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撑全球常态增长的根基不牢，一些风险或不确定性随时可能打断目前脆弱的复苏进程，恐怕是人们对2016年世界经济表示忧虑的主因。

IMF数据统计，2015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1%。较之1990年—2007年全球年均增长率3.2%，3.1%的增速应属常态。然而，看似进入常态的全球增长是在超低利率条件下才得以勉强维持。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2009年以来采取了极度扩张货币政策。这种以降低名义利率和实施非常规量化宽松政策为主要手段的需求管理政策，在危机初期对遏制衰退和促进复苏方面取得了一些效果，以至于发达经济体在2015年实现了增长提速目标。然而必须看到的是，这种非常规政策的副作用巨大，其不可持续性日渐明显。

超低利率政策的负面结果主要体现在全球债务水平在过去几年屡创历史新高。据国际清算银行估计，1999年—2014年，发达经济体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从67%上升到了279%。新兴市场经济体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从37%上升到了157%。低利率和高负债是一个自我强化并终将崩溃的组合。一旦利率、负债水平和资产价格组合中的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造成连锁反应式的金融市场波动甚至崩溃。

超低利率也构成了资产泡沫不断膨胀的直接原因。当今全球股票市值已大大超过2007年的规模，美国住房市场指数也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水平。在超低利率背景下，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及各类资产管理公司转向高风险的境内外投资。同时，它还导致资源错配，使一些本该倒闭的企业得以勉强维持，使本该进行的结构改革与调整一再推迟。如此之低的利率也使各国央行在下一次危机来临之际陷入无计可施的境地。

近年来，美国政府在是否维持超级扩张性货币政策问题上进退维谷。2015年10月美国失业率已低至5.0%，接近自然失业率水平，工资也出现了增长迹象。再考虑到超低利率造成的上述一系列不良后果，美联储终于在去年末加息。然而，美欧日目前的通货膨胀率处于极低水平，不少人担心出现通货紧缩，许多新兴经济体的公司美元债台高筑。如果美联储对加息强度、速率与节点把握失当，有可能会拖累甚至葬送持续了6年的脆弱复苏。

发达经济体特别是业绩突出的美国，其中长期增长基础令人堪忧。过去3年，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几乎为零，未来10年工作年龄劳动力增长将从0.6%降至0.2%，革命性技术突破至少目前看仍在酝酿之中。所有这些均表明，美国的潜在增长率将处于趋势性下降通道。欧洲和日本的人口结构不利趋势较之美国更甚，其结构性问题根深蒂固。在美国已停止量化宽松政策并开始加息之际，欧洲、日本与美国背道而驰的需求管理政策的效果，势必要进一步打折扣。

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出现了结构性放缓与周期性放缓叠加的局面。IMF研究显示，新兴经济体普遍存在着过度监管与监管不足、产权保护不力、促进技术和机制创新的改革缺位；大多数低收入国家都受到基础设施匮乏的困扰；一些国家劳动抚养比较高且性别失衡比较严重；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移规模和速度放慢。导致新兴经济体周期性放缓的因素，既包括发达经济体因过度担心通胀和抑制资产泡沫而采取的紧缩政策，也包括自身金融自由化引发的金融动荡风险，还包括各国为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可能奉行的竞争性汇率政策。

2016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中国经济也面临困难和挑战，特别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但中国经济发展基本面是好的。中国经济潜力大，韧性强，回旋余地大。科技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国内要素更有效地流动、国际规则不断完善等，是支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有利因素。中国正在不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依靠改革创新加快新动能成长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中国有能力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我们对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为3.0%，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通过经济调整谋求新的增长动力的同时，要采取防范措施，为可能爆发的某种形式的金融危机做好应对准备。

作者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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