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K型分化”成為網絡輿論場和部分市場解讀中的高頻詞。一些分析簡單套用西方經濟敘事框架，把中國經濟轉型中出現的行業冷暖、區域快慢、個體盈虧等差異，直接解讀為經濟兩極固化、強弱永久割裂，甚至渲染新舊產業對立、大小企業分化、貧富差距持續拉大的悲觀圖景。這類觀點，並非沒有現實觸感的依據，但它混淆了現象與本質、短期波動與長期趨勢的區別，把轉型期的階段性“溫差”等同於趨勢性的“裂痕”，是對中國經濟運行邏輯的片面認知，需要正本清源加以辨析。

從概念源頭看，“K型復蘇”是新冠疫情暴發后由華爾街機構提出、流行於西方輿論場的一種敘事，對應的是資本加速向金融部門和頭部企業集中、中產階級相對萎縮的場景。在部分西方國家，危機過后大型企業、科技巨頭與高收入群體沿“K型”上臂快速修復，中小企業、傳統行業與普通工薪階層則沿“K型”下臂不斷滑落，且這種分化在西方固化的制度結構中可能呈現自我強化態勢，會演化為難以彌合的社會經濟裂痕。

用這樣一把“西方尺子”來度量中國經濟，本身就是方法論的生搬硬套。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實現了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的歷史性轉變。當前，我國新質生產力加快成長，一些新興產業增速較快，外貿出口規模屢創新高，創新驅動的主引擎作用不斷增強﹔與此同時，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一些勞動密集型行業承壓，部分企業、群體感受到經營和收入壓力。這種一升一降、一快一慢、一新一舊的結構性差異，本質是新舊動能接續轉換過程中必須經歷的陣痛，是符合經濟規律的，而非經濟結構整體撕裂的信號。用“K型分化”來描述中國經濟中的這些變化，至少存在以下三個偏差：

偏差之一，是以局部體感遮蔽全局大勢。研判宏觀經濟，不能簡單以個別行業、個別區域、個別群體的冷暖替代對整體運行態勢的判斷。從核心指標看，我國經濟大盤穩固，上半年經濟增長4.7%，處於合理區間﹔以高端制造、數智經濟、現代服務為代表的新動能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四成，經濟向新向優的特點很鮮明、趨勢在加快﹔城鎮調查失業率穩定在5%附近，就業基本盤總體平穩﹔糧食安全、能源安全、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底線牢牢守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今年7月亦上調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把這樣的全局圖景定焦在“下墜”的一側，顯然是以偏概全。

偏差之二，是低估傳統產業脫胎換骨的升級能力。一些方面有意無意放大“K型分化”的概念，其隱含的話術就是分化“敞口”將進一步擴大，從而會對部分群體的預期帶來影響。中國的傳統產業正在經歷轉型發展，但這並不意味著其結局就是注定萎縮。恰恰相反的是，由於我國高度重視推動數字化改造、智能化升級、綠色化轉型，大量傳統企業正通過技術革新、工藝優化、業態創新來降本增效、開拓市場，實現從低端粗放向高端優質的跨越。其中伴生的落后產能出清、低效模式淘汰，是產業新陳代謝、提質增效的積極變化。隻截取調整的陣痛片段，無視轉型升級的整體努力，得出的判斷必然失真。

偏差之三，是忽視中國經濟強大的內生收斂和均衡修復能力。“K型分化”預設新興產業紅利只能沉澱於少數頭部企業、少數高端環節，分化隻會越拉越大、永久固化。這種分析沒有看到，在我國完整產業體系、超大規模市場、暢通經濟循環的支撐下，新動能的紅利從來不止於新興產業自身，它會沿產業鏈配套協作向廣大中小企業擴散，沿技術外溢和人才流動向更多領域傳導，沿應用場景開放向下沉市場延伸，最終體現為經營主體活力、勞動者收入和居民消費能力的普遍改善。換句話說，新動能越是壯大，增長紅利的覆蓋面就越廣。客觀上看，這種收斂需要一定的時間周期，隨著高質量發展不斷推向深入，轉型中的“溫差”必將逐步收窄。

在如何看待“K型分化”問題上有一個關鍵的出發點，即我國擁有西方經濟體不具備的制度優勢，會更加注重發展的公平性和普惠性。經濟工作的出發點是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但不是通過抹平合理的產業差異、取消市場優勝劣汰的方式實現。避免新動能壯大過程中的“贏家通吃”現象，可以通過反壟斷、公平競爭審查和中小企業扶持政策，防止頭部企業憑借技術和資本優勢過度擠壓配套企業﹔同時，在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社保擴面的支撐下，推動產業紅利逐步轉化為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只要我們堅持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就一定能從源頭防止西式“K型”病理中的階層固化、產業割裂與社會撕裂等問題。

當然，澄清關於“K型分化”的迷思，絕不意味著回避矛盾。我們清楚地看到，新舊動能轉換的堵點仍在，內需恢復基礎尚不穩固，部分中小微企業經營壓力較大，區域、城鄉、行業之間的不平衡仍需持續破解，重點領域風險化解仍需久久為功。正視問題、直面短板，是精准施策、推動經濟持續回升向好的前提。但出路絕不是搬用西方的悲觀敘事放大焦慮、渲染割裂，而是堅定不移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持續培育新質生產力、改造升級傳統產業、暢通經濟循環、優化收入分配，讓高質量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

（作者為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副會長）