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開放在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不斷擴大對外開放、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我國發展不斷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寶。”這一重要論斷，深刻揭示了開放、改革、發展相互貫通、相互促進的內在規律。新時代以來，我國統籌推進深層次改革和高水平開放，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提升開放質量和效能，推動開放、改革、發展良性互動，取得一系列歷史性成就。新征程上，必須堅定不移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在開放和改革相互促進中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注入強勁動力。

充分認識三者的內在統一關系

開放、改革、發展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促進、相互支撐的有機整體。深刻把握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的理論邏輯與時代價值，至關重要。

開放是改革的重要動力，改革是開放的前提和保障，發展是改革開放的根本目的。其一，開放拓展改革視野、倒逼體制機制改革。開放不僅是對外交流合作的過程，也是推動國內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對外開放使我們能夠接觸國際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制度規則，看到差距、找到不足，進而形成深化改革的壓力和動力。其二，改革破除制約開放的體制機制障礙，為擴大開放提供制度保障。開放越深入，越需要制度支撐。離開了改革，高水平開放就難以持續推進。特別是在市場准入、產權保護、監管規則、法治環境等方面，如果制度供給跟不上，開放就難以深入下去。隻有通過深化改革，打通制約要素流動、市場對接和規則銜接的堵點，才能為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開放創造條件。其三，發展既是改革開放的目的，也是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基礎。改革破除舊體制的束縛，釋放社會生產力，激發發展的內在活力，開放則為中國提供融入世界、學習借鑒、提升自我的寶貴機會，拓寬國家發展的國際視野和戰略空間。高質量發展取得實效，才能為進一步推進改革、擴大開放提供有力支撐。

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體現了在新時代條件下對改革開放規律認識的深化。其突出的理論創新，在於將對外開放置於中國式現代化全局中謀劃和推進，賦予開放豐富的時代內涵。開放不只是經濟層面的外貿外資問題，不只是為了擴大貿易、吸引外資，更是為了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服務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開放從單純追求規模擴張，轉向更加注重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同時，開放方式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規制、管理、標准等制度型開放拓展。傳統開放更多體現為商品貿易自由化、資本和勞動力要素流動便利化以及加工貿易和招商引資等方面的政策安排。高水平開放則更加注重制度層面的對接與創新，強調與國際高標准經貿規則相銜接，推動投資、貿易、金融、知識產權、政府採購、環境保護、數字經濟等領域開放。這種轉變，不僅意味著開放內容更深、層次更高、要求更嚴，也意味著開放與改革之間的關系更加緊密。換言之，制度型開放把外部規則與內部治理統一起來，把參與國際競爭與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統一起來，體現了更加成熟、更具主動性的開放觀。此外，這一理論創新還體現在統籌開放和安全方面。高水平開放，是在安全可控前提下穩步推進，主動塑造規則，以內外聯動增強韌性。

當前，世界經濟復蘇乏力，逆全球化、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國際經貿規則和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加速重構，全球發展不確定性顯著上升。在這樣的背景下，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更具現實緊迫性。

第一，這是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的必然要求。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明顯，但要將市場潛力真正轉化為發展動能，必須通過高水平開放把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更好連接起來。一方面，利用國際市場拓展發展空間，穩定外貿外資基本盤，提升我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另一方面，通過擴大開放吸引全球優質資本、技術、人才、數據等資源要素，更好服務做強國內大循環。隻有堅持開放，才能在更大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提升供給體系質量、增強產業鏈供應鏈韌性，進而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第二，這是塑造發展新動能的關鍵抓手。當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傳統依靠要素投入、低成本優勢和資源消耗的增長方式難以為繼，必須依靠科技創新、制度創新和開放合作培育新動能。高水平開放有助於引進先進技術、促進跨國研發合作，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廣闊空間。同時，開放還能夠倒逼國內企業加快轉型升級，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和國際化經營能力，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

第三，這是提升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的重要途徑。國際競爭不只是產品競爭、價格競爭，更是制度競爭、規則競爭和治理能力競爭。一個國家能否在全球競爭中佔據主動，關鍵看開放水平、制度水平和創新水平。擴大高水平開放能夠增強我國市場吸引力和制度吸引力，提升全球資源配置能力。同時，開放合作能夠擴大中國理念、中國方案、中國經驗的國際影響，促進開放型世界經濟發展，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

三者相互促進形成良性循環

黨的十八大以來，依托超大規模市場、完備產業體系和豐富應用場景優勢，我國持續擴大貿易和投資領域開放，穩步推進制度型開放，深度融入世界經濟。實踐表明，開放擴大了改革發展的空間，改革提升了開放的質量和效能，發展積累的綜合優勢為更高水平開放提供了堅實支撐，形成開放、改革、發展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持續擴大開放，夯實改革發展基礎。貿易和投資是對外開放的直接載體，也是聯通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重要渠道。新時代以來，我國持續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促進貨物貿易提質升級、服務貿易創新發展，開放型經濟的規模優勢和韌性進一步增強。2025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達到45.47萬億元，同比增長3.8%，繼續保持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地位﹔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達到8.08萬億元，同比增長7.4%，首次突破8萬億元。根據海關總署最新公布的數據，2026年上半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達到25.47萬億元，同比增長16.9%。面對外部環境復雜變化，我國外貿規模穩步擴大、結構持續優化，表明制造業的供給能力、經營主體的應變能力不斷提升，創新動力更加強勁。

開放的擴大促進了投資結構優化和市場環境改善。2025年，全國新設外商投資企業70392家，同比增長19.1%﹔高技術產業實際使用外資2417.7億元，佔全國實際使用外資的32.3%。外資企業更加重視在華市場布局、研發創新和產業協同，國內產業也在開放競爭中加快改造升級。圍繞外資企業關切的市場准入、知識產權保護、數據跨境流動等問題，我國持續完善相關制度安排。開放帶來的市場競爭和規則要求，也促使我們更加注重穩定預期、優化服務和維護公平競爭，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動高質量發展奠定基礎。

推進制度型開放，牽引重點領域改革。開放的水平，取決於制度供給的質量。新時代以來，我國著力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准等制度型開放，主動對接國際高標准經貿規則，在開放中完善國內制度體系。自由貿易試驗區、海南自由貿易港和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等平台，成為推進制度創新、深化重點領域改革的重要載體。目前，我國自由貿易試驗區總數達到23個，形成覆蓋東部沿海、內陸腹地和沿邊地區的開放布局。

開放平台的作用不僅在於集聚外貿外資資源，更在於通過先行先試為全國改革探索路徑。近年來，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由外資准入逐步延伸至跨境服務貿易、數據跨境流動等領域，推動投資管理由審批管理向負面清單管理轉變。上海等有條件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和海南自由貿易港主動對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等高標准經貿規則，累計推出兩批110余項試點措施，涉及貿易、投資、知識產權、政府採購和環境保護等重點領域。從局部試點到復制推廣，從政策創新到制度完善，各類開放平台不斷將外部規則壓力轉化為內部改革動力，監管方式、治理機制和營商環境持續優化，推進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深化重點領域改革，激發高質量發展動能。開放帶來的資源流動、競爭壓力和規則對接，隻有通過深化改革才能真正轉化為發展動能。新時代以來，我國圍繞市場准入、產權保護、公平競爭和要素配置等重點領域持續推進改革，促進資本、技術、人才等要素向創新活動和高附加值環節集聚。隨著開放環境和市場環境不斷改善，越來越多外資企業在華設立地區總部和研發中心，國內企業也在更廣范圍參與國際競爭，吸收先進經驗，提升創新能力。

改革與開放協同推進，增強了產業升級的內生動力。2025年，我國高技術產品出口額達到5.25萬億元，佔出口總額的19.5%。高技術產品出口比重提高，反映出我國外貿競爭優勢正由成本優勢更多轉向技術、質量和品牌優勢。服務貿易、數字貿易等新業態持續發展，跨境電商、保稅維修等新模式不斷拓展，為傳統產業轉型和新興產業成長提供了新的支撐。實踐說明，擴大開放能夠引入先進要素、拓展市場空間，但決定開放成效的關鍵仍在於國內改革能否及時跟進。隻有不斷完善市場體系、優化營商環境、激發企業創新活力，才能把開放帶來的資源轉化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現實能力。

依托發展新優勢，拓展更高水平開放空間。經過長期發展，我國形成超大規模市場、完整產業體系等優勢，具備在更高層次參與國際分工、配置全球資源和推動國際合作的條件。發展水平不斷提高，為我國向更加主動、更具韌性的高水平開放轉變提供了有利條件。2025年，我國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約1.25萬億元，同比增長7.4%。企業通過對外投資、國際產能合作和海外服務網絡建設，推動技術、裝備和服務走向世界，在全球市場中提升資源配置和風險應對能力。

中國的發展為世界發展提供了更多機遇。2025年，我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貨物貿易額達到23.6萬億元，同比增長6.3%，佔全國外貿總額的51.9%。從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到裝備制造、綠色能源和數字經濟合作，我國與共建國家的經貿聯系更加緊密，資源互補和產業協同持續深化。截至2026年1月，我國已與31個國家和地區簽署24個自由貿易協定，自貿伙伴遍及五大洲。依托不斷增強的綜合國力和發展新優勢，我國在擴大自身開放的同時，也以更大市場容量、更強產業配套能力和更廣合作平台，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

深化改革開放提升發展效能

隨著開放不斷深入，決定發展質量的因素越來越集中於市場體系能否有效運行、治理機制能否適應新業態發展、資源能否流向效率更高的部門。以高水平開放推動深層次改革、高質量發展，需堅持對外開放與深化改革相結合，把開放的著力點放在降低制度成本、改善資源配置和推動產業升級等方面，形成開放牽引改革、改革提升發展效能的傳導機制，使我國市場規模、產業體系和應用場景優勢更好轉化為國際競爭優勢。

以擴大高水平開放牽引重點領域改革。立足國內產業轉型升級、消費結構變化和技術進步的需要，有序拓展開放領域，提高開放對制度改革的帶動作用。當前，服務業開放具有較大潛力，應圍繞提高服務供給質量和增強生產性服務能力，穩步擴大電信、醫療、金融和數字服務等領域開放，引入具有技術、管理和服務優勢的經營主體。開放政策應從市場准入方面延伸到企業實際經營過程中，推動解決准入以后仍然存在的隱性限制，使各類企業能夠在相對統一的規則下參與競爭。自由貿易試驗區、海南自由貿易港和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應加強對新型監管方式的探索，圍繞跨部門協同、新業態治理和要素跨境流動形成較為成熟的制度安排，並將經過檢驗的經驗及時向更大范圍推廣。地方吸引外資要逐步減少對短期優惠的依賴，更多通過穩定政策、改善服務和增強產業配套形成持續吸引力，減少對微觀經營活動的不當干預，提高監管的規范性和有效性。

以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開放能夠擴大資本、技術和人才的來源，但這些資源能否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取決於國內市場能否實現資源要素的順暢流動和有效配置。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應重點清理地方性准入限制和變相保護措施，推動市場監管、產權保護和執法尺度逐步協調，使各類經營主體能夠在公平環境中開展競爭。應減少通過補貼和行政保護維系低效率企業的做法，把更多資源用於改善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和創新條件，引導地區競爭轉向比拼制度效率和發展環境。加快推進內外貿一體化，促進國內外市場在質量標准、流通渠道和認証體系等方面銜接，增強企業根據需求變化調整市場布局的能力。隻有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國內市場，開放引入的資源才能充分發揮作用。

以貿易投資創新發展增強產業競爭力。促進服務貿易、數字貿易發展與制造業轉型緊密結合，拓展研發設計、軟件服務等，提高服務要素在生產和出口中的比重，推動企業從供給單一產品向提供綜合解決方案延伸。利用外資要更加關注長期效應，招商引資評價應更多考察外資項目能否形成研發活動、帶動本地企業發展和促進技術擴散，引導外資企業在國內布局更多研發、設計和管理職能，並通過供應鏈合作和聯合創新增強與國內產業的聯系。企業對外投資也應提高經營層次，在拓展市場的同時加強品牌、渠道和服務網絡建設，提升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相關部門要完善企業出海服務，在法律合規、知識產權保護和爭端解決等方面提供有效支持，降低企業進入海外市場的制度成本。通過提高貿易投資的技術含量和產業關聯度，推動我國企業向全球價值鏈更高環節延伸，增強產業體系應對國際競爭和需求變化的能力。

以安全治理筑牢高水平對外開放屏障。開放越深入，國內經濟與世界市場的聯系越緊密，外部沖擊向國內傳導的渠道也會增多。提高安全治理能力，有助於減少外部風險對開放進程的干擾，為長期擴大開放提供穩定條件。安全規則越清晰，風險治理越精准，經營主體越容易形成穩定預期，正常的貿易投資和技術合作也越能夠持續開展。需提高風險識別和處置能力，使安全治理水平與開放程度相匹配。根據風險性質和可能造成的影響實行分類管理，對一般性經營活動提高便利化水平，對涉及重要數據、關鍵技術和重要基礎設施的活動明確管理邊界和審查要求，減少規則模糊帶來的不確定性。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建立在多元化布局和提升替代能力基礎上，要重點關注產業鏈關鍵環節對單一市場、單一來源的依賴程度，及時評估外部沖擊可能造成的影響，並通過拓展來源、增強國內供給能力和保持必要儲備提高韌性。在金融領域，要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監測和宏觀審慎管理，防止短期資本大幅波動對國內市場形成沖擊。隨著企業國際化經營不斷深入，還應完善海外風險預警和協調服務機制，提高企業應對政策變化、市場波動和突發事件的能力。

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新時代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形成的重要經驗，也是在復雜外部環境下增強發展主動權的戰略選擇。新征程上，要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把握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推動對外開放與重點領域改革協同發力，以更高水平開放拓展市場空間、匯聚優質資源、強化競爭激勵，以更深層次改革疏通經濟循環、改善資源配置、提升治理效能，在開放與改革的相互促進中不斷增強發展動力和制度優勢，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堅實支撐。

(作者系教育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