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中國的理念、倡議與行動》白皮書。白皮書指出，全球治理是關乎人類福祉的共同事業，構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是各國人民孜孜以求的共同願景。面對層出不窮的全球性挑戰，全球治理體系必須與時偕行，為老問題尋找解決之道，在新領域填補規則空白。中國展現知行合一的大國擔當，積極打造國際公共產品，貢獻全球治理新方案。

面對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中國正以積極的態度推動技術發展與應用﹔面對人工智能飛速發展帶來的治理難題，中國正以切實的行動促進人工智能向善普惠發展，持續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倡導堅持以人為本、智能向善，支持聯合國發揮主渠道作用，推動形成具有廣泛共識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體系，讓人工智能造福全人類。

人工智能正重塑世界

習近平主席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要驅動力量，將對全球經濟社會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產生深遠影響。”隨著具身智能、生成式模型等技術的加速迭代，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重塑世界。然而，技術突飛猛進的同時，算法偏見、人工智能幻覺、隱私泄露等風險日益凸顯，人工智能治理成為全球治理難題。

第一，治理速度趕不上技術發展速度。人工智能的發展日新月異。技術的飛速發展導致治理規則剛剛制定，便難以適用於新技術的應用場景。例如，從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發到智能體的涌現，技術發展正以月甚至周為單位刷新。而智能體互聯互通引發的數據隱私、跨境泄露等問題，均已超出傳統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今年2月在新德裡人工智能影響力峰會上所言：“人工智能創新正以光速發展，其發展速度遠遠超過了我們的理解能力，更不用說對它進行有效治理。”

第二，全球治理體系碎片化趨勢明顯。為推動人工智能發展，各國各地區均從自身需要開展了人工智能治理。如歐盟推出《人工智能法案》，構建了“風險分級、分類管控、全生命周期監管、重罰威懾”的核心監管體系。美國則走上了另一條路徑：特朗普政府廢除了拜登時期的人工智能安全測試要求，以去監管化推動產業擴張，並將人工智能治理定位為“以國家競爭力為核心的總體布局”。這種分而治之的思路導致人工智能治理體系的碎片化，進而提高了治理成本。

第三，全球南方國家缺席全球治理。數據、算法、算力是人工智能發展的三大基石。但是，這三大基石均集中於少數發達國家。在算力方面，世界銀行《2025年數字化進程與趨勢》報告顯示，高收入國家擁有全球Top 500高性能計算系統的絕大多數，中低收入國家在系統數量和算力容量上明顯不足。聯合國科學和技術促進發展委員會主席穆科德指出，全球南方國家面臨數據被採集但價值未被本地留存、本土語言與文化在模型中缺失、數字基礎設施與技能存在巨大鴻溝等嚴峻挑戰。在現有技術格局和治理體系下，部分南方國家缺乏參與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討論的能力，甚至缺乏參與的渠道。

因此，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全新的思路。中國主張加強面向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合作與援助，彌合智能鴻溝，推動聯大通過加強人工智能能力建設國際合作決議，提出並實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設普惠計劃》，發起成立人工智能能力建設國際合作之友小組，打造全球發展項目庫“數字南方”品牌，舉辦多期能力建設研討班和主題對話會。這一思路直指當前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核心困境，是一條彌合全球數智鴻溝、代表全球南方利益的普惠式治理新路徑。

“中國智慧”的核心主張

中國主張以人為本、智能向善，強調平等互利與包容普惠。2025年，中國政府倡議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動計劃》和“人工智能+”國際合作倡議，呼吁各國在聯合國主導下建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為人工智能發展和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6月10日，工信部印發的《“人工智能+信息通信”創新發展實施意見（2026—2028年）》指出，中國將圍繞人工智能與信息通信融合發展相關技術、標准、應用、安全等，與各國加強交流合作，凝聚發展共識。

第一，堅持發展與安全並重。人工智能是人類智慧的延伸，是服務於人類、造福於人類的工具，其治理不能以犧牲發展為代價，也不能以忽視安全為借口。中國主張在人工智能賦能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有效防范和化解各類風險。這一點與歐盟偏重風險監管的路徑形成鮮明對比，也與美國偏重產業競爭的思路顯著不同——中國方案是在“發展”與“安全”兩個目標之間尋找動態平衡，最大限度地發揮人工智能的正面作用。

第二，堅持公平普惠，反對技術霸權。中國呼吁全世界共同營造開放、平等、公平、非歧視的人工智能發展環境。今年4月，由中國科協組織中國人工智能學會等16家單位共同起草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科技社團倡議》提出，尊重各國平等參與人工智能研究與治理的權利，反對技術霸權、學術壁壘、排他性“小圈子”及不合理技術壟斷。同時，中國高度重視人工智能軍事應用風險防范，主張各國在研發使用相關技術時應採取慎重負責態度，確保有關武器系統始終處於人類控制之下，防止人工智能軍備競賽。

第三，堅持多邊主義，以聯合國為主渠道。人工智能具有跨國界、跨領域特征，其發展帶來的風險具有全球性影響，單一國家或少數國家均無法獨自應對。中國深刻認識到人工智能這一特點，始終堅持多邊主義，支持聯合國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發揮核心作用。2024年，中國推動聯合國通過加強人工智能能力建設國際合作決議，旨在幫助發展中國家提升人工智能能力，彌合數智鴻溝，確保全球共享人工智能發展成果。

第四，堅持開放包容，倡導文明互鑒。各國歷史文化傳統、社會制度、發展水平各不相同，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不能“一刀切”，應當在尊重差異的基礎上凝聚共識。《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科技社團倡議》強調，科技社團應以開放包容的姿態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合作，以務實有效的舉措推動智能向善，為促進人工智能技術造福全人類，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智慧和力量。這一立場超越了“監管競賽”的思維框架，開辟了一條基於平等對話的治理路徑。

中國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核心主張，既根植於中國自身在科技治理中積累的豐富經驗，又著眼於全球治理格局中的公平與正義，將治理合法性建立在包容性和普遍參與之上，與西方治理路徑存在根本差異。同時，中國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主張並非以“替代”現有秩序為目標，而是以“補充”和“糾偏”為路徑，即在治理體系碎片化時提供凝聚平台，在全球南方缺席時提供賦能渠道。這種“做增量”而非“爭存量”的思路，是中國方案區別於傳統治理博弈的主要特征。

人工智能是一面鏡子，能夠照出全球治理體系中既有不公﹔也是一扇窗口，能夠為構建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提供機遇。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是中國踐行全球治理倡議的重要內容，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應有擔當，也是應對人類共同挑戰的時代之需。

（作者：周京艷、高逸超，分別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北京市科學技術研究院副研究員，北京市科學技術研究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