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经费占GDP比重写入地方政府工作报告
建设创新型国家 研发投入多少合适
2015年起,广东中山率先在全市范围内实施科技创新券制度,引导企业持续加大研发经费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2015年,中山共有180家企业领取科技创新券356张,合计面额1896万元,截至12月,共有105家企业对228张科技创新券提出兑现申请,经审核,实际兑现科技创新券183张、1035.09万元。
今年1月以来,地方两会相继召开,创新创业成为了与会代表广泛讨论的议题。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衡量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下称研发投入强度)指标被许多省区市写入了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
资源配置不同,各省市没必要攀比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指统计年度内全社会实际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经费支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占GDP的比重,即研发投入强度,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投入水平最为重要的指标。
中国青年报记者梳理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发现,宁夏提出,2016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到GDP的1%以上;河北提出,2016年全省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达到1.3%。更多的省区市将该指标纳入当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其中,云南的目标是达到1.5%以上,广西为2%,山东为2.6%,江苏、浙江、广东的目标为2.8%,上海的目标为保持在3.5%以上。福建则表示,“十三五”时期省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5%以上。
实际上,各地的研发投入强度一直存在差异。《201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共有北京、上海等8省市的研发投入强度超过2.05%的全国平均水平。然而,内蒙古、江西等11个中西部省区的研发投入强度却不到1%。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宋卫国认为,各地区研发投入强度很不均衡的现状,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有关。这反映在,东部省市的研发投入强度比西部高,城市化水平较高的省市研发投入强度相对较高。
因此,宋卫国表示,“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不是每个省区市的研发投入强度高就一定好,每个地区的资源配置不同,各省区市没必要攀比。”
据宋卫国了解,部分科技强省区市研发投入强度的目标已经有所下调。“比如北京2014年5.95%的研发投入强度在世界上已经算非常高了,让它继续保持这个经费增长是比较难的,今后北京的目标有可能降到5.5%左右。”
针对科研实力较弱的西部,宋卫国建议这些省区可以在研发成果应用、科技服务和科技培训领域加大投入,力争在科研成果的转化方面有所突破,从而与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领域投入较多的东部省市形成有效的分工。
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教授孙玉涛则表示,研发投入强度的地区差异在欧美各国广泛存在。例如,美国的研发经费投入主要集中在东部的纽约州、马萨诸塞州及西部的加州、南部的德州,中部的研发经费投入就很小。但是,“只有科技成果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通,研发薄弱的省市才可以通过技术交易获取科技成果,支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迈过了创新型国家的门槛
相比于地区差异,研发投入强度的国家差异更为学界所关注。
美国巴特尔纪念研究所和《研发杂志》联合发布的《2014年全球研发经费预测》显示,2014年,以色列的研发投入强度达到4.2%,日本、韩国、瑞典的研发投入强度为3.4%~3.6%,美国为2.8%,“金砖国家”印度、南非、巴西、俄罗斯的研发投入强度分别为0.9%、1%、1.3%、1.5%。国家统计局去年1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为2.05%。
国家之间研发投入强度的差异,同样与各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关系密切。宋卫国比较发现,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入强度很少达到1%,而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指标都超过了2%。“只有一个国家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时,这个指标才会上涨。”
宋卫国说,世界上研发经费较高的国家不多,他所在单位经常统计的前40个国家的研发经费投入一般占全世界总投入的95%以上。目前研发投入强度超过2%的国家有20个左右,中国处在第15名。“在所有国家中属于第二梯队,在发展中国家中排名第一。”
至于以色列、韩国等研发投入强度超过3%的国家,宋卫国认为,“它们国土面积小、自然资源少,只有搞研发才能比别人强,所以政府主导造成了这些国家较高的研发投入。”这点与中国很相似,“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高,也是因为政府重视和引导,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
孙玉涛同样提到了2%的重要节点。“2%是创新型国家门槛性的投入强度。从国际上来看,2014年中国2.05%的研发投入强度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达到2%以上刚两年,时间还比较短。”
“有些国家很早就达到并稳定在较高的投入强度了,它不是一直增长的,像美国很早就是2.5%~2.8%了。”因此,孙玉涛建议道:“我们以后的主要任务,是把研发投入强度继续维持在2%以上,如果能向2.5%左右迈进的话会更好,但是像以色列、日本那样超过3%的可能性不大;同时,研发经费管理需要从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提高研究经费的使用效率。”
2.5%的目标该如何实现
中国跨越创新型国家门槛的道路并不轻松。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显示,1994年中国的研发经费投入为306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为0.64%。到了2014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攀升至13015.6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也上升为2.05%,研发投入强度年均增幅7.05%。其中,1994年至1999年,增幅为2.4%;1999年至2009年,增幅为9.4%;2009年至2014年,增幅为7%。
“2006年国家提出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后,研发投入的增幅有所提高。”孙玉涛说,“然而,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研发投入强度不可能大幅增长。”
宋卫国认为,20年来中国研发投入强度逐渐递增,与这一时期的经济高速发展态势有关,而且伴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政府重视程度的加大。“但是,受经济大环境影响,这个指标继续上升的难度较大。经过高速增长后,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将会进入一个比较平缓的增长阶段。”
在1月11日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占GDP比重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创新驱动的重要指标,2015年预计为2.1%,没有实现‘十二五’期间达到2.2%的目标。这表明我国整体科技投入和经济发展规模不匹配。‘十三五’要实现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至2020年)确定的2.5%的目标任重道远,需要增强社会各方面的投入。”
然而,宋卫国认为实现这个目标并不乐观。“2.5%的研发投入强度与GDP增速有关系。如果GDP增速降下来,那么研发经费增速要大于GDP增速3个百分点,2.5%的目标才能实现。”
“前几年研发经费增速可以达到12%,现在研发经费增速是9.2%。要实现2.5%这一目标的话,今后5年研发经费增速要达到10%以上,但是按照近两年的经济发展态势来看,我觉得难度会比较大。”宋卫国说。
研发投入结构亟待优化
在专家们看来,除了要保持目前的研发投入强度外,我国研发经费的支出结构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
中国的基础研究占总支出的比例较低,一直被学者们诟病。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占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4.7%、10.8%和84.5%。
不过,宋卫国认为,基础研究投入低,与中国当下的发展阶段有关。“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也是这样,基础研究不行,但是技术引用转化好。后来,全球开始强调知识产权保护,日本才开始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所以这几年日本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也多了起来。”
但是,宋卫国强调,人们更应该注意到,中国企业在基础研究中的投入微乎其微。因为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大部分都是规模以上企业,其中很多是国企,自身的研发能力并不突出。今后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这些大型国企必须要加强研发经费的投入。
相比于基础研究的投入不足,孙玉涛认为中国应用研究投入下滑的问题更为严重。孙玉涛说,以前中科院系统的许多国立研究所负责应用研究,后来这些国立研究所转制成了企业。成为企业后,它们要自负盈亏,就把原来的应用研究改成试验发展了。
政府投入与企业投入的比例,则是学者们争论的另一个焦点问题。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企业、政府属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经费支出所占比重分别为77.3%、14.8%和6.9%,全国研发经费中来源于政府的资金占比为20.3%。
孙玉涛表示,他曾经研究过,当欧美各国研发投入强度为2%的时候,政府投入的比例很高。“从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看,政府投入的比例应该30%左右比较合适。”
他说,1995年国家作科技规划的时候,曾经提出企业投入占总研发投入的比例要超过50%。国家想通过这种方式,确立企业在研发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虽然后来的政府投入也在增长,但是没有超过企业投入的增幅。
不过,孙玉涛认为,不能从现在的企业投入占比很高,就判断企业成了研发活动的主体。“企业主体地位的确定,不光要看它投了多少钱,关键要看它是不是按市场规则使用这笔钱。比如说央企和国企在研发方面投的钱,有些就不是市场行为。”
宋卫国表示,目前政府的大部分科技经费还是投向了研发成果应用转化领域,今后政府的科技经费支出要倾向于研发投入,投向有原始创新能力的项目。此外,国家还应该继续执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扩大适用企业范围,特别是要把这项政策在中西部地区贯彻落实。(记者 史额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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