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物價合理回升作為貨幣政策的重要考量﹔優化創新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引導金融機構加力支持擴大內需、科技創新、中小微企業等重點領域﹔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繼續實施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這再次明確了支持性的貨幣政策立場保持不變，也給市場吃了“定心丸”。

　　適度寬鬆的基調不變

　　對於2026年貨幣政策取向，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在3月6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舉行的經濟主題記者會上作了詳細介紹，分別從數量、利率、結構、匯率等方面加以解釋。

　　在數量上，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存款准備金工具之外，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箱中還包括逆回購、中期借貸便利（MLF）、買賣國債等多種公開市場操作工具，人民銀行將綜合運用這些短中長期政策工具，保持市場流動性充裕，使社會融資規模、貨幣供應量增長同經濟增長、價格總水平預期目標相匹配。

　　在利率上，將根據經濟金融形勢的變化和宏觀經濟運行情況，引導和調控好利率水平，促進社會綜合融資成本低位運行。強化利率政策執行和監督，對於一些不合理的、容易削減貨幣政策傳導的市場行為加強規范。

　　在結構上，引導金融機構科學評估風險，優化信貸結構，分類施策、有扶有控，從金融的角度抑制一些行業的“內卷式”競爭，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加強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在貼息、擔保和風險成本分擔等方面的協同配合，放大政策效果。

　　在匯率上，今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有所升值，這與我國經濟持續向好、美元指數總體走弱、企業季節性結匯等有關，目前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匯率水平處於近些年的中值區間。經過多年發展，中國外匯市場的參與主體更加成熟，市場更具韌性。人民銀行鼓勵金融機構為企業管理匯率風險提供服務，目前企業利用匯率避險工具的比例和在跨境貿易收付中使用人民幣的佔比均已達到30%，合計相當於約60%的進出口貿易受匯率變動影響較小，今年這一比例還有望進一步提升。

　　近年來，我國貨幣政策一直延續支持性立場。通過梳理可以發現，2018年下半年以來，我國已18次下調存款准備金率，向市場提供的中長期流動性持續在銀行體系和金融市場發揮作用。與2018年下半年本輪降息周期以來的高點相比，政策利率共下調了10次，累計下調1.15個百分點，引導企業貸款利率和個人房貸利率分別下降2.5個和2.7個百分點。粗略匡算，當前人民幣貸款余額約270萬億元，按照貸款利率下降2.5個百分點計算，相當於每年為貸款主體節約利息支出超過6萬億元。

　　與此同時，專家表示，相較於發達經濟體央行的貨幣政策，我國貨幣政策長期立足跨周期視角，沒有大收大放，支持實體經濟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更強。中國個人房貸利率水平已經接近美國、英國、日本“零利率”時期房貸利率的平均水平。

　　“支持性的貨幣政策立場不變，將為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創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溫彬認為，后續央行將根據經濟金融形勢的變化和宏觀經濟運行情況，重視政策實施的質量和長遠效果。央行將更多運用質押式和買斷式逆回購、MLF、公開市場買賣國債等多種流動性投放工具，短中長期相結合，實現“削峰填谷”，保持流動性充裕和資金利率平穩運行，穩市場、穩預期。

　　優化創新結構性工具

　　結構層面，今年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重點將聚焦支持擴大內需、科技創新和中小微企業。同時將引導金融機構優化信貸結構，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

　　“今年貨幣政策對結構性工具的重視程度上升，強調要適當增加規模，完善實施方式，對重點領域與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不減。同時提出要充分發揮數據要素、知識產權等無形資產作用，強化考核評估、融資擔保、風險補償等支持措施，此舉將有效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科技創新領域的支持力度。”廣開首席產業研究院首席金融研究員王運金說。

　　溫彬表示，今年1月，為更好促進政策效果，央行已先行出台結構性降息等8項政策，將支農支小再貸款與再貼現打通使用，對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提額擴面。這些舉措旨在提高結構性工具的吸引力、強化精准滴灌，並避免政策資源冗余，提升政策工具的支持精准度和使用效率。

　　近期，央行發布了2025年第四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其中有兩篇專欄涉及支持優化結構。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高級研究員龐溟認為，隨著我國經濟結構加快轉型升級，金融服務需要適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也是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的明確要求，人民銀行將更加重視支持推進經濟結構轉型優化，積極引導金融機構加力支持擴大內需、科技創新、中小微企業等重點領域。

　　處理好“三重平衡”

　　除了回應當前的政策立場，潘功勝在記者會上還明確，人民銀行將落實好“十五五”規劃綱要部署，構建科學穩健的貨幣政策體系，處理好短期與長期、穩增長與防風險、內部與外部的關系，從貨幣政策的目標、工具、傳導等方面統籌推進。

　　這與此前央行多次表態一脈相承。早在2024年6月的陸家嘴論壇上，潘功勝就曾提出“我國貨幣政策要注重把握和處理好短期與長期、穩增長與防風險、內部與外部三方面的關系”。對於上述三方面關系的平衡，受訪專家表示，央行權衡長短期目標的最主要體現是堅持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此外，人民銀行日常操作也會合理權衡長短期因素。

　　龐溟認為，可以看到央行一直在總量上努力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處於充裕水平，保持貨幣信貸與實際需求匹配，同時又堅持不搞“大水漫灌”﹔價格上引導商業銀行向實體經濟讓利，同時也要實現銀行自身穩健經營，支持銀行補充資本金、引導銀行負債端成本下行，增強銀行服務實體經濟的可持續性。

　　對於內部與外部均衡，則體現在我國貨幣政策主要考慮國內經濟金融形勢需要進行調控，兼顧其他經濟體經濟和貨幣政策周期的外溢影響。“貨幣政策首先立足國內發展。”招聯首席經濟學家董希淼說，我國貨幣政策頂住了外部壓力，支持擴大了國內有效需求，同時政策調整穩妥審慎。

　　貨幣政策框架從數量型為主向價格型為主轉型，是現代貨幣政策框架的重要標志。專家表示，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和經濟現代化程度的提高，美國、日本等央行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都曾出現過金融脫媒加速，數量目標可控性、可測性及與實體經濟相關性下降的過程，並逐步淡化數量中介目標，轉向價格型調控。這也正是我國貨幣政策框架轉型的方向。

　　傳導層面，溫彬認為，預計將在近兩年貨幣政策框架轉型的基礎上進一步鞏固優化，暢通由政策利率向市場基准利率再到各種金融市場利率的傳導。“考慮到當前信貸利率水平已處於歷史低位，保持銀行息差仍為重要目標，對社會綜合融資成本的表述，也從去年的‘推動下降’調整為‘促進低位運行’。后續降低融資成本，將更多通過規范信貸市場經營行為，降低融資中間費用實現，包括有序擴大明示企業貸款綜合融資成本工作覆蓋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