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一年半贩卖9名婴儿 每个约获利1000元--新农村--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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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一年半贩卖9名婴儿 每个约获利1000元

吴伟 孔璞

2011年07月27日08:14    来源:《新京报》     手机看新闻

  本报讯 (记者吴伟 孔璞)公安部昨日发布消息称,7月15日和7月20日,破获两起特大贩婴案,分别是“2·21特大贩卖婴儿案”和“6·8特大跨国拐卖儿童案”。目前已解救被拐儿童89名,抓获犯罪嫌疑人369名。

  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表示,为进一步打击“买方市场”,使买主“人财两空”,公安部将不再沿袭以往把被解救的被拐婴儿寄养于买主家中的方式,而是在找到亲生父母前,婴儿一律由民政部门统一安置,不得留在“买主”家。

  目前,公安部正与国家民政局协商,若通过DNA比对,实在无法查找到被拐儿童亲生父母的,由国内公民有条件领养。

  “2·21”蛰伏半年收网

  7月20日零时,公安部专案指挥部下达抓捕命令,河北、福建、广西、广东、云南、山东等14省区联合行动, 2600余名公安民警雷霆出击,彻底摧毁了这一横跨14省区的特大拐卖儿童犯罪团伙,解救儿童81名,抓获犯罪嫌疑人330名。

  贩婴者从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湖南、浙江、海南等地收集婴儿,然后分两条路线贩卖。

  一是邯郸线,他们乘坐长途车,从广州到河南鹤壁。再坐出租,至邯郸。

  二是长治线,他们乘坐长途车,从深圳到山西晋城、长治。运送人每次报酬为5000元。他们以每名儿童约4万元的价格贩卖。

  邯郸市公安部副局长王毅林说,“2·21”专案的主要嫌疑人李海军、黄声华、苏爱红等已“悉数落网”,审讯工作正在开展。

  由公安部提供的资料显示,“2·21”专案源起于今年2月河南警方的一次打拐行动,两名犯罪嫌疑人携带3名婴儿在高速公路出口处被逮捕,交代出一个涉及广东、山西、河南、河北等14个省区的特大犯罪链条。

  “6·8”切断越中贩婴通道

  7月15日14时,公安部统一指挥广西、广东两地警方联合行动,破获“6·8”特大跨国拐卖儿童案,切断了这一从越南向中国境内拐卖儿童的通道,目前已解救儿童8名,抓获犯罪嫌疑人39名,其中越南籍犯罪嫌疑人8名。

  “6·8”专案源起于2010年广西东兴市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有越南犯罪嫌疑人贩婴,他们跟踪侦查后发现,这个贩婴团伙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是越南籍,也有部分中国人参与。

  该犯罪团伙作案手段十分专业和隐蔽,组织者阿张和阿兰在广东揭阳,用手机指挥其他团伙成员。这个团伙在越南境内收集婴儿后,从中越边境的北仑河通过竹排过境。然后乘坐摩托车,从田间绕过边检站,来到广西东兴和防城港。他们一般从防城港坐长途大巴到南宁,从南宁再转乘交通工具途经广州将婴儿贩卖到广东的汕尾、揭阳一带。

  跨地区合作加强打拐

  据陈士渠介绍,该两起贩婴案件的规模是近年来罕见的,为公安部督办大案。此案引起了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的高度重视,亲自批示、组织了这两起案件的侦破工作。

  7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部署,中国将建立跨部门、跨警种、跨地区工作机制,加大打击拐卖未成年人犯罪力度,尽最大努力发现、解救失踪被拐未成年人。

  对此,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刘安成受访时表示,打拐需要很多的资源,公安机关将在人力物力上向这方面倾斜。

  据他介绍,目前警方推出国内儿童失踪快速查找机制、来历不明儿童摸排等机制,以及湄公河次区域反拐进程等合作机制,加强打拐。

  ■ 2·21专案细节

  卖一个婴儿获利千元

  一名犯罪嫌疑人称其共卖9名女婴,警方将严格追查贩婴者是否虐待婴儿

  “刘秋环”,约莫2个月大,籍贯可能为广西,她被从邯郸市肥乡县的一个村里救出后,送到邯郸社会福利院。

  在福利院,和“刘秋环”一同被解救出来的还有12名婴儿,他们都被起了“秋”字辈的名字。福利院长李俊海说,他们在院里哭了一整晚。

  卖个婴儿获利千元

  41岁的永年人苏某被收押于邯郸市永年县看守所。警方表示,他因贩卖儿童已三次被抓。他的老婆也被同案羁押。

  苏某供认,在一年半时间里,他共贩卖9名女婴,每个约获利1000元。苏某说,“我没有工作”,人口贩子会打电话问他“有活你干不干?”“我要是想过那些孩子和自己的女儿一样,就不会在这里了”,苏某承认,那些婴儿在他手中,只是“货物”。

  被关押于邯郸市第二看守所的李某在问询中表示,自己曾卖过5个女婴,每个约获利500元,通常是“先找好买家再订购”。

  曾有贩婴者丢弃病婴

  公安部打拐办的陈士渠表示,警方会严格追查犯罪团伙上线与下线交接的孩子数目是否一致,如果下线接到的孩子数目少于上线,就有可能在中途发生针对孩子的命案。

  陈表示,有的孩子生病后,犯罪分子因为成本考虑而不愿给其治病,直接找个偏僻角落或者山沟里扔掉婴儿。

  他说,有的犯罪分子会在贩婴路途中给孩子喂食过量安眠药,根据公安部门的观察,这将对孩子大脑的发育以及智力产生严重损害。

  陈士渠还表示,他并不提倡网民用微博报警,那样可能会耽误解救时机,希望人们第一时间拨打110。

  本报记者 吴伟 邯郸报道

  ■ 6·8专案现场

  特警撬开房门抓住越南籍人贩

  组织者运送者为越南籍妇女,另有中国籍疑犯负责运输,将越南婴儿贩至广东

  7月13日晚上12点,广东省揭阳市公安局的指挥中心大厅里灯火通明。

  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刘安成与广东、广西两地公安厅相关负责领导围坐在办公桌旁,作为6·8专案的总指挥部,他们需要在三个小时内,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原定凌晨3点的抓捕行动是否推迟。

  疑犯临时换行程

  根据广西东兴方面传来的信息,14日凌晨,将有两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越南籍)送两名婴儿,进入广西。6·8专案组决定,广西广东两省同时行动,将分布各地的犯罪嫌疑人一网打尽。

  但临近行动时,东兴公安机关又传来消息:因为暴雨,这两名主要犯罪嫌疑人推迟行程。

  总指挥部面临两难选择:“若行动,会漏掉重要疑犯;不行动,又有暴露的风险。”

  总指挥部最终决定“再等一等”,“等大鱼咬钩”。

  对于潜伏在前方的警察而言,这种等待并不轻松,他们一刻都不能休息,不仅要继续盯住犯罪嫌疑人,还要警惕自己不被暴露。

  “庞大”的抓捕网

  7月15日上午,广西方面传来消息,两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在中午送两名婴儿过境。广东揭阳市公安局的指挥中心立刻进入备战状态。

  一张抓捕网拉开。

  13点20分,广西方面部署好警力,等犯罪嫌疑人过北仑河,便实施抓捕。

  同时,广东揭阳公安机关的两支抓捕小组已集合完毕,负责抓捕“阿张”和“阿兰”,他们在揭阳,是贩婴团伙的组织者。

  另外两支解救小组一早在广东的汕尾郊区和揭东县埋伏就位,他们负责解救已经贩卖给当地居民的越南婴儿。

  并且,还有警力抓捕在广西负责运输的犯罪嫌疑人和在揭阳的贩婴中间人。

  民居内控制越南人贩

  14点10分,刘安成一声令下,各路警力同时出击。

  “阿张”和“阿兰”住在揭阳老城区一处民宅。警车从两个方向封住狭窄的巷子。特警手持撬棍,打开房门。屋里没有床,只铺了三张席子,住着5名女子。

  三名是越南妇女,有一名不会讲汉语;两名中国妇女坚称自己是本地人,来自揭东县。

  经照片比对,特警确认其中两名越南女子是“阿张”和“阿兰”,随后三名越南女子被拘留。

  广西警方分7个行动小组,分别盯不同犯罪嫌疑人。其中两名主要犯罪嫌疑人是越南人,而剩余8名是中国人。

  两名主要越南籍犯罪嫌疑人在东兴市某宾馆,准备交接婴儿时,被抓获。同时,参与运输的中国籍犯罪嫌疑人也被抓获。

  解救小组与抓捕小组同时行动。揭东县郊区一处工厂,警方从厂老板的房间里找到一名只有几个月大的被贩卖婴儿。跨国贩婴案终于告破。

  本报记者 孔璞 广东报道

  ■ 对话

  行动前,保密做到极致

  新京报:对于这两起案件,你有什么感受?

  刘安成: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不仅引起社会公愤,还伤及许多家庭,这种创伤很难抹去。丢100个孩子,找回99个,那对丢掉孩子的那个家庭就是100%的伤害。

  新京报:针对这两起特大贩婴案的行动,都表现出哪些特点?

  刘安成:这两次行动都是联合行动。6·8专案为广西、广东联合行动,2·21专案为河北、广东、云南等14个省区联合行动。

  新京报:还有其他特点?

  刘安成:保密几乎做到了极致。为保密,我们甚至没有事先通知民政部门,让他们都感到措手不及。

  新京报:作为6·8案件的总指挥,你如何评价广西和广东两地公安的合作?

  刘安成:我认为这一案件的破获,是两地公安机关合作的典范。此外,这一案件的切入点非常准,本来前天(7月13日)准备行动,但是为了一举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我们选择等待一天。

  “越南贩婴者很专业”

  新京报:这是中国公安部门破获的第一起跨国贩婴案吗?

  刘安成:这并非第一个,但这是第一次打掉了一个完整地下贩婴的网络,从越南籍的组织者,到越南籍的贩婴人员,以及国内参与协助的不法分子;此外还解救了一批婴儿。

  新京报:越南籍的贩婴者有些什么特点?

  刘安成:手段比较专业。比如偷渡北仑河时,他们不打电话,而是利用手电的灯光打信号,确认安全后,再过境。有时送婴儿时,他们不下船,不登陆中国的领土,直接就回去。公安边防检查站的地理位置,他们也很熟悉,他们会选择走边境山村小路,坐摩托车或者步行,绕开边检站到东兴搭乘长途客车。

  新京报:打击跨国贩婴有哪些困难?

  刘安成:许多侦查措施很难在两国同时实施。法律也有差异,需要不断的磨合。语言上也有困难。

  新京报:为何越南人贩会选择将婴儿卖至广东?

  刘安成:越南人在长相上接近广东、广西一带的人,负责运送婴儿的是越南人,如果运往北方很容易露馅。

  新京报:解救出来的越南婴儿怎么处理?

  刘安成:这又是一个难点。我们需要和越南警方合作,需要越南警方提供越南丢失儿童的记录,找孩子的父母,并化验DNA样本。现在,我们先为他们找一个条件比较好的抚养单位,再联系越南方面,找他们的父母。

  “群众介入打拐是好事”

  新京报:公安部在打拐方面有些什么新的部署?

  刘安成:首先,今后增加对打击拐卖犯罪的投入。在侦查经费、人员编制、技术装备上,各级公安机关都在充实打拐队伍,

  其次,公安部在全国实行“一长三包”制,就是公安局长必须当打拐专案组的组长,包破案、包解救、包安抚。

  新京报:公安部在今年6月1日启动全国失踪儿童快速查找机制,这是个怎样的机制?

  刘安成:以前儿童失踪,我们的工作程序是要先判断是走失了,还是被拐卖,然后才立案侦查。

  但24小时是查找儿童的黄金时间,超过24小时就事倍功半了。所以就推出这个机制,只要有儿童丢失,报案后公安机关立即列为刑事案件,动用一切侦查资源追查。

  新京报:怎么会想到推出这个机制?

  刘安成:各级公安机关对拐卖犯罪的认识愈加深刻,我们都要求民警站在失踪儿童家长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如果是自己孩子失踪怎么办,是否会调动各种资源寻找。

  新京报:在打拐方面还有些什么新举措?

  刘安成:公安部将在全国范围内摸排来历不明的儿童,通过DNA与全国失踪儿童数据库比对寻找。这主要依靠各级党委政府,通过村民委员会,用综合治理的方式,推动工作进行。

  新京报:如何看待越来越多的公众通过网络等形式,参与打拐?

  刘安成:群众介入是好事,首先在舆论上提供支持。其次也提供更多线索,使公安机关解救出更多的孩子。但要诉诸合法的行动。

  本报记者 吴伟 孔璞
(责任编辑:闫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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