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中國大寫意】

從城市“包袱”到發展“財富”，“垃圾”到底經歷了什麼？前段時間，本版推出深度報道《從“垃圾圍城”到“變廢為寶”，怎麼做到的？》引發熱議。不少網友問：“既然垃圾都燒掉了，還需要垃圾分類嗎？”“新技術怎麼這麼神奇？”本期我們邀請各方專家，共同解答網友關切——

訪談嘉賓

郭雲高 中華環保聯合會能源環境專委會秘書長

陳冠益 天津商業大學校長

何彬海 深圳市天楹環保能源有限公司（平湖垃圾焚燒發電廠二期）總工程師

沈蘇南 公眾環境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技術、產能雙重躍升

記者：從城市“包袱”到發展“財富”，生活垃圾這些年到底經歷了什麼？又折射出哪些變化？

何彬海：我先來聊聊。從過去粗放式的“填埋處理”，到如今“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的系統治理，生活垃圾不僅擺脫了“城市包袱”的標簽，更成為循環經濟的重要資源。這一蝶變，本質上是我們城市治理理念、技術革新、科學發展、社會認知等全方位升級的縮影。

過去，垃圾填埋場遍地開花，是城市發展的“痛點”﹔如今，包括深圳在內的多地已實現生活垃圾零填埋，不僅節約了大量土地資源，更有效改善了居民生活環境。

隨著技術能力的迭代升級，焚燒處置實現了“垃圾減量+能源產出”的雙重價值，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融入垃圾治理，推動垃圾處理效率、資源化率、無害化水平大幅提升。此外，垃圾資源化利用還推動再生資源產業、環保科技產業、新能源產業發展，成為城市經濟新的增長點。

陳冠益：沒錯！早年間，垃圾處理面臨著填埋佔地、焚燒粗放的困境。現在，我國垃圾焚燒技術已實現引進、消化到自主創新甚至反向出口的躍升，裝備國產化率幾乎達到100%，單條焚燒線日處理能力從幾百噸提高到上千噸，相關的大型化焚燒爐模擬與制造、智能化分揀、煙氣超低排放淨化等技術不斷突破，先進的綠色科技讓垃圾處理變得高效清潔。

當然，目前我國垃圾處理行業整體仍處於以公共投入為主、市場化收益為輔的階段，尚未實現完全市場化盈利。隨著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耗、技術發展和垃圾資源價值不斷被激活，城市生活垃圾在未來可能成為真正的“財富”。

郭雲高：實現這些轉變的關鍵，在於中國垃圾焚燒技術與垃圾焚燒產能的雙重躍升。近年來，我國垃圾焚燒技術不斷飛躍，排放標准甚至嚴於歐盟標准，徹底改變了“談燒色變”的局面。

當前，行業面臨產能區域性過剩、環保標准加嚴及補貼政策調整的三重挑戰，倒逼行業從追求規模擴張轉向精細化管理。可以說，智慧化、數智化改造運維成為行業向內挖掘，降本增效保安全的必修課。

隨著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垃圾焚燒廠不再是孤立的末端環境設施，而是深度融入城市能源體系，承擔起提供綠色熱力、電力、區域能源保供的重要角色，真正成為城市高質量發展的綠色引擎。

分類越精細，焚燒越高效

記者：不過，也有不少網友產生這樣的疑問：既然都是送去燒掉，是不是不用垃圾分類了？

何彬海：垃圾焚燒發電是目前垃圾無害化、資源化處理的主要方式，其核心工藝是焚燒，如果混合垃圾直接送入焚燒廠，會出現諸多問題：

比如，混入大量廚余垃圾會導致垃圾含水率高，燃燒不充分，降低發電效率、增加燃料消耗﹔混入玻璃、磚塊、金屬等不可燃、高硬度物質，會磨損焚燒爐設備、增加爐體維護成本，導致焚燒工藝不穩定。而垃圾分類后，可燃垃圾被集中處理，能將能源回收效益最大化，這也是垃圾焚燒廠高效穩定運行的關鍵。

垃圾中的廢電池、廢燈管、廢藥品等有害物質，若不進行分類，直接混入焚燒爐，高溫焚燒會釋放汞、鎘、鉛、二噁英等劇毒物質，嚴重污染大氣、土壤和水源，破壞生態環境，危害人體健康。

可見，垃圾分類能將有害垃圾單獨收集、專門處理，從源頭規避焚燒過程中的污染風險。這是垃圾焚燒無害化處理的前置安全屏障。

沈蘇南：垃圾分類和源頭減量是“前端治理”，焚燒發電是“末端兜底”，兩者互為補充，而非相互替代。減少不必要的消費、延長物品使用壽命、促進資源循環利用，有益於碳減排和實現環境效益。如果過度消費、隨意浪費，僅僅依靠焚燒來善后，本質上是“用高能耗來抵消低效率”，不符合碳中和的長期目標，其綜合社會成本也高於垃圾分類。

郭雲高：節約資源是我國的基本國策，是全社會的核心責任。垃圾焚燒技術和產能的提高，並不代表我們可以隨意浪費。實際上，對於垃圾焚燒來說，垃圾分類並非多此一舉，而是前后銜接的互補關系，前端分類越精細，后端焚燒越高效。

陳冠益：垃圾分類是“燒得好”“燒得穩”“燒得淨”的重要前提和有力保障。嚴格的分類是保障資源分質利用、實現資源不浪費、確保焚燒廠穩定運行和環保達標排放的重要手段。

公眾參與分類、踐行節約等看似微小的個體行為，匯聚起來，改變的是整個城市處理垃圾的經濟賬和環境賬。隻有大家協同努力，才能真正走好這條可持續發展之路。

全生命周期管理，價值深層挖掘

記者：如今，不少曾經的垃圾山或變身城市綠地，或被改造成了光伏電站，在各位看來，垃圾填埋場大變樣說明了什麼？

何彬海：最近很多垃圾填埋場大變樣了，其實這不單單是垃圾開挖這麼簡單。針對垃圾填埋場的土壤污染、地下水污染、惡臭污染等問題，進行治理與修復，使其能夠達到環保安全標准才是重點工作。這些年形成的原位修復、異位修復、生物修復、防滲加固等成套技術，讓污染土地達到生態利用、建筑使用的標准，為綠地、光伏電站、產業園建設筑牢了安全基礎。

而這變化的背后，是一場關於認知、技術、治理、產業的全方位革命，是中國環保人數十年如一日的探索與努力。我們用實際行動向世界証明：我們有能力讓曾經的環境問題轉化為城市高質量發展的資源，讓垃圾治理成為推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重要力量。與此同時，中國也為世界各國破解垃圾圍城、土地資源短缺、生態修復等共性問題提供了重要借鑒。

沈蘇南：對於已封場的填埋場，通過沼氣收集發電、覆綠造景、建設光伏或儲能電站，實現了土地資源的最大化利用，垃圾處理也正從單一的環境保護手段，演變為集能源供應、生態修復、空間再造和碳減排於一體的綜合性解決方案。中國的實踐証明，將垃圾焚燒廠、餐廚處理廠、分揀中心、再生資源廠集中布局在循環經濟產業園內，形成“資源—產品—再生資源—能源”的閉環，是破解“垃圾圍城”，提高循環經濟運行效率的有效模式。

陳冠益：表面上看，這是處置形態與空間功能的轉變，垃圾處理設施不再是單一功能的終點站，而成為與能源、景觀、公共空間以及文化融合的復合載體，本質上是我國垃圾治理體系正在從“無害化兜底”邁向“全鏈條價值創造”的系統性躍升，是發展理念、技術創新、治理模式的深刻變革與全方位突破，也為全球垃圾治理提供了寶貴的中國經驗。

其一，必須堅持技術創新，這是破解環境治理難題的核心動力。我國自主研發的先進垃圾焚燒、填埋場生態修復、污染物控制等技術，適配我國乃至發展中國家的垃圾特性與經濟水平，為全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可復制的治理方案。

其二，必須堅持系統思維，垃圾治理不能局限於末端處置，而應融入城市發展的大格局，與生態建設、能源保障、民生服務深度協同，實現環境、經濟與社會效益的統一。

其三，必須踐行循環經濟理念，隻有構建“源頭減量—分類回收—資源化利用—末端兜底”的全鏈條閉環，才能真正實現城市代謝的良性循環，為全球碳中和目標落地提供可借鑒的中國實踐。

敞開大門，“城市客廳”等你來

記者：以前，誰會願意去垃圾填埋場或垃圾焚燒廠呢？可現在，它們卻變為主動向市民開放的“城市客廳”，真是讓人沒想到！

何彬海：垃圾焚燒廠能有如此變化，是我們環保人最大的欣慰。二十多年前，垃圾焚燒剛發展的時候，人們很不了解，總以為垃圾焚燒會帶來更大的污染。現如今垃圾焚燒廠轉變為向公眾開放的“城市客廳”“教育基地”，甚至是人們日常健身的場所，這一變化兼具生態、社會、經濟、文化等多重維度的深遠意義。

陳冠益：這個變化是環保走向精細化、透明化、人本化的集中體現。

設計理念的革新徹底顛覆了傳統工業設施的刻板印象。現代化焚燒廠，早已不是過去那個“臟亂差”的工業黑箱。園林化布局、藝術化建筑、科普展廳、觀景平台、運動休閑空間等，早已成為許多項目的標配。比如廣西南寧雙定垃圾焚燒發電廠，建筑師提取了喀斯特地貌的峰叢元素，外觀宛如建在曠野上的現代美術館﹔深圳東部環保發電廠則像一座巨大的圓形高科技園區。這些既硬核又浪漫的實踐，正讓昔日的“鄰避設施”轉變為真正的“城市客廳”。

這種轉變的意義是多維度、深層次且長遠的。透明化運營與主動開放重建了社會互信﹔賦予垃圾焚燒設施美學價值與公共空間功能，重塑城市居民對環境衛生基礎設施的認知，環境設施不再是城市的“背面”，而是可以融入日常生活的“正面”空間。

沈蘇南：環保設施敞開大門，讓公眾尤其是青少年身臨其境了解現代環保技術，是破除“鄰避效應”、凝聚社會環保共識的重要一步。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在參觀中，會潛移默化地養成垃圾分類、源頭減量的習慣，實現了“教育一個孩子，影響一個家庭”的目標，對推動全民環保意識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

郭雲高：深能龍崗、上海老港等垃圾焚燒廠通過“去工業化”設計，在滿足高標准運行同時，主動配套建設城市公園、體育設施、環保科普展廳等，向周邊居民免費開放，讓附近居民變為事實受益者和理解支持者。通過將廠房與城市空間融合，真正實現了“建一座工廠，還一個公園”。通過模式創新，行業正在夯實生存基礎、拓展發展空間，從單純的處理生活垃圾轉向提供“環境公共服務+綠色能源供給+生態科普體驗”的綜合載體，真正實現了高質量發展與城市和諧共生的雙向奔赴。

（本報記者 嚴聖禾 呂 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