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图书的出版，成了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文化行为，而非市场行为。

日前，图书咨询机构“开卷”发布了一份滞销书数据报告。报告显示，从 2014年1月到 2017年10月，综合中国大陆实体店、网店及零售3个渠道数据，年销售数量小于10本的图书，占全部图书品种的45.19%；年销售数量小于5本的图书，占全部图书品种的34.5%。

看上去，这个数字还是很具视觉冲击力的。将近一半的书，年销售量不到10本。也就是说，当我们走进书店，在琳琅满目、一望无际的书柜中，已经是千挑万选、披沙拣金之后剩下的了。大量的书连进入消费者视野的机会都没有，从生产车间直接到了积压库房，根本无缘在书架上流连一番。

对于这个数字，自然可以从中得出很多严肃解读，诸如图书出版大量浪费、国人普遍阅读水准偏低、市场发育不完善等。这些解读自然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处于塔尖的产品总归是少数。以电视剧市场为例，2015年一年拍了1.6万集国产电视剧，播出8000多集，50%的剧目都难见天日。而在播出的这些剧目里面，80%的收视率达不到0.5%的及格线，沦为炮灰。任何一个市场，总归是有大量垫在下面的炮灰，图书市场也未能例外。

更何况，在近些年网络普及、数字出版的冲击下，图书出版中消费市场的属性已有所淡化，日渐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许多图书的出版，成了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文化行为，而非市场行为。

笔者曾收到大学教师相赠的著作一本，其实就是他当年的博士论文。虽然书的版权页没写印数，但据笔者估计，该书的题目就已经如同天书，无论怎么卖力吆喝，行情实在堪忧。类似情况大量存在，无论是为文献留存出版的学术滞销书，亦或是为自我欣赏而出版的个人散文集，许多的出书行为早已远离纯粹的利益考量，只要不是花公款替个人埋单，倒也不妨将之纳入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视其为个人需求、社会效益、情感偏好、文化习惯等综合因素叠加的复杂行为模式。

倘若我们执着于数据表述的宏大叙事，将图书出版套入以成本、收益的典型经济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导向，未必就能得出理想的结论。众所周知，图书出版效益较高的种类，不外乎教辅、鸡汤、炒股、成功学，倘若图书市场一股脑全转向这个领域，执着于消灭年售不超过10本的书，此种景象或许才值得焦虑。

今天我们提倡阅读，似乎格外重视图书的销售量、阅读量，希望从数字表现上得到社会演进的例证。但是，对一些并不理想的图书销售大为敏感，未免过于忧心忡忡了。其实，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纸质阅读未必就比网络阅读带有更高级的价值意义。我们提倡阅读型社会，不妨梳理清楚，阅读的意义是什么？或许是人格的涵养、知识的启蒙、共识的凝聚。社会所该聚焦的，更当是知识环境是否足够自由畅达、包容有序，这才是阅读意义的指向所在。对于个别数字上的“尴尬”，其实倒也不必那么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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