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泸溪县辰河高腔传习所，演员们正在排演新戏。 　　冯 佳摄

在泸溪县，传承人正在制作地方特色非遗“苗族挑花”。 　　本报记者 郑海鸥摄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明确提出“贫困县全部摘帽”。摘掉贫困县的帽子，文化不能“拖后腿”，需要以公共文化服务的不断提质增效，保障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那么，我国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现状究竟怎么样？文化扶贫的重点在哪里？应该采取哪些有针对性的文化扶贫措施？……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来到拥有37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湖南省，重点考察了地处罗霄山脉连片贫困地区的茶陵县和炎陵县、地处武陵山脉连片贫困地区的沅陵县和泸溪县。

　　服务原始、资金短缺，须转变发展思路

　　“我们这里是‘九山半水半分田’，人们分散居住，经济发展落后，专门来看书的人的确较少。”沅陵县麻溪铺镇宣传委员李莉诚恳地说。在沅陵县麻溪铺镇庄田村，农家书屋里的几千册书都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而外借图书登记簿上的借书记录也为数不多。

　　据了解，2014年，沅陵县农村贫困发生率为18.43%，而我国的贫困发生率是8.5%；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419元，而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0489元，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程度可见一斑。

　　茶陵县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茶陵县拥有22个乡镇综合文化站，359个农家书屋。因财力短缺，80%以上综合文化站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不齐全或设施陈旧老化。大多数农家书屋的图书陈旧，阅报室难以满足农民的报纸阅读需求，一些农家书屋的图书仍然是当年开办时县、市图书馆及个人捐赠的读本，图书种类比较单一。由于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山区乡镇及行政村落的基本文化设施的维护与更新缺乏资金来源，仅靠地方财政提供的每年800至3000元的维护经费来支撑运行。

　　可见，受自然、交通和经济条件的制约，固定设施、近距离服务在这些地区的投入大、效能低，很难真正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上海社科院教授巫志南谈道，“这时候就应该采用数字服务和流动服务。数字一体机能把优质的内容送到百姓家，以文化方舱为代表的流动服务可以深入到最边远的山区，能够在农闲、农民工返乡时提供集中服务。实际上，除了方便高效，数字和流动服务的投入和运行成本要远远低于固定设施。让贫困地区‘一步走向现代化’，这也契合国家倡导的‘反弹琵琶’的题中之义。”

　　贫困地区遇到的最大困难还是资金短缺。这一方面是由于贫困地区自身缺乏足够财力去支持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另一方面则是没有把国家支持的资金用到“刀刃上”。

　　调查过程中，记者发现：对于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定位是什么、重点在哪里、怎么建、给谁用等问题的理解上，地方领导常常认识不一，也就导致部分地区工作开展偏差较大：有的地区将建设资金集中花费在市州，有的用于标志性设施建设，致使乡镇、村的文化建设和管理资金缺乏。

　　更为严峻的是，多地的县级图书馆、文化馆仅依赖国家免费开放资金勉强维持，比如，茶陵县图书馆一年经费10万元，除了购买数据库外，每年图书采购经费不足8万元，难以达到考核标准。

　　而到了镇、村，即便是国家免费开放资金也常被“挪作他用”。“乡镇财政通常是‘大锅饭’，作为惯例，文化资金经常用于弥补其他工作的不足，很少专项用于文化。”李莉问，是否可以探讨实施专款专用的文化专项资金？

　　巫志南谈道，要抓好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重点和难点在县这一级。多年来，国家扶持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发展已有较大力度和投入，但到了基层往往目标不确定、任务不落实、资金不到位。

　　“地方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大对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重要性认识，在此基础上，必须加强目标考核、过程监管、资金管理、督查问责和责任追究制度建设。以刚性制度为解决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供根本保障。”巫志南建议。

　　人才短板、各自为政，应统筹形成合力

　　“全县有23个文化站，44名在岗人员以30至50岁为主，人员普遍老化，缺乏办事和创新的热情。另外，专业人才稀缺，全县文化站里仅1人有文化特长。”沅陵县文化馆馆长刘武华说。更为棘手的是，文化站人员很少有“纯搞文化的”，基本都需要配合做好乡镇安排的计生、党建等其他工作，造成文化站人员只有在迎接检查与举办大型活动时工作到位，其他时间较少开展文化服务。“文化专干”却不专职、不专业，导致“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文化一亩三分地”。

　　记者调研发现，名义上各乡镇文化站有2名编制内工作人员、村有1名文化管理员，但一人兼多职、有人不在岗、“用不得其人”比较普遍。

　　历时10年、专注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湖南衡阳基层调研，也发现了基层文化机构普遍存在的人才稀缺问题。

　　衡阳市图书馆馆长刘忠平坦言，“现在全市图书馆系统的人不少，但专业人才非常少，严重制约了图书馆的长远和持续发展能力。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基层图书馆进人用人不公开招聘，缺乏人才引入机制。”

　　于是，一些地区开始发掘和利用本地乡土人才或者发挥退休人员、积极分子的热度，致力于建立专兼职结合的基层文化队伍。

　　在茶陵县腰陂镇东山村，农家书屋与村老年人协会、关心下一代协会共用一室，位于村委会一层。农家书屋平时由老年协会的退休村支书陈运喜管理，书屋虽小，人气却较旺。“我们老年协会的人空闲时间多，也有干事热情，可以保证书屋每年开放360天左右。”陈运喜说，他是个老文化志愿者了，农家书屋的管理也让他的退休生活更加丰富。

　　李莉观察到，农村有许多乡土文化能人和文艺爱好者，却缺乏一个让他们发光发热的平台，于是她设想：“通过政府购买，调动各类民间文化人才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到基层文化设施管理和服务提供，这样就能一箭双雕”。

　　除了人才缺乏，贫困地区的图书馆、文化馆的体系化程度也很低，从而让有限的资源分散投入，有专家比喻，这就好比“把一把盐撒在了十几口大锅里”，造成了各自为政、重复建设、低效运转等问题。

　　《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以县级文化馆、图书馆为中心推进总分馆制建设。“而这些地区的图书馆、文化馆等县级骨干公共文化机构，基本仅限于利用本单位的场地和设施开展服务，与镇、村的关系不大，资源支持、业务指导等没有开展。”北京大学教授李国新指出，“包括衡阳全市的图书馆在内，我国中西部地区对总分馆的认识水平普遍不够，各自处于‘孤岛化’运行状态。如果让县域内的文化资源‘动起来’、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公共文化服务便能提升效能。”

　　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确保精准扶贫

　　《意见》提出，支持老少边穷地区挖掘、开发、利用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充实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实际上，挖掘、开发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来充实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以旅游等文化产业发展来带动文化事业，都是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提升自身“造血”能力、自我扶贫的突围方向。

　　比如，沅陵县将县民间戏剧传承中心兼歌舞艺术剧团、泸溪县将辰河高腔传习所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结合起来，以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式，既保护和传承了特色地方戏，又经常性地把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戏送到基层，让公共文化服务充满活力。

　　炎陵县则确立了以旅游为重点的脱贫路径，实施“文化强县”战略，对客家、畲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十分重视，组织开展了客家民俗文化节、畲族文化节、炎帝节等系列活动，收效明显。

　　在人才培养和素质提升上，泸溪县以学校为切口，在县第一职业中学全部6个专业开设地方特色非遗“踏虎凿花”的传授课程，为社会输送着集现代化技能和特色文化“一技之长”于一身的专业人才；炎陵县则出台了《炎陵县文化人才发展办法》，通过采取跟班学习、选派挂职、培训教育、评选优秀等形式，提高文化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

　　而在刚性制度的设计方面，茶陵县建立了奖优罚劣的制度——通过“千分制”考核的文化惠民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将文化资金拨付与文化考核挂钩。“我们明确5个方面的考核内容总分1000分，按考核得分将各乡镇年度文化工作划分为四类，按不同的比例拨付文化资金；把考核结果与评优评先、乡镇相关人员待遇挂钩。”茶陵县文体广新局局长刘小元介绍，考核实施后，一是乡村文化资金打破了平均分配的惯例，激活了乡镇、村办文化的热情，去年每个乡镇自行组织群众文艺活动10次以上、参加活动人员5000人次以上、开展培训5次以上、参训人员200人次以上；二是在实现文化经费专款专用的基础上，全县各乡镇、村还加大了文化活动投入，仅去年就比上年度增加了300万元以上。

　　巫志南说，我国有832个国家级贫困县，14个连片贫困地区，除了各地存在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各地的实际情况都不一样，因此，要摘掉贫困县的帽子、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文化也需要“精准扶贫”，必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一县一策”，确保各地在人、财、物、运行机制等方面的问题能得到有效解决。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