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市民群体边缘化生存 制度障碍制约角色之变--新农村--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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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民群体边缘化生存 制度障碍制约角色之变

丁文杰 杨玉华 郭嘉轩

2011年07月12日17:31    来源:《半月谈》     手机看新闻

  
新市民融入,城市准备好了吗?


  新市民群体边缘化生存状态调查

  编者按: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成为新市民。这些新市民与农民工和其他流动人口不同,他们失去了土地,拥有了城市户籍和住房,他们是新市民群体。

  本期专题将聚焦这个新市民群体,围绕人的城市化这一命题,调查新市民在融入城市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困惑,求解新市民融入城市的办法,探索创新城市服务与管理的路径。(《半月谈》2011年第13期)

  低保障、忧未来:胡杏云的“半城市化”生活

  如果没有拆迁,胡杏云的乡村生活算得上优越。作为安徽池州市梅龙镇的乡村医生,她有技术,与他人合伙开了一间诊所,并被纳入新农合的定点医疗点,每年的行医收入不菲。对稳定富裕的生活,胡杏云充满信心。然而,快速来临的城市化改变了胡杏云和乡亲们的生活。

  一年前,胡杏云所在镇要建立新产业城,被列入征地拆迁范围。按照补偿安置协议,她家的土地补偿加上房屋拆迁补偿总共获得了18万余元。而购买两套新房需支付7万元,缴纳养老保险需1万余元,剩下的10万余元对胡杏云来说是“最后身家”。

  在胡杏云的村子里,许多村民和她一样对未来的生活感到担忧。没有一线大城市郊区优厚的补偿,胡杏云和乡亲们很难成为“拆迁富”,而低保障和低补偿,更让他们陷入城市化的焦虑中。

  “这些钱将来装修完房子之后估计所剩无几了。”胡杏云说,我们顶多只能算半个城里人,对城市生活没有什么期待,反倒担忧很多。前半辈子享有的土地、宅基地、诊所等资产转瞬即逝,换来的一点货币补偿将来只够补贴到装修房子中。地方政府给的保障只是最基本的养老保障,而且对她而言还要等到十几年后才生效,中间十几年的生活靠什么,她深感不安。胡杏云说,现在没了诊所,她只能赋闲在家。全家只靠丈夫每月1500元的打工收入维持生活。

  这几天胡杏云又多了一件烦心事,刚刚解决了户籍问题,读高三原本准备考艺术专业的儿子,考虑到家里生活压力的不断增大,死活不愿意再花费家里的积蓄读书。“孩子很懂事,进城上学本就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我也很理解他的心思,但是孩子是我们的希望,如果他不去念书长出息,我们改变半城市化命运的过程可能更漫长。所以,我们再苦也要找好老师给孩子补课,让孩子有机会去读好学校。只要他能考得好,我们也想办法去找找关系。”胡杏云说。

  高支出、低收入:能人王勤国的“吃老本”生活

  王勤国,55岁,原武汉市江夏区周店村农民,2004年搬进了武汉市南湖社区,成为进城的新市民。

  王勤国被村里人称为能人,早年当过生产队长,开过手扶拖拉机跑生意,后来承包了村集体80亩鱼塘,搞起了养殖和农家乐,年收入近20万元,日子过得很红火,成为十里八乡羡慕的对象。地被征后,他一家洗脚进城,按照当时的政策,全家获得了3套安置房和17万元现金,老两口还办了医保和社保,60岁以后就可以领退休金。一线大城市郊区不错的补偿让王勤国十分高兴,当年他就给两个儿子举办了婚礼,全家人都对城市生活充满了向往。

  然而渐渐地,他发现城市新生活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好。

  住在三室两厅12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里,王勤国的心情颇为复杂。形式上看,他和城里人一样住进了高楼,成了社区居民,甚至居住条件优于一些城市居民。可是,就像他至今都没有拿到这安置房的房产证一样,眼前所拥有的一切,让他总欠缺一些安全感。

  原来,土地被征收后,两个儿子只好买了两辆无牌照的“黑卡车”,给建设工地拉土石方,每个月每人赚1000多块钱,两个儿媳妇则在超市做临时工。全家每月总收入不超过5000元,但城市生活的开支却越来越大。

  王勤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家里4个人每月缴纳社保医保费1950元;三套房子的垃圾、水电、煤气费共400元;两个孙子上幼儿园的费用每月接近2000元;还有6个大人每月的生活费2000元。粗略计算每个月开支超过7000元。

  “本以为进城不种田可以享福了,可谁知道还得靠‘吃老本’生存。”王勤国说,为了补贴家用,他去年开始来到汉川的建筑工地上打工,一个月挣1000多元。“有了这点钱,两个孙子到我这来,买点饮料小吃我也能供得起了。”

  南湖社区目前居住人口近万人,大部分都是进城的新市民。这些人进城后,居住环境比以前改善了,体力劳动强度也比过去减轻了,但心理压力却比以前大多了,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稳定的就业,进城就意味着“吃老本”。

  住远郊、缺认同:张桂香的“城市边缘”生活

  尽管几年前就已经转为城市居民,住进了城市社区,但还习惯用“某村某组的某某”将周围的邻居归类。城市生活,没有拆散张桂香心中那个熟悉的乡村社会和熟人关系。

  张桂香是合肥市的新市民,几年前因征地拆迁举家城市化。按照当时的补偿方案,张桂香获得了两套房子和几万元的补偿款。她所在的小区位于合肥市区与郊县接合部,地处偏远。

  白天,小区门口停着一长溜“黑的士”,这些车都是两三万元的廉价车,都是和张桂香一样进城后没有工作的人经营的。晚上,小区门口炸烤串、下面条的各类大排档摆满门口,卖旧衣服和廉价物品的地摊生意兴隆。张桂香说,虽然现在是城市户口,住楼房,但感觉居住的环境和生活水平与城里人差距不小。

  在张桂香所在的小区采访时,记者发现不少农民进城后的心态仍然边缘。他们还习惯于进城前的乡村社会,熟人交往模式,多与具有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人交往,难与外界尤其是周边的城市市民进行交流。

  同时,配套服务机构的差距也很明显。与其他城市社区相比,这些新市民居住小区的商业、教育、卫生等配套机构和设施层次不高。这种明显的差距,让进城后的张桂香感觉与城市存在着一条看不见的鸿沟。张桂香说,在他们社区中,由于商店档次低,前来消费的除了本社区居民,几乎没有周围社区居民。

  此外,社区诊所是原来乡村医生开的,小学是专门为他们这些新市民配套建的。由于标准不高,相关的师资力量也不强,周围的小区居民不愿意到他们这个社区就业就学,宁愿花更多钱到附近大医院和重点学校看病、上学。

  “我们这些人总感觉与城市难以融合,像是游离在城市之外的另类群体。现在常常觉得自己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农村人,我们是城市里的边缘人,没有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张桂香感慨地说。(半月谈记者 丁文杰 杨玉华 郭嘉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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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闫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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