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中國網絡社會組織聯合會指導下，快手舉辦以“共探治理·共護未來”為主題的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沙龍，邀請來自行業組織、高校及研究機構、法治媒體、平台的十余位嘉賓，圍繞制度建設成效、平台治理實踐、未成年人的數字權利和多方協同共治等議題展開深度研討。

立法體系持續完善 治理深化催生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新難題

在沙龍上，多位專家對當前我國的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工作給予積極評價。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互聯網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劉曉春認為，從橫向比較來看，我國的立法體系無疑是最完備的，從《未成年人保護法》到《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再到今年落地的《可能影響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網絡信息分類辦法》等，形成了一個完整細致、不停演進優化的規范體系。

武漢大學網絡傳播與社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小曼在主題發言中指出，區別於澳大利亞、英國等國採取的禁令和封禁模式，我國在未成年人網絡保護領域走出一條系統治理、靶向治理、源頭治理三重路徑疊加的“韌性治理”之路。這套治理模式的核心是動態適應現實變化，超越簡單的“鎖閉治理”，為孩子營造健康使用互聯網的生態環境。

“這兩年，未成年人網絡保護領域最重要的變化是，把保護嵌入互聯網產品的底層規則，從‘軟呼吁’變成了‘硬約束’，推動全行業形成了保護的基本共識。”北京郵電大學互聯網治理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謝永江在圓桌討論中說，越來越多的平台已在產品開發階段就將保護機制嵌入設計，保護不再是上線后的“亡羊補牢”，投訴舉報通道的持續便捷化，也讓權利救濟能夠更快阻斷危害擴散。

成效背后也催生了新難題。劉曉春指出，違規內容轉向圈層化和隱蔽化，從公開頁面轉入封閉群組，借助黑話傳播或引流至私域，傳統監測手段部分失效。未成年人一旦退入封閉圈層，容易形成“認知分離”，成為當前治理難點。

平台未保是必答題而非加分項 厘清能力邊界正視現實局限

“在我們的認知裡面，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永遠都不是平台的加分項，而是我們的必答題。”在主題發言環節，快手應急響應中心負責人、未成年人保護項目負責人張鵬開門見山亮明了平台的基本立場。

張鵬介紹，針對當下已知風險，平台將風險細分為百余類場景，構建了覆蓋治理場景、用戶識別、內容攔截、消費干預的四層防護體系。在視頻治理上，將未成年人風險標簽從粗粒度升級為多個精細標簽。在直播場景，形成了從注冊攔截、標准建立、識別介入到分級處置的全鏈路防線。針對高危圈層，通過專項識別體系精准區分玩梗行為與真實傷害，實現鏈路閉環打擊。

此外，針對隱秘的未知風險，快手還建立了內外信號聯動與及時上報處理機制。針對高危極端場景，專門設計“粗召—精召—Agent研判—告警—人工閉環”五步鏈路，機器處理規模，人工處理判斷邊界。今年6月，平台通過多維信號捕捉到一名用戶的極端行為苗頭，分鐘級響應聯動公安完成線下干預，阻斷了悲劇的發生。

張鵬也坦誠平台在未成年保護上依然存在“視野盲區”：賬號混用、跨平台游走、線上線下行為割裂，是單靠平台自治無法根本突破的結構性難題。

“協同共治比自治更接近答案。”他呼吁，把單點防線連成一張網，在守護未成年人的長跑中與各方攜手。

王雅瓊是快手用戶體驗部運營管理負責人，她日常接觸用戶一線，曾走訪部分家庭和孩子，與他們面對面交流。她發現，不少風險的誘因藏在平台看不見的現實場景之中：部分孩子現實生活裡缺少可以傾訴的成年人，對陪伴、身份認同的心理渴求，很容易被網絡陌生關系填補，線上行為往往映射出真實世界裡的家庭關系、學業壓力或者同伴關系矛盾。

王雅瓊說，雖然平台無法替代家庭和學校給予的長期陪伴和教育，但平台要做到風險感知、快速響應，在孩子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成為那座橋梁。

沙龍現場，快手安全治理運營組負責人洪勝蘭帶領與會嘉賓模擬平台審核場景，嘉賓手持紅綠示意牌對真實案例進行現場判斷。互動環節案例涵蓋多種類型，嘉賓的判斷也因視角不同而出現一定程度的分歧。這一環節直觀展示了平台審核工作的復雜性與專業性，與會嘉賓切身感受到：那些在屏幕上一閃而過的內容，背后都需要經過精密的規則體系和人工判斷，而保護的邊界和尺度，也遠比想象中更難劃定。

專家建議在守土有責前提下 搭建跨主體共治機制

在沙龍上，多位專家的圓桌討論，將未成年人的網絡保護從“如何防”走向了“如何引導”。

北京師范大學未成年人網絡素養研究中心主任方增泉提出，兒童的數字權利不止免於網絡傷害，包含獲得權、發展權、參與與表達權、創造權四大維度。孩子不只是被動被保護的對象，也是未來的創造者和建設者。

“一定要在保護的基礎上，更好地賦予孩子創造、創新的權利，這是我們未來構造互聯網發展的非常重要的路徑。”方增泉表示。

要實現這一目標，家長們需要先補課。《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明確要求監護人承擔引導和監督職責，但現實當中不少家長的知識儲備，已經跟不上孩子的數字生活節奏。方增泉給出的建議並非一味禁止，而是提倡家長與孩子共同學習、共同成長。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員孫宏艷從實証研究角度作出補充。她說，研究發現，在影響未成年人互聯網產品使用的各類因素中，親子關系是最大影響因素，親子關系的好壞，相關數據表現會有幾十個百分點的差距。

“在家庭教育層面，我經常跟家長說四句話，核心任務就是要跟孩子搞好關系、過好日子、要夸好孩子、立好規矩。”孫宏艷說。

她認為，在保護和引導未成年人健康用網上，多方開展工作的基礎是“守土有責”，家庭、學校、平台、監管部門要先立足自身主責主業，但不能各掃門前雪。同時各方應當建立跨主體的共治機制，實現 “1+1+1+1 大於 4”的治理效能，真正實現共護未來。

協同共治是整場沙龍反復提及的核心議題。來自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嘉賓從制度、實証層面呼吁多方聯動，法治媒體嘉賓也分享了媒體參與共治的實踐思考。

正義網總裁孫麗在圓桌討論中提出，我國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法律體系已經比較完善，但法律文本與普通公眾的現實認知之間仍存在距離。媒體的重要使命，就是把晦澀的法言法語從詞條裡面走出來，變成生活場景的一部分，隻有這樣才能喚起公眾對某一類犯罪行為的了解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