配置机制，片面强调提高劳动者保障水平，从而加重了欧洲企业社会税费负担，使其无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胜出。不少欧洲企业都将实业转移到其他地方，也导致欧洲产业空心化，经济难振。由于经济不振，政府税收越来越少，而要维持不降反增的福利支出规模，各国政府只能举债度日，政府的债务规模越来越大。希腊债务危机正是欧洲不能承受之高福利的集中体现。

　　另外，由于大量资金被用于社会福利和消费，生产性投资和科研创新所需的资金却十分匮乏，经济发展受到制约。目前欧盟研发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足2%，而美国则为2.6%，日本为3.4%。欧盟约有1/4的小学生阅读能力弱，50%的人尽管接受过中等水平的教育但经常达不到就业要求。

　　本报记者前不久在希腊采访时遇到一位失业者，他两年前从一家外企失业，至今没有工作。他对记者说：“我不是不愿意工作，也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没找到一份薪水与我之前那份工作相当的工作。” 根据希腊的福利制度，一个失业人员领取失业金的多少取决于失业前的薪酬水平，故失业者宁可等待一份高薪工作，也不急着再就业。有分析认为，希腊的福利制度无形之中助长了失业延长和技能退化。

　　“高福利给欧洲带来的最为负面的结果是在精神层面，剥夺了欧洲人的斗志，让他们意志消沉。”欧盟知名智库布鲁格经济研究所所长宫塔姆·沃尔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欧洲现在看上去暮气沉沉，这不仅仅是因为人口老龄化问题异常严峻，也与广大年轻人好逸恶劳、缺乏进取精神有着密切关系。“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社会保障系统，以奖勤罚懒，而不是滋生懒汉。”

　　有分析认为，虽然欧洲很多人都充分意识到必须要改革现有高福利制度，但每当政府计划削减福利支出时，利益集团和广大民众便会群起而反对。在选票政治的作用下，欧洲很少有政客敢在这个问题上大动干戈。目前来看，欧洲已经深陷“高福利、高失业、高债务和低增长”的泥潭而难以自拔。

　　（本报布鲁塞尔8月20日电）

　　《 人民日报 》（ 2015年08月21日 2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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