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正在迅速改變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對宏觀經濟、產業結構、收入分配、人口就業等產生前所未有的影響。在數字鴻溝不斷拉大的背景下，要實現人工智能普惠發展，應當秉持以人為本、向上向善理念，讓人工智能成為促進共同繁榮、維護共同安全的一個重要動力源。

　　在現代市場經濟體系中，收入分配通常被劃分為三個層次：初次分配由市場機制主導，再分配由政府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實現，第三次分配則依賴社會慈善與公益力量。在人工智能技術加速發展的當下，這一框架正遭受挑戰。

　　當前，人工智能技術正在創造一種新的就業格局：一方面自動化處理大量常規任務，另一方面為具備互補技能的勞動者創造新的高價值崗位，但中間存在巨大的轉型鴻溝，使得初次分配失衡加劇。在再分配環節，傳統財稅工具的局限也日益凸顯。數字經濟的無形化和全球化使稅基嚴重侵蝕。傳統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在穩定雇佣關系的基礎之上，人工智能時代的零工經濟和平台就業正在沖擊這一基礎。而第三次分配又高度依賴高收入群體的自願，無法形成制度性的再平衡力量，更加難以追趕資本積累的速度。

　　這需要各方在觀念變革、工作制度重構和分配機制創新上進行重新思考和設計。

　　一是重新審視“勞動”與“價值”之間的關系。工業革命以來，個人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回報主要由其勞動貢獻決定。但當人工智能系統能夠完成越來越多的生產性任務時，將人的價值等同於其勞動市場表現的觀念已經發生變化。社會需要建立一種新的共識：社會財富的分配還應基於公民權利或社會價值，而非僅僅基於市場貢獻。

　　二是擺脫工作時間的桎梏。工作時間的縮短是技術進步的伴隨物。人工智能時代為工時縮短提供了新的技術基礎和現實緊迫性。縮短工時可以將生產率提升轉化為更多的閑暇時間，同時維持充分就業。

　　三是建立技術進步收益與社會保障體系之間的制度性聯結。數據應被視為一種勞動產品，數據的生產者（即普通用戶）應當獲得相應的報酬。要將這種可能性轉化為現實，需要打通技術進步收益與社會保障體系之間的障礙。具體而言，當人工智能提高了特定行業或企業的生產率時，由此產生的超額利潤應通過制度化渠道部分轉化為社會保障基金。

　　在全球范圍內，人工智能時代的分配是所有國家都需要面對的挑戰，但各國應對這一挑戰的能力存在顯著差異。中國高度數字化的社會基礎設施，為應對人工智能時代的分配問題提供了重要基礎﹔而各級政府部門在經濟政策制定和執行方面具有更強的連貫性和執行力，為減輕分配問題提供了重要保障。近年來，中國積極擁抱人工智能發展，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加強人工智能科技創新，積極推進“人工智能+”行動，培育各類主體共生共榮的健康生態。數據顯示，中國已經是全球人工智能專利最大擁有國，去年人工智能核心產業規模超過1.2萬億元,企業數量超過6200家，成為全球智能化轉型的重要引擎。各類智能終端走進千家萬戶，切實惠及民生。

　　中國的產業政策能夠在推動技術進步的同時，將分配目標內嵌於產業發展戰略之中。例如，在人工智能應用於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領域時，政府部門積極引導技術成果優先服務於欠發達地區和弱勢群體，而非完全由市場需求決定技術擴散的方向。同時中國在數字支付、社會信用體系和公共服務數字化方面的領先地位，為實施新型分配政策提供了技術基礎設施。

　　人工智能時代的核心政策挑戰不是技術本身，而是“誰來決定技術為誰服務”。中國的優勢就在於其制度設計能夠更直接地將技術進步的收益服務於全體社會成員。在人工智能普惠發展背景下，中國有望為世界貢獻更多關於紅利分配的方案。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宏觀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