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經濟發展局2月9日發布的2025年度投資報告顯示，盡管全球地緣政治與經濟環境持續動蕩，新加坡在2025年仍吸引了142億新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5.2%。其中，來自中國的投資大幅增長，佔比從2024年的僅2.5%升至20.6%，增幅接近8倍，首次超越美國，成為新加坡第二大投資來源，僅次於歐洲整體。

從業務總支出維度看，中資增長十分突出。2025年，中國企業在新加坡的總營業支出佔比從2024年的15%升至50.7%。該指標涵蓋企業運營成本、人員薪酬及租金等持續性投入，更能客觀反映外資在新加坡的實際經營深度與長期布局決心。新加坡經濟發展局主席方章文在發布會上表示，新加坡憑借穩定的政治環境、透明的法治體系、優惠的稅收政策，以及輻射東盟市場的地理優勢，成為中資企業全球化布局的首選。這種資本流向的轉變並非短期投機行為，而是建立在實體產業布局基礎上的戰略性遷移，涉及區域總部設立、研發中心建設及先進制造產能落地等長期資產投入。

從投資結構來看，2025年新加坡獲得的142億新元固定資產投資承諾中，約121億新元來自制造業相關項目，佔比高達85%。其中，半導體制造佔據主導地位，貢獻33%的固定資產投資，全球人工智能需求的爆發式增長推動了芯片、服務器等相關產品的投資熱潮，而新加坡憑借其在半導體產業鏈中的積累、佔據全球半導體市場10%以上份額和半導體設備生產20%以上份額，成功吸引了大量中資半導體企業的綠地投資和產能擴張。生物醫藥制造、特種化學品、可持續材料以及航空航天維護維修等領域同樣吸引了中資企業積極布局。這些投資並非簡單的產能轉移，而是與新加坡的“智慧國家”戰略和“2030綠色計劃”深度對接，體現了從單純的產品輸出向技術合作與生態共建的轉型升級。晶科能源、TCL中環等中國清潔能源巨頭，以及藥明生物等生物醫藥企業紛紛在新加坡設立研發中心或生產基地，顯示出中國資本正從傳統貿易與房地產領域向高技術制造業轉型升級。

中新經貿合作的深化還體現在企業運營模式的戰略性轉變上。根據新加坡中資企業協會與畢馬威聯合發布的《新加坡中資企業年度發展報告（2024—2025）》，55%的受訪中資企業將新加坡商業環境評為“優秀”，公共服務和金融體系被視為關鍵吸引力。更為重要的是，中資企業將新加坡的戰略定位已從早期的“跳板”升級為“區域總部樞紐”，超過70%的企業將柔佛—新加坡經濟特區視為產能擴張和成本管理的重要腹地，形成了“總部在新加坡、生產在柔佛”的戰略布局。這種區域產業鏈重構不僅增強了供應鏈韌性，也為《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框架下的區域一體化提供了實踐樣本。在研發領域，45%的中資企業本地員工比例超過60%，還有同等比例的企業參與本地創新，顯示出從單純投資向技術融合與人才培育的深層次轉變。

此外，中國企業在新加坡的布局也呈現出全產業鏈生態特征。字節跳動將新加坡作為全球第二總部，雇員規模已達數千人﹔螞蟻國際、閱文集團等科技公司設立區域總部，統籌東南亞業務﹔蔚來汽車、比亞迪等新能源車企依托新加坡輻射東盟市場﹔鎂睿化學等創新藥企甚至將全球總部遷至新加坡，並開設人工智能驅動的藥物研發實驗室。這種“研發+制造+銷售+資金管理”的一體化布局模式，標志著中資企業出海戰略已從簡單的市場拓展升級為全球價值鏈重構。新加坡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全球第四大外匯交易中心及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為中資企業提供資金歸集、跨境結算、融資發債等全方位金融服務，有效降低對美元體系的依賴風險。

2025年中資流入新加坡的激增也是中國與東南亞經濟融合加速的縮影。根據多家區域研究機構的數據，2025年亞太地區內部投資流動呈現顯著增長，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東盟國家的存量持續攀升。新加坡作為區域總部樞紐，既是中國資本進入印尼、越南、泰國等新興市場的門戶，也是東南亞本土企業對接中國產業鏈與消費市場的橋梁。這種雙向流動強化了新加坡在亞太經濟網絡中的節點地位，使其在全球經濟碎片化背景下，成為能夠連接東西方資本、技術與市場的穩定平台。

中資在新加坡落地也有效帶動了東盟經濟發展。“新加坡基地+東盟制造+全球銷售”的模式，正在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等國復制推廣，形成區域性產業協同網絡。例如，2025年中國對越南直接投資大幅增長，馬來西亞柔佛—新加坡經濟特區成為新的投資熱點。預計東盟國家將繼續承接中國制造業轉移產能，重塑全球供應鏈地理格局，這與東南亞制造業蓬勃發展的趨勢相契合，該區域制造業規模預計2030年將達1.6萬億美元，成為全球產業轉移的重要承接地。

不過，中新經貿合作也面臨諸多不確定性。新加坡經濟發展局在報告中警告，全球投資競爭將日趨激烈，氣候變化風險和技術進步將繼續重塑產業格局。中美關系的走向、全球最低有效稅率的實施以及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都可能影響未來投資流動的格局。

放眼未來，中資在新加坡的投資熱潮預計將持續，驅動因素包括中新自由貿易協定升級談判推進、新加坡作為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跨境試驗樞紐的角色強化，以及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日益成為中資企業海外糾紛解決的首選機構。盡管這一模式也面臨市場容量有限、區域協同成本增加以及美國可能進一步收緊“友岸外包”規則等的潛在挑戰，但在可預見的將來，新加坡模式仍將是中資企業突破貿易壁壘、布局全球市場的最優解之一，其示范效應將持續推動中國與東南亞經濟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